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不愿出任社仓经首的原因

社仓经首报换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与矛盾，究其根本，则是社仓经首这一职位在人们心中地位的下降所导致。而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仓经首的权利有限

社仓，自建立以来，即是强调由民间管理，属于民间组织。社仓经首是由地方公举产生，管理社仓大小事务，并规定地方官员不得干涉，对社仓只有监督的权利。如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曾谕令：“各督抚等将各省社仓仍听本地殷实富户择其谨厚者自行办理，不必官吏经手，以杜弊窦而裕民食。”^[58]

总体说来，清代社仓是社仓经首自行管理的民间组织。社仓管理应是“一切条约，有司无预”，即便“州县挪借，许社长首告，盖虽州县不许干预出纳”。^[59]地方官吏仅仅只有监督稽查的权利，即社仓“定例社首仓粮谷石，听民间自行办理，不必官吏经手，应令社长每岁年底，将出贮数目造册结报地方官，造具册结申报院司道府，仍兴造册咨部查核等因”^[60]。

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不管清代各地社仓具体的情况如何，但就光绪以降四川新津县而言，社仓经首的权利十分有限，社仓管理中官方色彩愈加浓厚。其主要表现为：其一，社仓经首在管理社仓的过程中，许多有关社仓的事务都需要经过知县的批准，大到包括社仓经首报换之事，小到诸如社仓墙体翻修、食费工钱支出等事务。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社仓前面土墙由于去年雨水过多而倾塌，社仓经首却没有权利直接调拨银两进行整修，他们只能对其修整所花银两进行估算，报予知县，待批准后，才能对其进行修整。^[61]其二，社仓内部设立吏书撰写书约清册，设立钥匙官，与经首共同掌管仓房钥匙。“由是有仓夫以守谷催租，有佃户以运谷上仓，有仓房以管案存约计数”，“又每仓锁匙官与经首各执其一”，③社仓经首自主权利非常有限。其三，在社仓经首收缴租谷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欠租不缴的佃户，社仓经首便无他法，既无权，又无役，只能够依靠地方政府，将欠租名单呈请于知县，由知县派差役进行追缴。

二、社仓经首相关制度的缺失

清代社仓制度中，缺乏对社仓经首任职的相关规定。社仓经首的选任是遵从各地民间的习惯做法，或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根据前文对社仓经首报换的描述，清代社仓经首的选任规则，体现在国家与地方上不尽相同。在社仓经首的选任条例当中，清政府仅仅是强调殷实端方的粮户与地方公举，从而保障社仓民间运营的性质，对于社仓经首的其他规定，诸如任期、担任次数、更换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001，案卷号：88，《社济仓三乡佃约卷》，第29页。

③新津县档案馆：全宗号：001，案卷号：88，《社济仓三乡佃约卷》，“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社济仓经首监生陈子冰等为粘禀报销备案存查，并祈跟咎妄朦以维公议事”，第74页。时间等等则未提及。因此，这些细则在地方上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顷与来省府州确询各处办理情形，择其善者定为章程，虽徒法不能自行，然有法较愈于无法。”^[62]在新津县，通过县衙的约具，大致可以总结出有关清末新津县社仓经首的规定：由殷实粮户担任，经前任经首推荐，协同团保进行公举产生，任期为一年，五六月报换、七八月盘交，且报一不报二。但是，这些规定同样也没有被严格执行。如当被推荐的殷实粮民本人年老残迈，不能担任，可由家中成丁代替。若家无成丁，甚至可以找信任的人充当副职协助管理。当前任经首换报不实时，虽然经首任期为一年，但经知县批准则会被要求继续复充，或违背报一不报二的原则，另举他人。在报换方面，前任经首也会延迟报换与盘交时间，其后虽然与新任经首产生纠纷，经团保协调之后也不了了之。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社仓经首制度在地方执行中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则使得社仓经首的工作难以开展，致使殷实粮户借故推诿接任，佃户借机欠租逃租。

