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投入产出比例多少合适

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是除传统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重要的供给侧投入要素。过去在新古典框架下对供给理论所主张的减税政策的分析研究,往往关注劳动或资本这两大要素的影响,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重要的供给要素也同样会受到税率等变量的影响。本书尝试在新古典框架下,依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在模型设定中考虑不同的前提条件,同时加入要素生产率的供给侧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导提出了三个命题。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后两个命题得到了直接的支持,即过高的资本税边际税率和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面关系。同时实证检验也反映出我国的总体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步关系。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这里尝试给出一些阶段性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最直接地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得出的建议,即适当调低企业的相关税负。除了供给学派传统的减税促进就业的政策传导思路外,本书的研究给出了减税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思路。

其次,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过高可能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无裨益,因此政府不应过多地直接介入,而更需要考虑的是在适当的生产性支出之外如何释放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活力,促进企业通过内在、自发的活动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书所倡导的供给侧减税政策就是其中一种可行方式。

再次,根据数据来源,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政府生产性支出数据包含教育、科研投入和财政基本建设。而实证结果显示的显著负向关系,表明这些对教育和科研的直接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未必是正面的。结合目前社会上对我国教育培养体系与企业实际需求相脱节问题和教育、科研投入产出转化效率低下等问题的批评意见,这里的分析表明生产性支出尽管需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但同时其投入转化的效率还有待提高。

最后,政府需要更加着重发挥其提供一般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发挥好其公共品的正外部性,从而发挥好推动全社会、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性功能。

以上是从政府角度进行的分析。从企业角度来看,则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首先,目前我国所处的总体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下我国企业依旧需要通过资本积累的方式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其次,如果政府对企业进行减税,势必会释放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供给侧减税政策契机,进行相关的投资与升级改造；再次,在政府生产性投入过高的领域,生产率可能较低,对于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活力的民间资本和企业,可以考虑在政策放低、放开进入门槛时进入这些领域；最后,企业应逐步开始尝试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利用创新和升级改造相关的投资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合理规划企业的经营负担。

以上一些阶段性建议,是基于简化后的模型得出的。由于模型中将供给侧的财税政策简化为边际税率,因此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就存在一定的局限。事实上,政府为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对创新性、科技型企业的减负增供给政策不仅限于降低资本税率。要达到从供给侧为企业减负、促进其创新发展的效果,还可采取譬如对创新研发活动的税基抵扣、加速折旧等多种针对性政策,激励企业不因资本税率降低而过多累积资本存量、粗放发展,而是更有动力加大对创新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因此,本书以下章节一方面要梳理模型中简化的、难以描述的实际因素（企业的收入流分析）,另一方面将从企业实际财政负担的税和费两个方面,分别给出减免的具体思路。

【注释】

[1]关于累退性,在本书第七章的案例研究部分中,企业所负担的不论是税（尤其是营业税）还是费所体现出的累退性都再次得到了印证。其中,企业费的累退性,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的累退性证明了这一前提设定是必要的。

[2]内需不旺是本书第四章中企业收入流分析和政策传导逻辑中的一个方面。在我国目前注重需求管理的环境下,政府消费（如三公消费）一旦由于非经济的原因被削减,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也随即出现暂时的持续跌落,可能说明了居民的内需消费不旺盛,短时间内无法填补政府消费削减后留下空缺的问题。这里的回归结果也可提供一定的佐证。

[3]从后文的案例分析来看,不仅我国税收具有累退性,企业费同样具备累退性。这里的税负是综合了税和费负担的概念,以便于建模。

[4]回归方程中各变量序列除了做过差分处理的之外,均经过检验为平稳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