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丹[1] 陈玲芬[2]
【摘 要】浙江省“五水共治”是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激发的产物。恶劣的水质使民众的自律意识开始觉醒,“道德自律”唤醒了对马克思“生态内因论”的深度解读:自然生态是人类一切生产的“物质基质”,只有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内嵌于生产链条之中,才能转变人类生产生活的取排水方式,从源头上缓解水污染。
【关键词】五水共治;道德自律;生态;内因
从原始采集文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人类获得了丰硕成就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成功转型,迫切需要人类主体与自然环境之间主体性转换——从高扬“主体能动性”到“主体自律”。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历史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类与自然界平等享用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运用“道德自律”掌握好自然开发的限度,顺应自然规律展开社会生活,是生态伦理的应有议题。
在西方伦理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概念,并把它确立为伦理学的基础。他认为道德法则完全是意志的自律,个体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在他立法时是不服从异己意志的”[3],如果服从他人或者上帝意志就等于取消了自律。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4]在一定程度继承了康德的道德自律说,同时看到了康德从人的纯粹理性中寻找价值根据的局限性,认为脱离现实生活社会关系的道德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指出,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因此,道德自律并不是先天的、超社会的,而是取决于道德主体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尤其受道德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阶级关系、主体性格、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人类结成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关系。人们“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6]。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关系的变更决定了伦理思想的转变,而一定时期的伦理观念又反过来揭露该时期的人类道德观念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经济人”的思想行为。“五水共治”是我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治理的直接对象是浙江的八大水系,但是从根源上改善水质,需要触及我省的工业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五水共治”的政策背后是人类主体对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也是生态伦理思潮下的一项重要社会实践。生态伦理的价值所指,为当下的生态治理提供有利的道德准绳和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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