三联书店的历史回顾

1932年之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陆续在上海成立。它们有着不同的出版宗旨与目的，但同属于左翼文化阵营；它们共同经历抗日战争、上海“孤岛”以及内战的艰苦卓绝，并肩奋斗，相濡以沫，理想与信仰日益重合，最终在1948年汇合在一起，继续共同完成传播进步思想文化、启蒙大众的使命。

（一）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的发展与合并

1931年9月26日，上海。在《生活》周刊的“本周要闻”中，主编邹韬奋愤笔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作者注：九·一八事变），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此后，他连续写下《国庆与国哀》、《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等抗日檄文，公开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自己与《生活》的政治立场。

《生活》周刊原本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办公室设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的一个小过街楼里。1931年，“九·一八”国难和社会活动家、革命学者胡愈之的加盟，共同催化了主编韬奋政治思想立场的转变。这亦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避免牵连中华职业教育社，韬奋决定自主经营创办出版社。1932年7月，生活书店以股份公司名义在上海注册，全部资产不到4万元、职工20余人。此时，上海已成为中国文化出版中心，拥有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最高峰——商务印书馆。该馆盛时员工曾达5000余人，但在1932年年初日军空袭中遭受重创，整座大楼化为灰烬，中华书局当年的营业额则上升至400万元。相比之下，生活书店可谓力量薄弱，但其经营体制却不同于一般民营出版商，采取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合作社体制，每位员工都是书店持股人。生活书店见证了韬奋从进步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出版家的道路。这里也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思想的主要阵地之一。

与生活书店相同的是，李公朴1936年创办的读书出版社和钱俊瑞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均发韧于期刊：《读书生活》半月刊和《中国农村》月刊。刊物从一开始就成为三联的优良基因。这种传播方式对思想和观点的传达更为迅捷有力，因此屡遭禁止，但屡禁屡创，与图书出版一起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在国统区共同构建起了进步思想启蒙平台，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不断壮大文化阵地，读者遍及海内外，为日后三联书店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三家书店出版了一大批进步刊物与书籍。例如，1936年生活书店以“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之名为掩护，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恩系列著作。以读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至1948年发行了32版，成为该社的品牌畅销书。毛泽东1936年曾在延安给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新知书店一直以出版进步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系统地介绍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如《通俗经济学》、《大众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基本知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这些图书都深受读者欢迎，一再重版，帮助三家出身单薄的出版社站住了脚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三家书店的部分人员留在上海继续坚持出版工作，主力部队辗转撤往武汉、重庆等地。虽是在国民党高压文化政策中艰难求生，但力量却迅速壮大，出版了不少进步书刊，还在桂林、贵阳、昆明、成都、广州、香港以及敌后根据地开设了分社、门店，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在上海“孤岛”中，三家书店留下的同志用租界掩护，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出版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并负担着造货供应内地几十个分支店的繁重危险任务，为三联的历史记载下了最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一页。1938年，《资本论》首个中译本就是由读书出版社在敌占区上海出版，文化学术界人士争相订购。该版本多次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重印。根据不完全统计，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量达三万多部。在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新知书店的工作人员还协助根据地在上海采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担任秘密运输工作，直至1944年上海办事处被破坏。

为了能更好地传播进步文化，这三家书店的领导者也一直致力于做好经营管理保障事业。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以政治家的头脑和生意人的精明，采取了开门办店、精兵简政、吸收社会资金、缩短生产周期、创建多渠道多形式的发行体系、创新宣传推广方式等诸多举措，实现了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兼顾，不仅使生活书店逐渐树立起形象和品格，成为新书刊的发行中心，还为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提供了经济援助。读书出版社的同志甚至开过土式卷烟厂，做过桐油、烟叶和碘酒的生意补贴出版。即使困难重重，三家书店仍然努力降低成本减轻读者负担。据1940年6月统计，生活书店书籍定价为每面7.5厘，中华、开明为每面8.8厘，商务为每面1分1厘。这些创举的背后，是百余名职工所经历的难以想象的巨大艰辛，以及“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出版职业精神。

党中央领导人一直给予三家书店及时的指导与关怀。1942年8月，周恩来明确指示：“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严重的损失。”（见《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538页）遵照指示，三家书店采取的策略是：将已有的机构逐一排了队，第一线的出版机构，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的机构则偏重于出版理论性著作和现实政治接触较少的历史读物和社科基础读物；第三线则以出版中外文艺读物、知识性读物和工具书为主。

三家书店还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党交给的其他任务，如筹措资金、联络社会上层等。新知书店还担任过印刷传单、编印宣传品、做联络工作的交通站和情报掩护工作等，“皖南事变”后还利用分支机构妥善隐蔽了一批地下党员。

