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的结构

要深刻理解精神生产，必须对精神生产的结构有一总体把握。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生产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精神生产是指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以后，由脑力劳动者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客体化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高级精神产品的生产。这些精神产品相当于波普所说的“世界3”，这是高层次的、严格意义的精神生产，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广义的精神生产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它不仅包括高级精神产品的生产，而且包括那些不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心理、习俗、情感、意志、经验等日常意识的生产。后者是一种非理论化、系统化、客体化的低层次的意识的生产，是日常生活的随机反映，近似于波普所说的“世界2”，它不仅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而且随时影响高级精神产品的生成和发展。由于传统哲学教科书不仅忽视高级精神产品的生产，而且忽视低级精神产品的生产，更忽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必要结合《资本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1）日常意识

人类最初的意识就是日常意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身的生活环境、生活需求、生命活动、生存方式的一种自发反映，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习俗、情感、意志、欲望等日常意识，这种意识是普遍发生的，不仅在原始社会，即使在今天它也是广泛地存在并时时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基本意识形式，包括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两个方面。精神生产的第一层含义或最初含义就是指人们日常意识的生产。

个体意识是个体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对自身存在和自身需求的最直接反映，因而个体意识的内容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他的存在的反映，这个存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客体，更重要的是对主体自身存在的反映，是对实践的反映。任何个体都“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因而虽然“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03]，但是“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204]。因而他们的思想必然受他们的实践、受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制约。正像马克思所说：“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205]个体意识构成人类意识的最基本形式。

由于个体意识反映着每一个人的需求和存在，因而它直接构成个体行为的内驱力，构成个体行为的指导原则，在客观上也就构成人类历史的最直接动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地位不同，人生经历不同，追求利益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又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因而个体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往往千差万别，甚至互相冲撞。许多个人在狭小生活圈中形成的欲望、动机、意图往往脱离外在条件的许可而趋于幻想，生活的动荡和起伏，时而使人激动，时而使人失望，由于缺乏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低层次的意识无法满足人类的最高生活目的，人们必然要求更高的意识来引导，群体意识就自然产生了，然而就个体行为内驱力而言，个体意识始终是人们个体行为的最直接根源。

与个体意识相比，群体意识，或社会心理属于更高层次。群体意识起源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它不仅以个体心理、个体意识为基础，而且表现个体意识中共同的东西，它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环境、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的一种自发的、带普遍性的反映，是指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阶级、一定阶层、一定生活共同体中形成并普遍流行的、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加工整理的自发的精神状况、心理趋势，即人们相似的情感、要求、动机、目的、理想、愿望、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心理要素的总和。这种心理状况又可以根据人们社会活动圈的大小，区分为小群体心理和大群体心理，小群体心理是人们在家庭、学校、亲朋等小群体中形成的心理，大群体心理是人们在阶级、民族、国家等大群体中形成的心理。由于大群体心理是人们经济地位、政治要求的最集中、最尖锐、最敏感的反映，因而在个体心理——小群体心理——大群体心理序列中，大群体心理居于最高层次，它对群体行为的影响最大。

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社会心理的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楼公式：（1）生产力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这样他就在社会结构四层楼结构中加入了社会心理这一层面，并认为它是生产力、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前三层结构与思想体系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他之所以把社会意识划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层面，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心理对意识形态的基础作用，他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206]，“这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207]。葛兰西根据西方社会的特殊性，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阿尔都塞则进一步将它发展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哈贝马斯为了突现生活世界的基础地位，则将反映个人生活领域的这一块称为公共领域，所有这些学者都将视野集中于这一领域，实际上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称为社会心理的这一层面。

“社会心理”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指在某一时代、某一特定民族、阶级、阶层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即人们相似的观点、情感、意志、愿望、理想、信仰、道德、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心理状态，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没有经过思想家、艺术家系统加工改造的，初级的共同意识，正是它构成整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极深刻理解。

