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的再隔离

随着民权法案的推进，美国基于“只有在所有学生能够接受平等的、高质量的教育时，教育才是为了所有学生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理念，开始了取消种族隔离，促进学校一体化进程，并提出教育应该为学生参与多元化生活做准备，而不应该根据种族、民族、语言以及合法性身份特征等因素将不同身份的学生进行隔离。但是移民儿童数量的迅速增长、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了21世纪学校的发展趋势。对这部分学生在学校的隔离程度如何、少数族裔占学校的比例、种族和个人社会经济身份关系定位等诸类相关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隔离与再隔离现象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尽管学校一体化进程持续得到公众的支持，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开放、自由的国度内，学校教育却出现了历史性倒退。其中的重要表现是，隔离现象又开始卷土重来，尤其是那些拉美裔和非裔儿童所受的隔离程度比400多年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死时更加严重。^[5]

1.关于隔离政策的辩论

从枟布朗法案枠提出“隔离但平等”的教育计划开始，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获得了一定成功，但这种成功并非一帆风顺。迄今为止，类似问题的裁决还一度出现反复。如在2003年的密西根大学“格鲁特对伯林杰”（Grutterv.Bollinger）一案是对教育机构关于种族和准入政策的裁决，其认为坚持学生人口多元化是强迫认同种族意识的行为，^[6]其主导思想就是否定多元化教育，坚持学校一体化发展。法院就教育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进行了辩论，即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多元化社会的合格公民还是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型工人。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法院引用了1982年的枟普莱尔案枠（Plyler V.Doe）关于非法移民学生享有接受免费、平等教育而不受歧视的决定，其理念是教育应该保证所有学生能够享受利益，而且整合教育体系是保存政治和文化遗产的一种必要方式，^[7]可以看出，这次判决将建立一体化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到了2007年，高等法院就“父母参与西雅图社区学校”（Parents Involved in Community Schools V.Seattle School District）一案的裁决中，制定了限制学校按种族分配名额的决定与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对此判决，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批评者认为，不再通过法律途径保证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美国依然存在“隔离但平等”的意识；而支持者认为，许多学校已经达到了一体化状态，是时候取消过时的种族差异和肯定性行动了。在这之后，2007年法案部分认同了需要学校一体化的抽象概念，但是在K-12（幼儿园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阶段不将种族作为其中考虑的因素。但是由于学生父母的决定将会影响学校整合的修正措施，实际后果就是消除隔离措施的力不从心。

2.隔离种族的差异性、区域性、物质性

少数族裔的身份特征是美国用来赋予其民众优劣势条件的重要标准，如果处于边缘或非边缘社会地位的学生之间被互相隔离，教育的不公平性在所难免。由于受种族特性、经济地位及所在区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同移民学生之间的隔离程度表现也不同。目前，美国学校隔离现象抬头，并呈现出了新特点，即形成了种族、语言和贫困三重隔离，从以前单纯的种族隔离转向了根据财富拥有量和语言掌握程度的隔离。这种隔离现象对教育程度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中包括学生低预期和较差的学习环境、低水平的学校资源与高辍学率。以拉美裔学生为例，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其隔离程度也被认为是最严重的。^[8]这不仅仅是由于拉美裔的种族属性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其他因素如英语的熟练程度差、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较低以及其反隔离努力做得最少等等诸多主客观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种结果。

移民学生所受隔离的另一特点——区域性特征，从所处不同区域学校之间的种族分配比例可以看出所在不同区域学校隔离状况的变化。据统计，在1993—1994年，在白人聚集区域中的白人学生在学校中的比例为83%，而在2006—2007年，这一比例降至75%，可见，这种学校中少数族裔的学生比例增长了8个百分点。同时，在郊区非裔学生占多数的学校中，白人的比例为34%，而1993—1994年这一比例达到43%；在拉美裔占多数的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比例为31%，而在1993—1994年，这一比例为40%；亚裔聚集区的学校中，48%为白人学生，1993—1994年这一比例为55%。因此在郊区少数族裔学生占主体的学校中白人学生比例从1993—1994年开始降低。^[9]

除此之外，通过各少数族裔群体入学情况之间的比较也能看出学校隔离的变化情况。2006—2007年间，在拉美裔聚居地的郊区中，拉美裔学生参与学校的比例为49%，这一比例在1993—1994年为42%，也就是说，这一少数群体所遭受的隔离程度趋于严重；非裔和亚裔在同一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2006—2007年，典型非裔郊区非裔的入学率为44%，而1993—1994年这一比例为43%，仅增加了1个百分点；亚裔学生的比例为23%，比1993—1994年24%的比例反而降了一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从1993年以来的少数族裔的郊区化运动对整个美国社会少数族裔学生的隔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从全国范围看，2006—2007年非裔聚集区内的非裔学生比例从54%降低到52%，这种变化部分归功于很多非裔学生在郊区学校接受教育，因为郊区的隔离化程度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对拉美裔学生来讲，其比例则从1993—1994年的52%提高到了55%，^[10]这说明拉美裔依然较多地集中于城市中的学校。从总体看，郊区学校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接近全国公立学校的水平，所处城市的学校中不同种族身份学生的比例却很不协调，而随着逃离大城市运动，白人学生则构成城镇的学校的主体。例如，属于少数族裔学生占主体的城市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比例低于那些在郊区学校上学的。在2006—2007年，就读于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占多数的学校的白人学生比例为仅达20%。^[11]通过这些数据统计可以发现，城市地区学校的种族隔离程度高于郊区地区的学校，而郊区地区的隔离程度则高于那些农村或城镇学校。