在艰苦激越的革命出版工作中，三家出版社结下了共同的战斗友谊，明确了共同的目标和信仰，根据党的出版事业发展的要求，开始了三店合一的道路。1943年12月19日，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峨嵋出版社为核心，联合上海杂志公司、作家书屋、五十年代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等13家出版单位，共同组建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共同反对国民党压迫，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维护出版业的正当权益、扩大民主统一战线。1945年11月1日，在党的指示下，重庆三家分店正式合并，组成三联重庆分店。1948年10月26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在香港正式成立，1949年3月迁往北京。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三家书店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出版社所出。可见，三家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统区新闻出版的主要阵地。他们矢志不渝地传播先进思想，共同把革命出版发行工作推进到中小城市，在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汗血书店等所不曾设置分支机构的国民党统治区域，抢占了阵地。

为三联事业做出了奠基工作的出版人们，经历了经济困顿、战火洗礼、牢狱之灾乃至性命危急之后，仍然以热血、信念和勇气维护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家国情怀。只有了解了三联出版人在1949年之前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经历的苦难与挫折，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何能有如此执着的出版信念与三联情怀，让他们在三联被并人人民出版社后念念不忘、执着要求复社，在文化大革命后一往直前打破禁锢、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发出“读书无禁区”的呐喊，在垂垂暮年仍然鞠躬尽瘁校勘文章编辑书刊。三联是与他们的青春、生命紧紧相连的伟大事业，是他们推动了三联的历史，也衔接了中国文化的命脉。

（二）新中国成立后三联书店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历经波澜壮阔革命征程的三联书店曾经的使命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傅雷家书》、《随想录》、《情爱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陈寅恪集》、《金庸作品集》等书籍以及《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等刊物的创立出版，在新中国文化史与出版史上印下了一串串光辉而深刻的足迹。三联自身则实现了“从红色出版中心到学术文化出版重镇”（樊希安语）的重要转向，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垒砌起一个散发着煦暖与馥郁的人文气息的精神家园。然而，这种转向充满艰难、乐观、奋进与坚韧。

1.并入人民出版社后三联的作为

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成为副牌，直至1986年才重新恢复独立建制，其间隔长达30余年，并且经历了“文革”中被打为“三十年代黑店”的不公正遭遇。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这种复生是独特的、仅有的，其背后的动力，在于民主革命时期三联书店在知识界、读书界和出版界以及海外的作为与深远影响。胡乔木、三联老工作者等出版界内外人士都曾倡议三联书店恢复独立机构。1954～1957年之间，人民出版社中设立了有独立编辑方针和计划的三联编辑部，以充分发挥现有的著译力量，出版更多的社会科学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作为人民出版社现有出版品种的补充。这个编辑部聚集了陈原、戴文葆等出版家和何世元、刘仁济、董秋水等一批专家学者，成为“知识的大本营，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沈昌文语）。

在陈原的带领下，三联的编辑分赴全国各地访问学者、教授，了解国内的著译力量。访问者包括陈寅恪、岑仲勉，李剑农、嵆文甫、朱芳圃等学者大家，以及新一辈的教授、年轻讲师、教员、助教等，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接触。这次组稿行动围绕两个重点出版方向展开：一是有计划地整理、重印过去出版过的有价值的著作，如不久就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漆树芬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周纬的《中国古代兵器史稿》等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此后一再重印，成为新中国学术出版史上的重要组成。二是根据不同学科门类制订出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最终形成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计划翻译出版1.2亿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三联编辑部所承担的这项规划，标志着以国家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规模性翻译外国作品的肇始。随后，三联还翻译出版或重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哲学史演讲录》（第一、二卷）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十几种国外名著。

这份凝聚着三联出版人远大理想的世界学术名著翻译出版规划，随着1957年三联编辑部的停顿戛然而止，数年后又在商务印书馆重生，但却对三联书店文化影响力的延续和出版理念的转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文革”之后，在出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推动下，三联编辑部的图书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傅雷家书》、《干校六记》、《文化生活译丛》等大量雅俗共赏的优秀读物，缓解了人们的阅读饥渴。

1979年，《读书》杂志以振耳发聩的《读书无禁区》一文立刊，此后成为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启蒙读物和公共文化空间，引发了思想界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这份杂志也为三联书店日后的出版之路找到了方向，即以思想类和学术文化类为主，并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烙印。

1982年，纪念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50年活动举办之后，1983年11月23日，胡绳、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缜六位三联老同志联名给文化部党组并中央宣传部写报告，建议恢复三联书店独立建制。1985年11月6日，国家劳动人事部核定了文化部关于三联书店申请编制的报告，三联书店作为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开启了一段新的历程。

2.复社后三联书店的再出发

三联恢复独立建制后，首先重拾的是老三联的学术译著传统。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早为三联奠定了学术品牌根基的，是与来自社科院及北京大学等院校的青年学者们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作出版的著名学术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在短短几年内，文库出版了一系列西方现代学术大师的著作，有《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等。这部译丛成为80年代学术出版最高水平的力作之一。这批青年译者中的多人，此后成长为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多年后，他们仍然是三联书店的忠实读者、优秀作者。

