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早期论两种文化

王国维三十岁之前深感两种文化的哲学困惑。“哲学上之说，大有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

王国维早期^[2]有关“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文化困惑，广为学术界所提及。这种困惑可以视作中国文化先驱早期两种文化躁动的代表，彰显出中国两种文化相冲突的普遍性特点。事实上，王国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两难选择，正显示了两种文化的不可兼得。若从文化哲学上来看，这是经验派与理性派的不可调和；就社会文化来看，则是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不平衡相处；就个人文化气质来说，是情感与理性的矛盾问题；就学科文化来讲，则是科学与美学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把它纳入到当时高扬科学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和个人具体的文化际遇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王国维对科学文化的信赖与对人文文化的爱好都具合理性，却又不免相互冲突，充满了文化困惑的躁动。

一、人文文化的情感与科学文化的理性共存

在每一个人的思维结构之中，都存在诗性情感与科学理性的不同，并且两者的占比因人而异，却不必然产生矛盾冲突。但王国维诗性情感与科学理性的矛盾似乎尤为突出，为其两种文化的困惑，提供了一定的心理结构方面的基础。“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情感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3]。

王国维兴趣在今天所谓的文科，而所学专业却是理科。爱好文学等人文文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对理科如数学、物理等的学习，则可能与科学文化的时尚有关。这与后来鲁迅的经历十分相似。当然出发点可能差异很大。

有意思的是王国维在“东方学社”求学时的老师日本人藤田丰八“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4]，并且还劝王国维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王国维后来留学日本也主要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王国维“听其言”，亦“观其行”。劝王国维专修科学文化的是藤田君，而影响他对西方哲学产生兴趣的人亦是藤田君等日本教员。当时“东方学社”的日本教师藤田丰八、田冈左代治“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5]。

当然，这种外在的影响并不足以令一个人弃理从文，其中内在的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应该还是个人先天性格使然。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6]。由此可知，王国维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藤田君等日本教员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其后来放弃科学文化的学习，而转向了人文文化的研究。同时，这也有可能导致其后来两种文化困惑的出现。

王国维虽对叔本华不乏批评，却也继承了叔本华的心性二分法。叔本华的理论将人的情感主要外化为意志，而人的理性主要外化为知力。“吾人之性质好尚，自父得之，而知力之种类及程度，自母得之”^[7]。王国维批评了叔本华的这一观点过于绝对，并不认可人的知力完全来自母亲的遗传，实际上还有父亲的影响。但是，王国维也像叔本华一样将人的心性划分为意志和知力两方面。“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帝乙之贤否，无闻子后世，而微子与纣，以异母之故，仁暴之相去乃若天壤”^[8]。“以司马迁、班固之史才，而有司马谈、班彪为之父”^[9]。

王国维的“情”“理”心性二元论，不仅来自叔本华与尼采学说的影响，而且还继承了叔本华与尼采学说的后来研究者。巴尔善的《伦理学系统》认为，叔本华“人性之二元中，理欲二者，为反对之两级，而二者以彼之一生为其激战之地”^[10]。而王国维则不但认为叔本华本人是理性与欲望之间冲突的化身，而且还认为，“其学说中于知力之原质外，尚有意志之原质”^[11]。叔本华心性的不可调和与其学说的二元论冲突关系密切。

王国维也深受尼采酒神与太阳神二分法的影响。“彼之性质中争斗之二元质，尼采自谓之曰‘地哇尼苏斯（Dionysus）’，曰‘亚波罗（Apollo）’。前者主意论，后者主知论也。前者叔本华之意志，后者海额儿之理念也……于是彼之理想实往复于知力之快乐与意志之势力之间……彼所求之快乐，非知识的，即势力的也。彼一生疲于二者之争斗”，“二人之性行，何其相似之甚欤！其强于意志，相似也；其富知力，相似也；其喜自由，相似也”^[12]。

由此可见，王国维在尼采和叔本华的心性结构中，找到了和西方哲人的相通之处。王国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同时既有扎实的西方哲学文化根基，又对西方的逻辑学兴趣盎然。其翻译的《辨学》比严复译的《名学浅注》还早一年出版。

王国维心性中的诗意情感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矛盾贯穿了其一生的学术生涯，导致了其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两难之地。这是王国维出现两种文化困惑的个人内在心性根源。

