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社会，人文昌盛

唐氏家族带动了严家桥的发展，薛氏家族则奠定了礼社的兴盛，作为大地主，清末薛氏家族在礼社及其周边，甚至远至武进郑陆，共有土地四万多亩，薛氏家族的聚居所在，自然成为周边乡里的实际中心。薛氏的势力范围包括“前洲、玉祁等大小乡镇37处，……一切地方行政，民事仲裁，民众组织及党务，团防等实权，均入薛氏掌握”⁽⁸⁾。礼社自然在周边乡镇中获得特权。

宗族文化另一个影响就是重教兴学，在耕读传家的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重视教育是这几个村的共同传统。从焦溪在历史上被称焦塾就可见一斑，焦塾名字则来源自明代焦丙的私塾典故。1943年，焦溪工商界人士是贻永等人借用焦溪南下塘是氏、徐氏宗祠创办了私立仲明中学，并一直延续至今。从私塾到创办近代新式学校，几个村落都有相似的历程。严家桥的程荫山在1912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学——怀东小学。礼社薛氏更早在1905年就创办群智学堂，随后的1907年开明学校、1912年培本女校以及1914年灌英女校，也均为薛氏贤达开办。1924年毕业于剑桥的薛仲华，利用回乡养病期间创办周边地区的第一所中学立达中学。薛暮桥先生在对家乡进行经济考察时，认为学生学费在30年代的礼社是中等地主家庭的重要开支，费用之高也颇难承受，只得收支相抵，殊为不易。但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村中人才辈出，继而又反哺乡里，带动乡村的发展。宗族的富裕，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得这些乡村在近代更快地吸收外来文明，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相应地发生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礼社走出去的近代实业家薛明剑，于1945年将礼社、玉祁和周边的两个乡镇合并成立自治实验乡，自任乡长，兴办学校、工业、发电厂，给乡里带来巨大改变。

宗族同样维系了村落社会结构的稳定。礼社的薛氏义庄，不仅在兴盛时承担薛氏族人的养济，更创办永善堂，赈济村内的异姓乡民。而严家桥的唐氏家族，也兴办义庄，“唐氏仓厅，……收入充善举”，赈济乡民，使得乡村社会结构相对的稳定。按照薛暮桥先生的说法，“当薛姓盛时，视礼社为其采邑，对于异姓贫苦之保护救济，引为己任”。描述大家族和乡民的关系时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地主每有婚丧大事，附近农民辄来服役，视同天职。事毕给酬，必辞必谢，一若赏恩”。在灾荒时的赈济，平抑了不同年份收获间的差异，也避免灾荒对社会的破坏影响，使得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持续。

宗教和民俗是乡村结构的另一层维系，是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另一个文化要素。祠庙是乡村建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在这几个中心集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杨桥太平庵内供的是城隍，严家桥庙前街上也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隍庙。如果你知道，乡民称杨桥为“小宜兴”，严家桥为“小无锡”，大概就不难理解乡民对城隍供奉的需求从何而来。随之而来的庙会本就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环节，祠庙的兴盛和庙会相辅相成，而祭祀神灵时的盛况既是娱神亦是娱人，因此在几个村落内都发展出了丰富的民俗祭祀活动，基本的形式也相类似，譬如杨桥有名的“调三十六行”，在礼社也同样重要；礼社现在以龙灯名闻苏地，但焦溪、杨桥历史上也不乏记载；严家桥的滩簧戏经过袁老二⁽⁹⁾的手变成了锡剧，但在礼社、杨桥也是传统的娱乐活动；焦溪的荡湖船是体现江南水乡圩田风貌的独特民俗，同样也是礼社在香会时的重要节目；诸如常州小热昏、山歌、马灯、高跷之流，也是各个村都有的民俗活动。热闹的庙会、香会、节场活动，使得中心乡镇有了另一层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