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杂志，以开放办刊、博采众长的方针，吸引了老中青、海内外众多知识分子，向读者介绍各种新书目、新知识，既有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笔谈专栏，也有阐释西方文化思想脉络的“哈佛读书札记”专栏，还有畅谈金庸、梁羽生、亦舒、唐人、林燕妮等香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作家的文章，等等。无论在“出版家办刊”时期，还是在“学者办刊”时期，介绍新知一直是《读书》杂志的重要内容。在90年代后期，《读书》也在一直跟踪、评论当代戏剧、艺术、考古、名物、文学、电影、人文地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现象和成果，让杂志在保持一定取向的基础上具有“杂”的特点。

三联书店在恢复独立建制不久，即迎来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市场的竞争与压力不断增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兼得成为三联书店时时需要直面的问题。学术书是三联的品牌，但也是“小众出版”。为摆脱经济困境，三联进行了种种尝试，并采取了“一主两翼”的发展方针，指在以期刊、发行渠道建设为双翼的辅助下，继续以学术文化出版为主业和根基。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对知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三联的学术书籍开始从人文向社科方向转变，组织出版了《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丛书》、《美国文库》、《宪政译丛》等译丛，以及《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及陈寅恪、钱锺书、黄仁宇、钱穆、吴宓、王世襄等重要学者的文集。这一时期三联的学术出版工作，更加专业、全面、精准，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保证学术品牌的同时，三联还采取了“分层一流”的原则，于是就有了《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金庸作品集》等一流大众读物的出版，但其出版是以不影响三联学术出版为前提的，例如坚持《金庸作品集》不上订货会，从而在经销商订货款有限额的前提下保证学术书的定购量。这种思路在新世纪之后演变成学术、文化、大众、旅行四条产品线的开拓，在出版优秀学术书籍之外，也向普通大众不断传播着新知识、新文化以及新的生活方式。

2002年，三联书店并入中国出版集团，实现了转企改制，并将经营方针确立为学术、文化、大众、旅行四条产品线。在学术方面，三联书店进一步加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出版了“西学源流”系列、“剑桥哲学指针（英文版）”系列等，同时组织出版了一批在各学科专业堪称领军人物的著名学者如汪晖、陈来、李零、茅海建等的力作。此外，三联书店还出版了《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巨流河》、《目送》、《镜中爹》等各类图书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引领着阅读潮流并成为经典作品。《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爱乐》、《竞争力》共同构成了三联的期刊方阵。这些刊物也无一例外地带有三联独特、浓厚的人文气息，向读者介绍新知识，传递新思想，开启新视角，并紧密相扣着现实脉搏的律动。

社会变革和阅读习惯的改变亦为三联带来了诸多挑战，甚至危机。例如，各地三联书店分销店因营业压力纷纷歇业，《爱乐》和《竞争力》经营状况不佳等等。对此，三联书店又推出了更大动作的改革创新，以去积弊，求发展，包括与上海三联书店、香港三联书店一起共同投资组建“北京三联国际文化传播公司”，成立学术、生活、文化三家出版分社。这成为三联书店创新机制、打造“大三联”品牌的重要举措。

3.三联书店出版物的品格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三联的译著出版工作，勾勒出学者们从青涩走向成熟的道路。从50年代的名著翻译规划，到80年代以翻译西方现代名著，扩大文化积累，扩展中国学术思想资源为目的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到90年代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的《学术前沿》丛书和“寓创造于学习，变后进为先进”的《宪政译从》，再到2000年之后提出“健康阅读西方”理念，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视野的《西学源流丛书》。可以看出，这些出版物连贯起一条层层递进的出版发展路线：从最初的开放怀抱引介西方先进思想以谋求促进现代化建设，到细读诠释、精深专业以促进学科建设、社会进步，再到辨析梳理、追根溯本以批判的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三联出版的学术书籍起到了一个累积渐进的过程，建立起一方方基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息地追求强国富民的真理之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一家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莫大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三联书店一直殷切而强烈地关照着现实，这需要追求、传播真理的胆识、气魄和眼光。在“文革”后思想禁锢仍在，还未完全开放的年代，三联书店屡屡有突破束缚之举，以呼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读者阅读的心声。其中有在阅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读书无禁区》所引发的轩然大波；有《干校六记》作为“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范用语），“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胡乔木语），以致于要放在柜台地下卖，但“风行一时，至今行销不衰，为士林所喜爱”（范用语）；有林达《历史的优虑》一书的出版，使“出版界在这一言论层次上的困扰也在无形中消失，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在前面的是三联”（林达《一九九六年的那个门槛》）；有《读书》杂志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一系列针对时代变革、思潮变化、社会问题的讨论，如民主与宪法、“三农”问题、户籍制度、农民工权益等，由此也为“新农村建设”等提供了有效的社会学理论支撑；有《三联生活周刊》凭借出色的独家采访能力与分析能力，一次次全面而深刻地挖掘着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预测其未来影响……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些书刊，紧密与现实相连，屡屡开风气之先，对阅读风向起着有力的引领作用。回溯新中国成立后三联书店的出版史，正是中国出版业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步与世界接轨的进程，并不断专业化历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