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从高温灾害、泰丰灾害到地铁爆炸事件、传染病疫情及能源危机，公共危机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种公共危机都有其具体、深层次的原因，虽然我们对公共危机具体的成因还不能做到一一剖析，但从宏观层面看，对各个领域的危机成因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分析。
(一)自然状况因素
自然因素通常以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资源分布和储量状况、地区植被种类以及环境状况等作为分析要素。自然状况因素一般来讲都是既定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很少发生变化的。因此，这类因素导致的公共危机虽然具有不可抗拒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但大都是常见而典型的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地震等。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自然状况因素的稳定性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气象变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导致对自然状况因素分析的困难程度增加。与此相关的各种新型的、更具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不断暴发，如雪灾、污染等。自然状况因素的变异参数已成为自然状况因素分析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所在。并且自然状况因素日益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引发公共危机的关键因素。
(二)人为社会因素
1.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一般是指一国政治民主化的程度。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把政治发展定义为“政治制度化”。不同的政治发展水平会影响到处理公共危机尤其是政治冲突的质量[12]。比如，民主政治体制下，虽然不能确保政治事端演变为危机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通常却能较为有效地消除或降低极端冲突行为，如暴力冲突、叛乱的发生率。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众受到更多的社会动员，政治参与日益扩大，如何将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纳入现行政治制度中去，将其“政治制度化”，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稳定。当政治发展不能满足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时，政治动乱就会产生。因此，民众政治参与的满足程度与政治性危机的暴发概率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进行公共危机原因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变量。
2.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程度通常是一国经济发达水平，工业化程度及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及医疗保健水平等的评价标准，用以分析其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暴力的发生呈倒U形曲线[13]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的起步，政治性突发事件会逐渐增多，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到了经济发达阶段，突发事件会逐渐减少。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社会面临的危机或突发事件暴发的可能性也不同，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这种可能性大大提高，需要引起关注。
3.社会结构与变迁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可以具体体现为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过程对于社会稳定、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的暴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社会结构的失衡与社会变迁会加速社会的不稳定，容易引发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社会结构失衡指国家在发展与变迁进程中，某一种社会结构因素的一方面与另一方面出现巨大反差或不相适应的现象，例如，社会阶层结构中富人、中产者、穷人的比重失衡，城乡结构中城市与乡村反差过大等。然而，这种情形在急速发展的社会中是经常出现的。在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中，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社会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距离和差异不断加大;社会经济变迁与社会政治的进步不同步，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化加剧，而社会变迁转型的加速，使不平等现象加剧。这种不平等不仅包括经济分配方面的不平等，而且包括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控制以及宗族、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分化的迅速加剧，使社会各界、各阶层、民族乃至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导致社会不稳定系数的大幅度提升。对社会因素的把握需要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来进行。
4.国际环境变化
由于世界正在逐渐向多元化、信息化、全球化方向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政府管理视野的改变，产生了许多超出传统规范和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摩擦、冲突、冷战、恐怖袭击、局部战争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导致许多始料未及的不确定因素和非传统意识中的新的安全因素不断出现。这一方面导致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公共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新的责任。
[1] 计雷:《对于应急管理的几个认识阶段》，载《安全》，2007(6)。
[2] 邓士仑:《美国应急管理体系及其启示》，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3)。
[3] 刘霞，向良云:《公共危机治理》，88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唐承沛:《中小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与方法》，4页，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 陈安，等:《现代应急管理应用与实践》，5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 参见《UKGovernment Advice on Definition of an Emergency》，转引自菅强:《中国突发事件报告》，2页，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7] 秦启文，等，《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应对》，8～1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8] 秦启文，等:《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应对》，183～19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9] 陈安，迟菲:《突发事件的起源、机理、特征和应急管理原则》，载《科学促进发展》，2010(7)。
[10] 薛澜，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2)。
[11] 唐承沛:《中小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与方法》，6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12] 余红胜:《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观浅探》，载《理论学习月刊》，1995(3)。
[13] “倒U形曲线”即库兹涅茨曲线，最先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由于其表现在图形上是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曲线，形似颠倒过来的“U”，故人们称之为“倒U形曲线”。库兹涅茨曲线一般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领域相关联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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