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劳埃德[4]于1833年讨论人口问题时所使用的比喻,是一个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问题。哈丁[5]在1968年将这个概念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并进行了延伸;也以此奠定了他在生态问题和人口问题研究中的权威地位。纵观哈丁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可以发现其环境伦理的主要学术观点包括“人口禁忌”“公地悲剧”和“救生艇伦理”,这三者的逻辑关系为:“人口禁忌”被突破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公地悲剧”的加剧就必然“迫使”发达国家采取“救生艇伦理”观,“救生艇伦理”观必然能够“解决”贫穷国家人口问题,让全球环境重回“人口禁忌”的状态,并以此逻辑维持地球环境良性发展。在此,针对浙江“五水共治”问题,笔者着重讨论“公地悲剧”这一理论。
“公地悲剧”来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在世界牧场上,牧民自由地决定放牧的数量和强度。由于牧民的全部收入均来源于牧场,所以牧民会无节制地增加放牧数量以求最大正效用,但长此以往牧场的承受能力必然达到极限,就会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一生态问题将由全体牧民共同承担。哈丁认为,由于牧民群体数目巨大,牧场出现的生态问题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一个牧民头上将仅产生极小的负效用,这样微小的影响并不足以引起牧民的重视,牧民仍将继续增加放牧数量以求达到更大的经济效应,直至牧场“公地”的毁灭。这就是哈丁的“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6]的“公地悲剧”。
哈丁对“公地悲剧”更深层次的解释是:生态环境有一个承载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极限就会招致环境的报复。对于这一点,由于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性”,因而是可以避免悲剧的。但是,由于牧场被划分成了“公地”和“私地”,这样一来,“不在牧场上放牧太多的牲口对私人牧场所有者是有利的,因为他将不得不自己承受因过度放牧带来的损失。相反,如果牧场归一群人所有,并且如果每个人都可凭自己的意愿随意增添牲畜,过度放牧所导致的损失将为全部所有者共担(因为牧场是公共财产),而拥有更多牲口的收益将归每个牲口所有者(因为牲口是私人财产)。”[7]哈丁在此大力赞赏了劳埃德指出的一个模型:共有化牧场+私有化牲畜[8]。并指出,“这一系统实际上是每一个‘理性的’牧人因做了错事而得到奖赏”,到了现代,“在一个坚信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抢前行动’,寻求自己的最佳利润,毁灭是最终目标。”[9]如果“公地”缺失了管理,其后果一定是全球掠夺。
哈丁将“公地悲剧”运用到环境问题中,他认为,解决环境“公地”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政府管理和人口控制。一方面,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所有权的缺失,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来统一管理,把环境污染的成本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保护环境的责任首先由政府担当起来。另一方面,人口的无节制增长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成因,“认为每个出生了的人对公地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用这个信仰看待生育自由这个概念,将使世界陷入悲惨的行动进程。”[10]哈丁的相关结论和建议很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在浙江“五水共治”上,但他提出的相关建议的思路是可以借鉴的,具体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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