社会心理形成的原因，一是群体内部的需要，二是群体外部的刺激。人们在各自的环境中，自发地反映着自身的利益和自己所从属的群体的利益。因此，影响个体和群体生活的每一次内部或外部的或大或小刺激，都会在生活于这个群体中的个体身上产生相似的反映，从而酿成共同的社会心理。从一定意义讲，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对影响群体利益的外部刺激和内部需要的最迅速、最敏感的反映，尤其在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尖锐冲突时期，社会心理成为社会基本矛盾最敏感的指示器^[208]。因此，谁要想解决社会矛盾，谁就必须充分认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平时所讲的“民意”或“人心所向”，就是这个意思，它直接指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向。一般来说，外部刺激和内部需要影响和涉及的面越广，引起心理共振的面也就越宽，触及的利益越深，引起的心理反应也就越强烈。这种社会心理在没有明确的口号、理论的引导下，它往往成为人们自发行为的内驱力，而在明确口号、理论的引导下，则往往会发展为具有强大冲击力的社会思潮，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与这种思潮有很大关系。在这种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人民群众，由于某些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有意识的组织和领导，就会迅速转化成为物质力量，变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社会革命、社会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对于社会运动来讲，社会心理是社会运动的前因、前提和基础，它构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列宁也正因此把社会心理作为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认为只有在上面（上层建筑）和下面（社会心理）都意识到过不下去的时候，社会革命条件才成熟。

但是即使这样，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从程度上讲依然只具有自发的、零碎的、不系统的性质，它来潮快，退潮也快。同时由于个体，尤其是弱小个体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从众性”，往往因一个谣言，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就会引起一起非理性的群集事件。因此要真正地把社会心理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力量，还必须把这种低层次的社会心理上升为高层次的社会理论，上升为系统的社会意识各种形式，即把阶级心理上升为阶级意识，把民族心理上升为民族精神，把时代心理上升为时代精神，把对自然的认识上升为自然科学。精神生产正是由此产生，社会意识各形式，无论是政治、法律、宗教、哲学，都是精神生产者在实践的推动下生产出来的，它起源于社会生存、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需要，因而更集中、更彻底地反映了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

（2）社会意识

人类的实践从内容上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作为精神产品，社会意识也可区分为两个方面，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升华，形成自然科学；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升华，形成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客观的自然世界，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是人类社会，人文科学关注的中心是人自身。由于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和生产实践，因此，人文科学必然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同时由于它是对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关怀和追问，因而它又必然高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一切知识和智慧内在地服从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三种科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客体化了的精神产品，都是精神生产者在实践的基础上，依靠一定的精神生产资料独立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生产者总是本阶级、本民族、本阶层利益的最急切、最自觉的认识者和反映者，为了达到本阶级、本民族、本阶层的利益，他们自觉地反映社会心理，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阶级精神的社会意识各形式，以引导人类进步。因而精神生产，包括精神生产者——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重新认识。

精神生产的影响，首先与精神产品的性质有关，与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相比，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内容上的理论性、系统性、深刻性。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存在及其生存环境的一种自发的、低层次的反映，由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随机反映，因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往往是不深刻的、表面的、非理性的。而精神产品作为高级的社会认识，是精神生产者对社会生活理性沉思的结果，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而且是对社会生活内在关系和运动规律的深刻反映。

二是形式上的定型性、可保存性、可传播性。与口头语言不同，社会意识各形式是借助于一种客体化、规范化的文字语言符号系统和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并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的加工制作，因而作为产品，取得了一种定型化、外在化的形式，例如书籍、报刊、影视、多媒体。正是这种定型化的外在形式，使精神产品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历史作用：一方面，通过这种外在形式，作者的思维过程得以再现，从而达到与读者心理交流并进而影响个体心理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可保存性和可传播性极大地拓展了精神产品的影响范围，使精神产品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而流传百世、传入他乡，从而发挥着比社会心理更持久、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自文字产生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得益于精神产品的世界性传播。一部《论语》或一部《圣经》，往往可以影响人类上千年。

在社会生活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虽然都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反映，但是由于它们研究对象不同，因而作用机制也略有不同。

人文社会科学在现实社会中，一般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意识形式，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以自然为对象，其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并建立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必须以人和人类社会为中心，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最佳社会关系，并以形成最佳社会合力为目的。这是一切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共同任务，无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美学，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为建立人与人之间最佳社会关系服务的，因而本质上是在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由于两者研究对象不同，一个侧重于物，一个侧重于人，因而作为精神生产，它们的生产、消费、传播、作用机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3）上层建筑意识形式

上层建筑意识形式是人类形成社会以后无法摆脱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原始社会表现为图腾、禁忌、原始宗教、原始信仰，还是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意识形式，它们都是为社会的共生、发展服务的，由于人类必须结成社会才能生存下去，因而作为社会现象，它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共识。