三、社仓经首工作的赔累

根据前文对社仓经首工作的分析，清末新津县社仓经首的工作主要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招佃、转佃与追佃；第二，管理谷石、压租银两以及社仓内部开支；第三，当灾情来临之时，需调查灾情与佃户受灾情况。工作可谓是相当繁琐。在这当中，社仓经首最难处理的莫过于社仓谷石的追缴。社仓经首，究其社会身份，是属殷实粮户，既非官吏，也无权无役。若遇丰收之年，佃户主动自行运谷还仓，社仓经首则能够很好地将租谷完纳；但是若遇到谷物歉收之年，面对社田佃户的逃租以及欠租的行为，社仓经首却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地方政府的力量，由县知事派差役协同追缴。譬如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三乡社济仓经首王子才等人，追缴租谷失败，即将欠租佃户名单报予知县，由知县发签派役前往三乡进行追缴，令“即饬粘单内开武永安等速将去岁旧欠租谷，赶紧如数运仓完纳，以实仓储，倘敢抗违，该役即将抗违之人，随签带县，以凭讯究”^[63]。不仅如此，即便将租谷追回，完纳归仓，社仓经首还需要精心管理，否则“每年痞烂鼠耗，惟社首是问。或有停仓，或者民叹，其本末亦惟社首是赔”^[64]，或者“照侵欺钱粮例处分”^[65]。此租谷追缴与管理的困难，则是社仓经首的第一赔累。

社仓经首的第二赔累是官府的盘查。地方官府对社仓谷石具有盘查的权利，以防社仓经首私自亏挪。每年年底社仓经首都需要将仓贮数目造册结报于地方政府。知县要结报，就需要盘查，那么盘查所需的各项费用，便顺理成章的由社仓经首支付。“州县既须结报，即不免盘查，既不免盘查，则不无使费。虽使官清吏肃，不敢格外苛求，而夫马饭食为费已属不少，且奸胥滑吏以访闻社仓亏短，怂恿本官盘查，如日前有社首禀称，一年之内曾经盘查三次，此社首之赔垫者一也。”^[66]

社仓经首最后的赔累则在于难以平衡邻里关系。社仓经首主要主持社田租佃以及谷物租借的工作，需要与乡间邻里打交道，若稍有不慎，则会招致怨言，或者引起事端；更甚者，会被佃户抓住把柄，当成借口用于逃租。例如宣统二年（1910年），新旧经首延迟报换，相互推诿，此时太二支社仓佃户周全安、游起章等人则乘势企图逃租，向县知事禀明，去年遭受旱灾，导致插秧失时歉收，而今年又遭受到长达半月的秋雨，导致田谷倒偃。佃户呈文说，由于社仓经首报换推迟延今，称要两季收齐，指责“新旧经首，不思去遭旱灾冰雹，今受水灾，一季不足，何能两季之租”，希望知县对其进行减租。^[67]除此之外，社仓经首在邻里关系上的赔累还表现在借贷谷石方面。社仓经首除了很难收回谷物外，还难于确保将谷物借给有需要且勤劳的贫民。虽有规定“各省出借社谷，地方官预造排编细册注明编户姓名住址存案。凡不务农业，游手好闲之人不准借给”，但是，社仓经首本身即是乡间殷实粮民，“既非官吏，又无衙门，其例不应借之人，衡宇毗连，朝夕相见，或以情求，或以势胁，一经借给，收纳为难，岁月逡巡，逐成亏空，此社首之赔垫者又一也”^[68]。

以上种种赔累，使得殷实粮户不愿担任社仓经首。虽然，清政府诱以官职以及物质奖赏，社长“二人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令按年给奖，如果十年无过，该督抚题请给以八品顶戴”^[69]。或者“正副社长经营一年，公慎无过，赏息谷一京石，二年无过赏给三京石，三年则赏五京石；如不愿赏谷，即以此五京石之数，令地方官置给匾额”^[70]。新津县社济仓经首且有5石租谷作为薪水。但这些利益与社仓经首的工作难度与赔累来说，实在不成正比，故“身家殷实，老成端方之人，则视社首为畏途，多方营免而不肖”^[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