二、人文文化的经验感知与科学文化的理性逻辑

王国维是一个充满文学气质的文化先驱，但在其学术研究中又彰显出了严密的理性逻辑分析能力。他倾心于叔本华哲学的唯意志论，热心于人文文化的经验感知，又痴迷于康德哲学理性逻辑的演绎，具有显著的科学文化内质。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两大难以调和的传统。这两大传统均脱胎于历史悠久的人文文化，却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兴起。毫无疑问，康德是调和理性派与经验派的关键人物。

王国维对康德著作的研读与理解经历了从“全不可解”到豁然开朗的过程。“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判》外，兼及伦理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13]。王国维对康德的理解建立在其自己文化困惑的基础之上。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两种文化感叹，类似于康德思想的许多二律背反，故而王国维三十岁时才悟得康德思想的奥秘，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国维似乎认识到康德思想的伟大正是其调和了人文文化经验感知与科学文化理性逻辑之间的矛盾。“凯尼斯堡之大哲人汗德（Immanuel Kant）之位置，所以超绝于众者，自其包容启蒙哲学（谓十八世纪之哲学）之思想，而又加以哲学之新问题及新方法也。彼夙修伏尔夫（Wolf）之形而上学，及德国之通俗哲学，又潜心于休谟（Hume）之自然哲学，英国心理学中之人之知（情）意之分析论，法国启蒙期之自由论，及自托兰（Toland）至福禄特尔（Voltaire）之理神论，此皆启蒙期哲学之最著者，而各占汗德思想之一部分者也”^[14]。

王国维十分清楚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甚至不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他将康德文化定位于两种文化知识的调和，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王国维看来，康德的知识论“乃近世唯名论之结论也。彼素奉伏尔夫派之素朴实在论……后渐知纯粹理性，即名学之推论及概念，不能决定实物之存在及其因果之关系……于是进而求其关系于经验所得之概念中……及闻休谟之说，一旦自独断之梦中蹶起……于是更欲由拉衣白尼之本有观念论，及神之预定调和说，以解‘思想与实在之关系’之问题……未几即知预定调和说乃形而上之假设，非可论证，而又不能支持哲学之科学的解释。于是经验论与纯理论，皆不足以解知识及其对象之根本问题”^[15]。

康德的文化思想经历了从理性逻辑演绎到经验感知的发展过程，最后再调和并综合两种文化体系。然而，王国维似乎并不认可康德调和两种文化的努力。“其（康德，引者注）根本思想之贯注于全书者，曰：吾人及万物之根本，非理性而意志也”^[16]。因为“汗德之《纯粹理性批判》使吾人陷入绝对之怀疑论。何则？彼以此书中廓清古今之形而上学，而以科学的方法证之也”^[17]。王国维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科学文化的理性精神怀疑世俗社会的一切存在，确实容易将人们导向对世界万物的不可知论。

所以，王国维在对两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逐渐偏向人文文化的普世关怀。在王国维看来，科学文化的理性作用是有限的，最终还必须付诸于人文文化意志方面的作用，而“至意志则常与信仰同盟”。王国维形象地将康德哲学概括为“彼尽褫纯粹理性之形而上学的能力，而以之归于实践理性即意志。譬之一物，以右手与人，而旋以左手取之”^[18]。

从上述分析可以见出，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文化的理性逻辑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人文文化的意志与意念才是最终的归宿。仅就文化哲学而言，科学文化的理性逻辑十分必要，但却不可能解决人类文化上的终极追问与关怀。科学文化的理性逻辑固然必不可少，但人文文化的经验感知也绝对不是毫无用处。人类的两种文化知识既是手段，亦是目的。其中蕴含了两种文化共同发展的潜在所指。当然，上述王国维对两种文化问题的分析，还主要是停留在文化哲学的内部，却也似乎具有学科文化上两种文化的协调所指。学科文化上的两种文化问题，则更为表象。在王国维的著作中，学科文化方面的两种文化主要涉及了科学文化知识与美术文化知识，而美术泛指美学方面的感性艺术。

三、科学文化知识与艺术文化知识

在王国维的著作中，关于科学与美术比较，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知识的学科化延续。他有关科学与美术的阐述，更加显示出两种文化理解与感悟的不同方式。

两种文化对象表面上似乎并无区别。王国维较为认可康德的观点：“世界者，吾人之观念也”。无论科学文化，还是艺术文化的对象，都是事物的表象。所以，“物之为吾人所知者，不得不入此形式，故吾人所知之物，决非物之自身，而但现象而已”^[19]。两种文化对象均是主体感知到万物表象：对象之所以为对象，乃主体之感知对象。无论是科学文化的客观对象，还是美术等艺术文化的主观对象，均是物自体之表象。从这方面视之，两种文化对象并无多大异。

