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

今天，许多人把批判理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做的工作当成一回事。在当代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些学者已经不止是把哈贝马斯现有的著作看成专事批判的思想成果，而更多地认为他是政治学和哲学思想主流中的改革主义者。人们经常因为哈贝马斯对于主体间交往(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维度的使用，而把他和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们区别开来。哈贝马斯对主体间交往维度的使用，去除了主体的中心主义并且承认了在社会层面上构建出来的人类感知特性。然而，卡尔·马克思(in Tucker， 1972， p.223)认定，人类本身就是社会产物，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我们对社会意义的部分理解在主体之间得以构建这一事实并未否定个体的价值和意图。虽然这些价值和意图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塑造，但是对每一个体而言，其特性都是唯一的。处在主体间话语背景中的人类行为经常表现为人们对公共事件所作决策全过程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即使有可能创造“理想的”话语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权力和职位的不同并不发挥效用，即使可能对相互割裂的、有争议的问题(都是大胆的假设)达成一个非强制性的、民主的共识，话语本身也很少决定社会事件的过程。

批判社会理论有好几种形式。本书所运用的批判社会理论源自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常被斥为太过激进或已然过时，并不时被人们拿来就组织人性化、人际关系、政府运作和国际事务的方式等问题与当代思潮进行对比。这正是本书的焦点，因为我发现马尔库塞的思想在理解公共实践和公共现象中的具体、直接的事务——诸如政治—行政的关系和经济学概念向公共治理的渗透——时，尤其有用。

作为地方政府中的一名实践者，我觉得政府系统在权贵利益——他们利用政府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于公众参与的认知和便利怀有偏见。法律、政策、程序、官僚责任以及诸如“公众听证”之类的决策方法，减损了公众的参与权，降低了他们基于更广泛的集体利益思考未来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屏息以待，期望获得机会去了解复杂的公共事务并与其他人展开讨论。然而，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机会，有些人还是会为了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利益而愿意这样做。

在当前的情境下，“失去机会”的意思并不是指在公众之间或是在政治和经济精英之中假定某种单一的兴趣，也不是要在政治/经济决策者和更广泛的群体之间假定一种志趣的歧异。批判社会理论假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贪婪的本性使得统治和压制的模式势必在绝大多数背景下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特定的场所和时间内(不论其范围是全球性的、国家的、区域的，还是本地化的)，其兴趣与意图的特质将只能在特定背景下得以理解。还应明确的是，公众的进入与机会的属性因地因时而异。在某些场所和某些时刻，社会结构与实践已经被改变，从而使得市场规则和自治可能性之间的平衡发生重要的转化。然而，在公众的质询和言论受到抑制的地方，结局就相应地可以预知并且呈现为狭隘的偏好选择。

马尔库塞的著作有助于理解这样的情境，因为它为政治和经济系统、技术、自然环境和人类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综合的观察视角。马尔库塞作为理论家经常受到拒斥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并没有领略其时间跨度上至20世纪30年代、下及70年代的著述的全貌。相反，人们往往只是讨论其中的一部——经常是《单向度的人》，接着就陷入有失偏颇的歪曲误解中了。这是一种草率的学术见解，它错失了丰富、复杂而且十分易于获取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材料为我们的时代构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彻底且中肯的概念背景。(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全景式回顾，最近已经在道格拉斯·凯尔纳编辑出版的马尔库塞选集中得以充分阐述。)除了由于缺乏认知而导致的理解误差问题，在马尔库塞与当代哲学的鉴赏力之间还存在着缺乏共鸣的尴尬。道格拉斯·凯尔纳(1998， p. xiii)将马尔库塞描述为处于巅峰的具有学者风范和公众认知度的观念提出者：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期间，赫伯特·马尔库塞被认为是世界上仍然在世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作为一名力倡解放和革命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受到全世界的赞誉，成为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并深切地影响着新左派和反抗运动……毫无疑问，他的著作已经全面触及公众，他在大众媒体上被讨论、攻击和赞美，在学术出版物上也同样如此。

然而，1979年马尔库塞逝世之后，他的影响也就随之衰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他被一种新的趋势所取代：

马尔库塞并不适合那些关注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时髦辩论。与阿多诺不同，马尔库塞没有预料到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启蒙的攻击，并且他的辩证法也不是“消极的”。相反，马尔库塞赞成重建理性和为现存社会设置乌托邦式替代选择的方案——这是一个已经失宠于(拒斥革命思想和探寻自由与社会重建的宏大视野的)时代的辩证的幻象。(Kellner， 1998， p. xiv)

人们经常因为那些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所作的批评而感到不安，他们表达着对集体腐败或空气污染之类具体问题的关注，却反对将这些问题看作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可预期的结果。这加大了制订全面、长期解决方案的难度。在媒体驱动的、一元化的通俗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社会模式、社会结构、激励力量和运行结果的理性上的不安因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后现代主义对思想根基的质问，以及全球化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而得以加剧。在这一情境中，人们面临的问题表现为：是接受现状，还是将关于社会替代选择的批判想象引入论析、提出挑战？本书认为对于处在特定境遇中的人们来说，后一个选择比消极被动要更为可取。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基于好几个原因，批判理论仍未在公共行政领域中产生重要影响。本书的意图并不是要把20世纪中期的批判理论不加改变地带入21世纪之中，而是要使批判理论主体中有用的观念要素适应当代情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尔库塞的社会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淡忘，并且被批评为过分简单化和极端化。今天，马尔库塞的社会分析却令人气馁地显示出先见之明和中肯之处。当马尔库塞所关注的问题被融入着眼于今日社会之复杂性的当代理论家的论见中时，它们在将可供替代选择的未来加以概念化的过程中，显得特别有用。我希望，批判性想象的运用或许能够向本书的读者展示，考虑到人们周遭的条件，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起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