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得战略先机

现在的唐山、秦皇岛、承德和北京、天津部分县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属冀热辽区。这里北接内蒙古，南濒渤海，西依平津，东抵沈阳，是连接东北、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1945年的反攻作战中，冀热辽部队率先出兵东北，打开通往东北的大门，向中共中央提供东北新情况，为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依据。10月冀热辽部队打响抗击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第一役——山海关保卫战，保证了两万干部和10万部队经山海关迅速进入东北，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军东北，争取东北”赢得了宝贵时间，为东北后来的大决战埋下了伏笔。

精心布局，冀热辽显现战略战备作用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地区。

东北，俗称关东，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余万，土地广袤，农产丰富，素有“东北谷仓”之称。其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都很清楚，谁掌握了东北，谁就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如果国民党蒋介石控制了东北，就会对华北各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包围态势；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的战略基地，根本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状态。因此，党的七大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且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就把战略的目光投向东北，并在冀热辽地区布下“棋子”。冀热辽根据地从创建之初就一直肩负着挺进东北、收复东北的特殊使命。1945年4月，欧洲战场胜利在即之时，中共中央从战争的发展趋势，预见到苏联将要出兵东北，因而指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即须加紧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用于开辟东北。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于4月12日指示：“冀热辽区党委，对开辟热河工作，在热河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应下最大决心，而且把热河作为进一步开辟东北，直接配合苏联的前进阵地。”一切准备就绪后，从6月20日开始，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集中大部分主力部队和大批地方干部，组成三路北进支队，形成“梅花阵”，互相支援呼应，向热河和辽宁挺进。到日本宣布投降，这一战役行动一直在实施过程中。

挺进东北，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次日，百万苏联红军分兵三路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而此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这给中共进军东北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使中共看到了迅速占领东北的可能性。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八路军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其中朱德总司令发出第二号命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

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接到延安总部的第二号命令后，连夜召集分散在各地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于8月12、13日在丰润县大旺庄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抽调8个半团共1.3万余人，外加2500余名地方干部，在以李运昌为首的冀热辽“东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立即兵分三路向东北挺进。

朱德总司令发布向东北进军的第二号命令

在这重大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兵贵神速”，决不能迟疑等待。因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要抢占东北。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讲，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丢了东北就不能控制华北。美国也认为，国民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共产党进入东北。而东北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其关内力量短时间内无法大量到达。于是，国民党蒋介石利用“中央政府”的合法条件，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企图利用外交手段，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同时，一面拼凑接收东北的班子，一面请求美国帮助调运军队，力图抢先一步占领东北。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反复强调夺取东北是“千载一时之机”“不容许有片刻迟缓”。8月14日，冀热辽区党委、军区火速传达决定，各地迅速做出部署，集结部队。8月17日到19日，西、中、东三路先后出动，越过长城，向热河、辽宁挺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

西路，由第十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子光、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第十三团和第十六团一部及部分地方干部组成，共2000余人。主力部队于8月19日出古北口，进入兴隆，向热河西部地区挺进。收复兴隆后，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合。与此同时，其他部队进入滦平、围场和隆化等地。

中路，由第十五地委副书记宋诚、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第十一团、第五十一团、迁青平支队及部分地方干部组成，约3000人，先后出喜峰口向热河中部和东北部推进。其先头部队在锦承铁路上的小寺沟车站与先期到达的苏联红军巡逻队相遇。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他们就用入党誓词上所印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表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抗日部队，苏军明白，示意友好。不久，大部队到达平泉，并举行了入城仪式。然后兵分两路向内蒙古、辽西进发，解放了大片地区。

东路，由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第十二团、第十八团、朝鲜支队等组成，共4000人为第一梯队，于8月25日从抚宁出发，经义院口、九门口出关，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竟然于8月11日命令解放区军民“就原地驻防待命”，而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加上一部分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出关的部队在沿途遭到了日伪军的强烈抵抗。8月30日，东路部队在绥中县前所车站与苏军会师。尔后在苏军配合下，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山海关。这意味着打开了通往东北的大门，为八路军进军沈阳创造了便利条件。接着，东路部队一路收复和接收，一路前进。虽然沿途不断受到日伪军拦阻、袭击，仍然收复和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等重镇，解除和收缴日伪军7000余人的武装，于9月6日进抵沈阳。

当时的沈阳已被苏军解放。但由于受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并于8月26日公开发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曾克林部队进驻沈阳受阻。经过再三交涉，东路部队才进驻沈阳，八路军对外称呼也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曾克林率领的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随即，将沈阳市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1.5万多人的武装全部解除，还把伪“满洲国军”5000多人的武装全部缴械。

曾克林、唐凯率领东路部队在山海关车站乘火车向沈阳开进

在曾克林所部抵达沈阳的同时，李运昌率领前线指挥部3个主力团、1个特务营共5000余人组成第二梯队，于9月7日抵达山海关，然后从山海关乘火车奔赴东北，9月14日进入沈阳，与东路先头部队会合，配合苏军对日进行反攻作战。

