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物的是和应当是的方式之间建立和解关系——事实和价值的结合——我并没有做任何额外的努力，除了认识到这样一个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延续着的趋势，即把科学发现的世界以是其所是的方式拿来，然后应用于我们想要的世界所是的方式。为什么社会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犯罪学家——与决策者和政治家一道，一直在积累内容广泛的数据库和人种志，检验假设，用有关暴力、攻击性、犯罪、战争、恐怖主义、民事权利侵犯等模型和理论处理数字，理由就是：我们希望理解原因以便产生改变。
这一方法可以模仿公共卫生模型。早在1920年，《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就对公共卫生做了定义，论文名为《有关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以及社会、组织、公众与私人、社区与个体的知情选择推动健康的科学和艺术》。[61]公共卫生科学涉及的领域包括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行为健康、卫生经济学、公共政策、保险医学、职业健康等。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今天普通人活着的时间几乎是一个世纪前的两倍，看看公共卫生。最高寿限（活得最久的人类成员的死亡年龄）并未改变，仍然是120岁。寿命（如果没有因意外或疾病早逝，普通人的死亡年龄）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在85岁到95岁。但预期寿命（考虑到意外和疾病时，普通个体的死亡年龄）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延长，1900年美国人均寿命是47岁，而2010年出生的美国人达到了78.9岁，亚裔美国女性更是达到85.8岁。[62]公共卫生科学和技术是生命在量和质上取得这一非凡进步的原因：抽水马桶、下水道和废物处理技术，清洁水、洗手、抗菌外科、接种疫苗、巴斯德杀菌法、道路交通安全、职业安全、计划生育、营养和饮食等，还有对传染性疾病如天花和黄热病、慢性疾病如癌症和心脏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借助于这些技术进行的疾病预防。人类的生存和繁荣在过去一个世纪取得的进步比以往历史的总和还要多。数百万人不再因黄热病和天花、霍乱和支气管炎、痢疾和腹泻、肺痨和肺结核、麻疹和腮腺炎、坏疽和胃炎，以及许多其他对人体的侵害而死亡，如果你赞同数百万人免于死亡是更好结果，那么你也就认同了某些事物是的方式（疾病如黄热病和天花杀人），意味着我们应当通过接种疫苗和其他医学以及公共卫生技术来预防它们。
社会问题与公众疾病的类比并不是在原因层面——犯罪、暴力、战争和恐怖主义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即由病毒和细菌的等价物导致的一种不正常情况。相反，类比是在方法论层面：我们如何通过可以得到的最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政策工具着手解决问题。绝大多数犯罪和暴力行为，以及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都不是病态状态下的不正常反应；绝大多数是对特殊情境和条件的正常反应。而公共卫生模型借鉴吸收大量的科学知识来改变导致它们的情境和条件，对于推动道德进步的目标来说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举例来说，作为《怀疑论者》杂志的一期特刊，2012年我对枪支暴力问题进行了一项内容广泛的研究以回应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大规模公共枪击事件，如发生在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的那起。[63]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就枪支管理问题我与经济学家约翰·洛特（John Lott）[64]进行了一系列辩论，而洛特的药方就是他的《更多枪支，更少犯罪》一书的书名。[65]进行文献检索时，我对公共卫生和医学期刊出版了如此之多有关枪支暴力的数据感到震惊。例如，坐落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是全美枪支暴力研究主导性的研究中心之一，2012年就这一问题出版了一份学术性的研究，题为《减少美国的枪支暴力》。副标题正是我的观点的注解：带有证据和分析的知情权政策。这份研究显示，例如，监管持有执照的枪支经销商以确保枪支卖给没有犯罪记录的顾客，使得流向罪犯的枪支减少了64%。[66]《创伤和急症护理外科杂志》上有一份题为《家庭枪支导致的伤害和死亡》的研究，这份1998年的研究发现“家庭枪支出于自卫或法律上正当的理由每使用一次，会有四次非故意射击，七次暴力攻击或凶杀，以及十一次未遂的或完成的自杀。”换言之，枪支被用于暴力攻击、意外死亡或伤害、自杀未遂或者凶杀的可能性是用于自卫的二十二倍。[67]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的一份2009年的研究发现，通常而言枪支不仅没有保护持有它们的人免遭枪击，这些科学家而且还确定，在攻击中持有枪支的人受到枪击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4.5倍。[68]
一般而言的致命暴力和具体而言的枪支暴力的原始数据令人惊愕。如果说曾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那么这就是。根据FBI的犯罪报告，2007年到2011年间，美国年均凶杀案13700起，而枪支要对其中的67.8%负责。[69]就是说年均有9289人被枪杀，月均774人，周均178人，日均25人，时均1人强。仅仅在美国每天每小时都有人被枪杀，想到这一点令人不安。这一事实本身应该使我们坚信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是有价值的，但问题甚至更加糟糕：据伤害预防和控制国家中心，2010年共有19392名美国居民用枪支自杀[70]，另有11078人被枪杀，55544人因受枪伤被送到急诊室治疗。[71]
公共卫生模型也可以应用于较大的规模和时间尺度，拉开历史距离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几千年来凶杀率已经直线下降，从史前时期和当代非国家社会（nonstate society）的每年每10万人几乎有1000人死于凶杀，下降到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每年每10万人大约有100人，再到启蒙运动时代的每年每10万人大约有10人，直至当代欧洲的每10万人不足1人（美国略高于10万分之5），这是四个数量级的进步。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的？科学。考古学家可以通过骨骼残骸估计史前群落的暴力死亡率（参见第二章）。通过当代前国家人群的口头叙述和历史，人类学家的人种志记录了他们的暴力频率。利用早期的法庭记录和地方志，历史学家计算发现，这里仅举一例来说，凶杀率已经从14世纪牛津的每年每10万人有110人被杀下降到20世纪中期伦敦的每10万人不到1人。类似的模式在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均有记录，而且是以相同的数量级：14世纪到21世纪之间，从每10万人大约有100人被杀减少到不足1人。图1-4显示，从13世纪到20世纪之间，多个国家的凶杀率都呈确定无疑的下降趋势。[72]这个长长的下降趋势的末尾出现的凶杀率上升捕捉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犯罪浪潮，但凶杀率也只是回到了20世纪最初几年的历史低点。
如果这不是我所定义的道德进步——有感觉的存在者的生存和繁荣状况的改善——我不知道什么会是。不论你有关枪支管理的立场如何，我的看法是把枪支暴力当作一个可以通过科学发展和更好的公共政策来解决的问题是当前实践的惯例，也是有效地解决道德问题的长期趋势的一部分。如果你同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公共卫生科学、技术和政策拯救了数以亿万计的生命是道德的善，那么你可能会不同意我们应当应用社会科学来解决犯罪和暴力之类的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救命就是道德。拯救生命为什么是道德的？因为有感觉的存在者的生存和繁荣是我们的道德起点。但为什么生物体应该会首先渴望生存和繁荣？答案或许就在进化过程的逻辑之中，正是这一过程创生了这一动力。
图1-4 谋杀案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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