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农人员存在的问题

1.外来务农人员的家庭农业是一种短期行为

租地合同对农民的经济行为影响很大，成为外来人员务农是短期行为的根本原因城市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往往有较长的合同期。而外来务农人员从事家庭经营的流转合同，往往是一年一签。这种做法可以给村集体以及采取双层策略的农业企业主以更大的弹性，以便到期重新配置土地，甚至涨价。事实上，地租几乎每年都在上涨。这样的做法，使外来务农人员觉得经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很难有长期打算。

外来务农人员在城郊缺乏生活根基，也是其务农成为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因。外来务农人员的生活基础不在城郊，他们当中有的还在不断找机会，甚至寻找打工的机会，说走就走，没有生活上的牵挂。他们的根仍然在老家，随时可以回去。而且，老家也有不少因索，会影响到他们，例如家乡的老人不能种地了，甚至需要照顾等情况。

从外来务农人员生命周期的生计安排看，他们目前也缺乏在北京生活的长期打算，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他们没有把这里的农业当成终身事业来做，而是为了适应某个阶段自己具体情况的安排，或者作为一种过渡。

这种短期行为对农业产生不良影响是明显的：第一，外来务农人员家庭经营通常只从事一年生作物的种植，而无法从事多年生作物的种植，例如果树。合同的不确定和外来务农人员积极性缺乏，限制了外来务农人员的经营范围。第二，短期行为使他们不关心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不关注涵养地力，容易产生掠夺性生产。第三，由于外来务农人员大都是短期行为者，缺乏长远打算，农业整体水平很难提高。

2.外来务农人员的农产品质量意识薄弱

安全食品的源头在于农产品质量。上海九三学社在一次考察外来务农人员的调研活动中，就提出外来务农人员与城市安全食品的问题。城郊农民的产品基本上都卖到城里，考察者担心其生产行为只追求产量和产品卖相，忽视内在质量，从而出现安全隐患。^[5]

外来务农人员缺乏产品质量意识，也没有受到来自政府或社会化服务力量进行产品质量监管的压力。我国安全农产品的监督通常设在流动环节，在市场上进行抽查，成为事后监督，有问题再回溯生产者。然而按照当前外来务农人员产品销售方式，不能进行产品溯源，这会影响生产者的质量责任心。缺乏生产环节的监督，外来务农人员感觉不到压力，不利于形成安全食品意识。

品牌是产品的身份证，高品质的产品，需要有品牌来进行标识。外来务农人员的产品，普遍没有品牌。他们是小规模经营，没有能力做品牌，因而难以形成产品质量意识。

外来务农人员对生态农业不感兴趣。原因之一，在于品牌的缺失，消费者无法识别优质产品，内在质量好的生态产品卖不出好价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短期行为，而生态产品生产需要有植保技术的经验积累，需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这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需要有长期的努力。

3.外来务农人员的农业技术不足

外来务农人员大多原来就有务农经验，在老家已形成农业技术，其中有的在老家就是专业生产。例如来自河北安国市43岁的霍志伟，在当地祖辈即做药材，来到平谷区峪口镇胡家营村种植中药，有现成的经验。但更多的外来务农人员缺乏专业种植经验，需要重新学习。

外来务农人员在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工作，可以得到较充分的培训。例如北京兴农天力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草莓种植，就雇用了懂技术的师傅，对其他雇工进行培训。雇主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有较强的动力来加强对雇工进行技能培训。

进行家庭经营的外来务农人员，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创新生产项目，也需要不断学习。但他们大都缺乏必要的学习条件。接受我们调查的外来农户，普遍感到技术老化。他们学习技术的方式，主要是自己积累经验，也在小范围内相互交流经验，技术成长赶不上生产发展需求。例如来自河南郸城县42岁的潘建会提到，自己想种些其他品种的蔬菜，但是由于不懂技术，周围人也不懂，所以一直都不敢种，怕赔本。他很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一些种植技术服务，这样他就可以种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

4.外来务农人员家庭农业缺少社会化服务

在农业推广方面，外来务农人员处于边缘人群位置。政府的农技推广体系，有着按照行政渠道运作的逻辑。一些涉及农业推的项目，首先考虑的是本地农民，没有把外来务农人员纳入政策范围。有的惠农政策也向外来务农人员开放，但由于外来务农人员在当地社会资本的缺乏，争取项目的能力有限，获得项目支持的人数很少。