除了上述两大特征外，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各族裔在各学校之间的隔离程度。从1965年开始，移民抵美的原因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除了政治压迫、国内经济低迷等原因推动移民到美国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之外，还有一部分移民是为自己或其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这种目标的多元化造成了他们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差异显著，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众多的少数种族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低于白人，这使得他们很难逃脱被隔离的命运。随着学校逐渐开始恢复种族隔离政策，被隔离的移民学生的数量也逐渐增加，1980—1997年间，这一比例从10%增至20%；移民本身所倾向的高度聚居特点也会造成他们的居住区域、学校隔离现象，如在纽约城，国外生初中、中等学校的学生与非移民学生处于隔离状态。^[12]很多拉美裔或许经历着“三重”隔离，即种族、语言和社会经济地位三方面的隔离。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即使是有色人种，只要他们占有较高的经济资源，也可以移居到城镇等郊区，为其子女创设良好的生活、学习氛围，并与白人学生享受同等的优质学习条件，减轻隔离对其后代造成的影响。而一些所谓取消种族隔离的区域，其往往是区域内的学校隔离程度加剧，当然，移民的学校隔离情况不能简单地仅用居住区域来解释。除了采取区域比较的方式来衡量各少数族裔所在学校的隔离程度之外，另外被广泛应用的是差异指数，用来衡量学校所在区域的平衡性。研究发现，用这种衡量方式得出的结果跟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对每个少数群体来说，位于大城市的学校隔离程度高于郊区学校，这使那些贫困的少数族裔家庭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学校隔离的影响

移民区域隔离是把双刃剑，对生活其中移民的生活习惯、价值观、物质条件等各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正向的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方面。

积极方面看，被称为“移民飞地”的种族区域中有很多经商经验丰富、资金充足的群体，而且聚居区内富足的、廉价的劳动力能够保证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些移民一般都是拥有较高的自我认同感与教育、职业抱负的群体，这种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可以增强本区域内的社会凝聚力，并可以积累相关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研究显示，在纽约市移民学生占主体的学校中，其移民学生学业失败率低，学习成绩也较高；^[13]但这也只是指短期内的一些特定的种族群体或者区域内群体，因为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区域隔离的现状对所有移民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因为隔离使得“隔离者具有一种虚假的优越感，被隔离者有种虚假的自卑感”^[14]。除此之外，隔离还会带来其他很多的负面影响，例如，区域隔离将会相对加大移民者学习英语的难度；被隔离的学校更有可能是那种财政资助缺乏、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较差的学校，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社会关系来帮助移民学生获得进入大学和工作的机会，那些被隔离的社区或学校，即使地处移民飞地，可获得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也很少（由于这种信息来源的贫乏，资源、准备工作和隔离学校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能导致向高等教育转变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与非移民学生相比，移民大学生入学率较低，而且其中的很多人获得的是副学士学历或证书，而并非学士学历。^[15]除此之外，收入逐渐成为影响个人居住区域和学校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低社会经济条件的移民群体进入条件较差的学校可能性更高。

虽然影响学习成绩好坏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移民聚集区和贫民窟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更能产生少数群体学习成绩差的现象，尤其是设立在少数族裔聚居大城市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中，资源贫乏，如师生比例低、教师资质浅、教学设备差等。由此可见，种族特性、居住区域和家庭背景通过学校教育这一中介，对移民学习成绩获得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那些非裔和拉美裔学生更有可能生活在种族隔离区域，跟其他高度集中的少数族裔一起上学。通常情况下，那些少数族裔比例高的学校师资与教学设备都比较匮乏，位于大城市的少数族裔聚居地也一般具有高移民比例与高贫困率的现象，这些地区只能利用极少的税收来维持庞大的学校开支，从这方面可以解释学校资源匮乏的原因。按照能力分组等惯例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非裔、拉美裔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最后，对学习成绩的标准化考试限制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机会，降低了他们进行教育选择的能力。由此可见，这种对教育机会的持续性限制与种族特性密切相关，除此之外，与其家庭经济背景因素相结合造成了这种结果的不可逆性。但是这种分析也不能一概而论，许多亚裔学生在这种类似的环境中相对获得了更高的教育水平及较好的职业，很多学者也对此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此，除了经济、地域特性外，文化背景及个人特性等因素对个人学习成功也发挥着作用，只是这些因素或者太过复杂，或者难以量化，没有相对一致的结论而已。要想获得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必须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和给美国带来的人力资本，以及他们所进入的社会和环境不断加深对这些群体差异的了解。虽然地处移民飞地的学校在短期内能够获得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现象要想在美国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比较困难。另外，无论是政策制定者或教育者都开始致力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即使那些移民儿童构建某些隔离性质的学校可能在目前来说具有合理性，具有发展的优势，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整合学校体系，在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会对所有学生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枟民权法案枠的出台、枟科尔曼报告枠的问世，美国在推动种族教育公平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与国际社会在推进教育公平的影响、美国政府对教育公平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社会各移民对教育公平的普遍诉求分不开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直宣称民主公平的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依然存在，想要真正实现教育平等化，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