但从另一方面观之，两者对象的区别性又不能忽视。科学文化的对象，往往涉及现象之于主体的合理性及规律性认识，而美术等艺术文化对象则往往是现象的直观感性形式。这就是类似于文化哲学所谓主知论与主意论的问题。科学文化更加具有知识的确定性特征，而美术等艺术文化则倾向于人文文化的意动性特征。科学文化满足了人类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欲望，现实目的性十分明显，以美术为代表的人文文化却并不具有现实功利性。

两种文化体系的可传达性亦存在区别：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可传授性、易教授的特点；“美术、德性，均不可教”^[20]。科学文化虽然源自于直观表象，但却在概念的演绎过程中自成体系，其所表达的对象实则成了物自体现象的概念。相比较而言，“美术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而无概念杂乎其间……盖科学之源，虽存于直观，而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故科学上之所表者，概念而已矣。美术上之所表者，则非概念，又非个象，而以个象代表其物之一种之全体……如建筑、雕刻、图书、音乐等，皆呈于吾人之耳目者，唯诗歌（并戏剧小说言之）一道，虽借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然其价值全存于其能直观与否”^[21]。科学文化知识可以借助于语言传授，“自然科学之教授，观察与实验往往与科学之理论相并而行”^[22]。而美术及德行之人文文化则“唯由动作”，即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中不断熏陶。

从上述王国维关于两种文化知识的观点可以见出，两种文化知识各行其道，各有优势，不可或缺，应该协调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文化引领的物质文明蔚为壮观，整个社会逐渐出现了重科学文化而轻人文精神的风气、重物质文明而轻精神追求的态势。王国维针对此现象发出了“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惊人之语。

四、科学文化的物质文明与人文文化的精神追求

与前述观点一致，王国维百余年前就发现了科学文化的物质文明与人文文化的精神追求之间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失衡格局，并认为人文文化的精神追求比科学文化的物质文明更为重要，切不可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人文文化的长远修养。“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23]。人类借助于科学文化的物质经营，后人可以毁于一旦，而人文文化的精神熏陶将遗泽百世。

世人追逐科学文化引领的物质文明，根源于人类利益取向上的急功近利，“世人喜言功用”^[24]。而且中国人更为严重，“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25]。王国维似乎认为中国人与现代科学文化的“姻缘”早已“眉来眼去”。当然，“郎情妾意”毕竟是双方的事情。科学文化的功用性价值取向，亦十分必要。事实上，现代科学文化的现实功利性越来越明显，“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26]。

两种文化相比较，人文文化的精神追求却是一个漫长的修行过程。“夫哲学与美术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物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27]。同时，人文文化的潜移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功利性满足。“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28]，“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29]。

所以，王国维逆“西洋物质的文明”“滔滔而入中国”^[30]的时代氛围而动，警示国人：“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31]。而且，科学文化的物质文明与人文文化的精神追求之间的失衡已经导致了人们治学行为上的偏废，“故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32]。诸如上述观点均可见出王国维对中国两种文化发展失衡的深沉忧虑。

王国维针对当时中国两种文化的失衡，提出一些值得后人注意的措施。他认为人文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不应该作为政治教育等的手段。“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33]，“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34]，“以官奖励职业，是旷废职业也！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35]。如此之呼声，至今听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王国维把平衡中国两种文化天平的砝码寄托于教育革新^[36]。首先，文化教育必须聘任两种文化均有涉猎的老师。切不可“欲求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则遗老尽矣。其存者，或笃老，或病废，故致之不易。就使能致，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不过如商彝、周鼎，借饰观瞻而已”^[37]。

其次，哲学教育在平衡两种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38]，“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于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于哲学”^[39]。

最后，两种文化教育应当同步进行，切忌偏颇，更慎功用。“今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等之无用亦与哲学等，必当在废斥之列。而大学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不可，坐令国家最高之学府与工场阛阓等同，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40]。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见出，王国维早期对两种文化问题的思考主要延续了西方两种文化的脉络。“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文化自觉蕴含了深刻的两种文化追问。康德哲学文化思想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调和，更令王国维坚信两种文化共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个人心性中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是王国维两种文化困惑的内在心理根源；科学文化知识与以美术为代表的艺术文化知识分属不同的学科，具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不可偏废；人文文化的精神追求与科学文化的物质文明同等重要，等等。所有这些观点，代表了王国维早期对两种文化问题的深远思考，具有显著的前瞻性意义，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中许多言论之精辟，观点之深刻，至今读来亦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