在供销服务方面，外来务农人员都是直接面对市场，完全没有享受到社会化服务。他们的农资从零售商购买，没有组织起来开展团购。农产品销售仍然采取最传统的方式，在大市场面前十分被动。由于不了解市场，生产的品种选择有盲目性；缺乏自己的合作组织，在销售过程中没有规模优势，缺乏讨价还价能力。政府通过扶持合作社、支持农超对接等方式促进农产品销售，但这些措施很难惠及外来务农人员。

在信贷服务方面，外来务农人员面临的金融限制比本地农民更为严重，政策性小额信贷只面对本地农民；由于外地务农人员没有建立合作社，不可能利用专业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的政策。他们用于农业生产的原始投入主要靠过去的积蓄，包括曾经务工、经商形成的资金，转而投入到农业，因此投入规模往往很小，需要向亲戚朋友中借钱进行农业生产资金周转。

在农业保险方面，受访的外来务农人员反映较为强烈。特别是房山青龙湖镇果各庄的菜农，因为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房山受灾尤为严重，他们对农业保险更为重视。调查发现几乎每户都遭受了或多或少的损失。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项目虽然面向外来务农人员开放，但他们均未参加，不了解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政策。

5.外来务农人员缺少公共服务

外来务农人员存在一般外来工所共同面临的公共服务缺失问题，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家庭农业由于有较固定的居住和生产条件，很多外来务农人员拖家带口，有未成年子女的，大多数带在身边，这就使他们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更为强烈。

在子女入园方面，家长主要担心附近私立幼儿园的教学水平较低，但他们又没有办法将子女送入公立幼儿园或者条件较好的私立幼儿园，因此绝大多数父母最终只能无奈地将子女送入附近的私立幼儿园就读。

在子女入学方面，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需具备“五证”。^[6]对于外来务农人员，由于没有具体的工作单位，在京务工就业证明的办理十分困难。很多家长迫于无奈只能选择让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有的家长认为子女所接受的小学教育质量十分重要，当在进入城市拥有较好教育条件的学校无望时，便选择让子女回老家上学。

在高考升学方面，由于存在异地参考的限制，父母为了避免中学教育与高考的脱节，影响子女的考试成绩，他们会选择让子女回乡上学，部分家长因此选择回乡。

在医疗方面，外来务农人员在老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而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均在北京，一旦生病或由其他需要就诊的情况，医疗费用的异地报销便成了重大的困难。医疗费用异地报销困难主要是针对大病报销而言，一般费用较高，一旦无法通过医疗保险报销，外来务农人员家庭将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会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6.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

外来务农人员生活在“二元社区”当中。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生活在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社会规则之下，以致形成了心理上的互不认同，构成所谓的“二元社区”。本地村民能够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与外来务农人员形成比较优势，二者的差距逐渐拉开，使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更为严峻。

在居住方面，外来务农人员往往形成生活“孤岛”。海淀区西北旺镇土井村外来人口所承租的大棚由村集体统一规划，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院子里就是大棚和一间6至15平米的小房子。大量的外来人口聚居在这里，已经形成一个由外来务农人口组成的聚居区。村委会在聚集区的一些出入口处安装了大门，并安排有工作人员值班。本地村民的回迁楼与他们是完全分离开的，形成对比鲜明的相互隔离的居住区。这增加了外来务农人口居住的封闭性，拉开了他们与外界之间的距离，造成他们交流和沟通上的障碍。这种隔离不仅仅是在空间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

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参与程度低。在我们的调查中，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参与过社区组织的活动，也大多不知道有关社区活动的相关信息。他们在社区决策过程中缺乏参与。外来务农人口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薄弱。在社区管理中，外来务农人口往往是被动的管理对象。即使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缺乏有力的话语权，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外来务农人员存在社会“内卷化”现象，在外部扩展和变化被限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他们多是通过熟人、老乡带出来而形成自发的农民组织，并且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传递延续。这种同质性极强的群体在城市的生活、交往和工作上的社会资本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的特征。

外来务农人口普遍存在“过客心理”。他们有的尽管来北京几年甚至十多年，但对这里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社区认同，他们自身以“过客”自居。租种土地的不稳定性造成了他们频繁的流动性，进而导致了他们漂泊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是影响他们无法积极融入当地社区的主要原因，突出表现为对本地社区事务不关心对本地村民的不关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