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运动理论

1960年代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运动研究范式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其中最为知名的研究者包括格尔（Ted Robert Gurr）、特纳与基里安（Turner and Killian）和斯梅尔塞（Smelser）。他们所创建的社会运动理论常被称作“崩溃（breakdown）理论”。依据安东尼·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的概括：“崩溃理论指出了传统社会构成和共同体团结因为快速的社会变迁而解体。社会的解组（disorganization）、人口压力和生态不平衡导致了紧张、挫折、不安全和不满的累积，由此造成的‘压力锅’有以集体暴力和内乱形式爆发出来的倾向。”^[50]崩溃理论有两个解释要件：社会组织解体和群体心理受挫。依据对这两个要件重要性的认识差异，崩溃理论形成了两种解释范式：共同体瓦解的大众社会范式和群体心理受挫的怨恨范式。^[51]

依据大众社会范式，在一个共同体中有着很少人际联系、认同感最弱的人最有可能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社会孤立将人们从通常会将他们导向常规政治活动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推动其成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大众社会理论家因此主张，在现代化破坏了初级组织（因先赋因素而生成的团体）后，社会应鼓励建立次级组织（因后天因素而缔结的团体）。^[52]对于次级组织重要性的强调也出现在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53]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试图解释美国缘何能够在没有传统贵族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情况下建构起稳定的民主政治。托克维尔断言，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社会存在生机勃勃的公民组织，这些组织承接了传统贵族势力解体后的功能，成为支撑政体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奥尔森（Mancur L.Olson，Jr.）对于次级组织持有类似看法。他将劳工工会看作一种降低而非诱发革命的力量，因为工会提供了一种团体联系，有助于将工人连接到主导系统中。阶级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革命的发动机，然而它同样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制度。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其阶级联系最为软弱，最有可能支持革命性变革，而那些被牢牢地卷入阶级中的人最少可能这样做。身处社会最底层，拥有最少财富的人，在满足了生活的迫切需求后，很难再有精力来争取一个更好的体制，他们决然不会出现在革命的先锋队里，“赤贫者的保守与特权者的保守同样深厚”^[54]。组织究竟会降低还是诱发集体行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视情景而定（比如工会能否将工人连接到主导系统中）。一种有助于节制革命的力量可能会成为诱发社会运动的因素。

怨恨范式认为，社会成员的负面情绪，如不满、疏离、漂泊和孤立等，是造成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关键。格尔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作为解释冲突现象的核心概念。相对剥夺由人们认为他们有权占有的和他们实际得到之间的落差造成。格尔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期望没有变化，而社会提供资源的能力降低了，递减型相对剥夺就会产生；如果社会提供资源的能力未变，而人们的期望变强，欲望型相对剥夺就会产生；如果一个社会资源供给能力和人们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能力的提高落后于人们价值期望的增速，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55]当相对剥夺增加时，挫折和愤怒随之而来，这样的心理状态产生攻击性。攻击性行为和倾向的累积将诱发社会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

崩溃理论倾向于将社会负面情绪的滋生归咎于社会的结构性病变。斯梅尔塞进一步主张，集体行动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①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②由社会结构衍生出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structuralstrain），③一般化信念（generalized beliefs）的产生，④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precipitation factors），⑤有效的社会动员（mobilization for action），⑥社会控制能力（operation for socialaction）的下降。这六个因素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随着这些因素的渐次出现，一个社会发生集体行动的概率在增加。斯梅尔塞将这一理论称为“加值理论”（value-addedmodel）^[56]。后来的理论家更倾向于认为，不满并非社会结构性病变的必然产物，不满可以被建构出来，而且越是具有内聚力的团体建构不满的能力越强。组织成员与社会网络也是进行动员的基础，所以团体成员而非孤立个体更有可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与崩溃理论相对，这被称作“团结理论”（solidaritymodel）。在学者们看来，社会团结在动员中能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社会团结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沟通网络，一套共同的价值与符号，这为集体行动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基础；第二，它使得块状动员（blocmobilization）成为可能。^[57]以社会学为学科基础提出的各种社会运动理论多可以归为“团结理论”。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提出的各种集体/社会行动理论有一个共性，即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勒庞（Gustave Le Bon）考察了个体聚集成群时的心理变化，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个体意识就会湮没在群体心理中，丧失批判和独立思考能力，思想情感易于受到旁人的暗示和传染而变得狂热。因此群体行为呈现极端、偏执、非理性、情绪化等特点。^[58]与此相应，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与制度政治相对的一种行为，两类行为间不存在相关性，也不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这类理论经常诱使人们做出这样的推论，即一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抗议者必定来自于社会底层，其低下的社会地位能够被看作受到剥夺的结果，因而他们最有可能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共产主义者所强调的“越穷越革命”“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反对富农”的阶级路线都隐含着这样的理念。

上述观点均受到了后来理论的挑战。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家看来，社会运动是理性的，是与制度政治相关联的，参与者也不限于低地位群体。挑战是否让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运动研究失去价值，换言之，这两类理论间是一种互斥关系吗，我们在相信一种理论的同时就必须拒绝另一种理论吗？它们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起来吗？正如有的研究指出的，两类理论都可能错过了一个中间变量，即“抗议倾向”（protest propensity）。抗议倾向指的是个体参加集体抗议活动的意愿。^[59]两类理论间的对立有望通过抗议倾向得到弥合：低地位的人有着更强的抗议倾向，但却有着相对较低的将抗议倾向转化为抗议行为的概率（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高地位的人尽管有着较低的抗议倾向，却有着相对较大的将抗议倾向转化为抗议行为的概率。相对剥夺理论所认定的，受到剥夺的人更愿意抗争，实际指的是，这些人有着更强的抗议倾向。资源动员理论所认定的，处在较好地位的人更倾向于抗争，实际上指的是他们有着更多的抗议行为，而不一定是更强的抗议倾向。这种弥合是否有效还需经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