冀热辽部队从8月11日接到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到9月6日进入承德、赤峰、锦州、沈阳等重要城市，总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了热河和西满等地区，初步打开了局面。

及时汇报，使中央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日本投降后，驻东北的苏军对中共及其军队态度不明，中共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和苏联的政策还不很了解。因此，中共中央对八路军如何进入东北的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开始时只是试探性地进军。在命令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后，中央军委于9月6日发出命令，要求冀东李运昌组织一个千人以内的侦察支队，附三个电台，派得力干部率领，深入辽宁境内之黑山、辽中、辽阳、康平、清源、岫岩地域，侦察军事与社会情况，特别是苏军未到之地区，并将所得情况随时电告。随着冀热辽部队和山东部队在东北的发展扩大，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开始着手酝酿新的战略决策。但还缺乏更准确的高级战略情报，所以难以最终确定新的战略决策。

在这个关键时刻，先期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经李运昌同意，于9月14日陪同苏军驻中国东北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乘苏联军用飞机从沈阳来到延安，报告并请示工作。曾克林的到来，对延安来说可谓是一场“及时雨”。

9月15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请曾克林汇报东北情况。会前，彭真带曾克林和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见面。会上，曾克林详细汇报了率部进军东北、接管沈阳的经过，以及东北的目前形势。听完汇报后，刘少奇讲了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并提请会议讨论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前一天商议过的东北局人选。经过一下午和一晚上的讨论，会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全权处理领导东北党组织一切活动，并处理一切问题。

这次会议使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起来，向东北进军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二天，新成立的东北局成员彭真、陈云等，在曾克林陪同下，乘苏联的军用飞机飞往东北。后因飞机出现故障，在山海关机场降落，9月17日改乘火车，18日到达沈阳。

形势瞬息万变。刘少奇密切关注着东北形势的发展，在全面分析全国局势后，提出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大规模调动的部署，并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发电报，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进行磋商。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并在9月17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临榆县县长宴请由延安同机返回的苏军大校和机组人员

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个战略方针的确定和一系列重大部署的实施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历史作用。

为此，中共中央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并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英明正确的。冀热辽部队夺先机进入东北，不仅打开了通往东北的大门，而且为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曾克林提供的重要情报坚定了中央的信心和决心。曾克林也被刘少奇称为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扼守雄关，掩护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

山海关是通往东北的咽喉，成为国共两军的必争之地。1945年8月30日，冀热辽军区部队先机夺取山海关，控制了铁路、公路和机场。随后，大批部队和干部经山海关迅速进入东北腹地。国民党先失一着，急忙在美国援助下，从海上、空中调运大批军队集结于秦皇岛，开始了对东北的争夺战。

10月11日，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3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并沿北宁线向山海关进犯。这3个军总兵力约7万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而冀热辽部队在山海关的守军只有十九旅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和二十二旅的六十四团6000余人，攻守之间实力相差悬殊。中央电令正由山东经陆路向东北开进的山东七师火速增援山海关。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任命山东七师师长杨国夫为山海关守军的总指挥，冀热辽十九旅旅长张鹤鸣为副总指挥。

11月1日，冀热辽部队四十六团击退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的试探性进攻。3日晚，日夜兼程的山东七师赶到了山海关，并立即投入战斗。11月4日，国民党第十三军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山海关保卫战全面展开。经过长途跋涉的山东部队不仅非常疲劳，更重要的是从山东走的时候把重武器都留下了，战士们只能靠步枪打仗，常常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守卫部队士气仍然非常高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英勇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

冀热辽军区十九旅旅长张鹤鸣（前左一）和营以上干部合影

国民党军数次进攻受挫后，误认为山海关守卫部队“人数众多，火力强大”，暂停攻击。杨国夫师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命令十九团一部于夜间出击，先后三次夜袭敌人。

山海关一战可以说是在双方都不明情况之中进行的，不仅国民党军对山海关守卫部队的情况不清楚，山海关守卫部队对国民党军的情况同样也不清楚。11月8日，中央军委还致电山海关前线第三指挥部司令员李运昌，要求迅速查明山海关附近敌军的情况。就是在这种“不太明了”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山海关地区的作战要尽量坚持，时间越长越好，至少两星期。”因为当时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和梁兴初的山东一师还在进军东北的路途上。

山海关前线暂时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国民党军很快就调整了部署，向山海关防御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在强敌面前，守卫部队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指战员们班自为战，有时甚至人自为战。重点阵地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几易其手。终因寡不敌众，国民党军于15日攻占了九门口阵地，并占领了山海关东面的前沿阵地。由于山海关防御阵地的纵深很浅，敌人很快就从突破口向守卫部队两侧实施迂回。

山海关地区的部队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危急关头，守城总指挥杨国夫果断下达了撤退命令。15日夜，防守山海关的部队向绥中方向退去。16日，国民党军全部占领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是冀热辽部队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的第一仗。国民党投入兵力共约7万人，而守城部队仅1万余人，且武器装备也远远处于劣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守12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后，主动撤离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打乱了蒋介石争夺东北的战略计划，保证了中共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对于开辟和创立东北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