因此，上层建筑意识形式直接起源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由于个体意识受个人生活的局限而往往互相冲突，而社会心理虽然反映群体的“民意”，但是它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依然带有一种自发的、表面的、随意的性质，如果不与科学的社会意识相结合，则往往毁于自流，而不能从心理共鸣引起心理共振，从浪花汇成巨流，形成自觉的大群体行为。它所酿成的社会运动也往往朝起暮落，来潮快，退潮也快，缺乏持久性和深刻性。因此，要使这种低层次的、感性的社会意识上升为高层次的理性意识，上升为对社会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使这种游浮不定的、自发的社会运动上升为持久自觉的社会运动，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就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两个最核心环节。

（4）上层建筑意识形式的生产

上层建筑意识形式是精神生产者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经过长期的努力，创造性地生产出来的，每一个精神生产者都是本民族、本阶级、本阶层社会利益的最急切、最自觉的认识者和反映者，为了达到本阶级、本民族、本阶层的利益，他们自觉地反映社会心理，研究社会现实，吸收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阶级精神的社会意识各形式，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各阶级、各民族、各阶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精神生产者通过对复杂的社会心理成分的筛选、整合、提炼，创造性地将低层次的日常意识上升为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把阶级心理上升为阶级意识，把民族心理上升为民族精神，把时代心理上升为时代精神，并通过传播影响整个民众。正像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09]

精神产品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它不传播，它的影响力就极其有限。与物质产品不同，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本质上是作者与消费者心灵沟通的过程，因而也是作者系统的思维过程影响消费者的过程，是个体心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把握群众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精神产品的消费和传播，一方面，动用一切可能的宣传机器，来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影响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达到对社会生活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阻止一切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使用欺骗的手段，强行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阻止群众的集会、结社、自由交谈，以防止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的形成。

从这方面讲，日常意识也有一个生产过程。从孤立的过程看，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似乎是自发产生的，但是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他一出生，他就处于群体的包围之中，长期的群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就时时影响着他，教育着他，因而从思想的最后形成讲，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自发的，相当部分的日常意识的再生产是通过人的自觉再生产实现的，有些则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有意识干预形成的。

这种干预在原始社会就有萌芽，例如图腾、禁忌、原始崇拜、原始宗教、原始神话、原始生活经验的传授，这种干预对于原始人的共同心理形成起了某种再生产作用。它通过人们对超自然神力的崇拜和恐惧，使人们自我约束，进而产生对原始生活共同体的依赖感和向心力，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共同的心理态势和行为规范。这种半自觉的心理产生过程，可以看作精神生产的原始萌芽，它对于人们共同心理、共同行为规范的形成，起了某种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如果说原始社会人们的精神生产还处于半自觉的萌芽状态，那么，自从阶级产生以来，精神生产就完全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活动了，这不仅产生于人们共同行为的必要，而且也产生于心理统治的必要。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无不强化精神的生产和传播，尤其在当代，精神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无时无处不看到精神生产的影响，不看到精神生产对社会生活打上的烙印，报刊、书籍、网络、电影、电视，文学、艺术、科学、政治、法律、宗教，到处都渗透着、展现着精神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时代的潮流。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主要的生产力，精神生产已经完全取得了对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它的功能不仅在于社会控制，更主要的在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

因此，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它源于社会生活，升华自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驾驭社会生活，从而成为人类自觉指导社会生活的精神司令部。用图式表示就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个体心理→群体心理→精神生产→社会意识各形式→精神产品的传播→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社会存在。这一循环说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意识（个体意识、群体意识、社会意识）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源于生活又指导生活。

第二，个体心理是个体行为的原动力或内驱力，它的产生是自发的，然而它的生产却带有自觉的成分，其中包括小群体的影响（家庭、亲朋、学校、社团）、大群体的影响（民族、阶级、阶层、时代）以及社会意识各形式的影响（通过文化、教育、政治、宗教、法律等）。

第三，群体心理是在个体心理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它却直接影响个体心理。群体心理是精神生产的基础和前提，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实现必须通过群体心理，并进而影响个体心理。

第四，精神生产是人类最自觉的生产，它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中间环节，是人类自觉指导社会生活的精神发动机。精神生产源于社会生活，升华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驾驭社会生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是精神生产影响社会的两个最主要环节。

第五，因此，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必须以个体心理、社会心理和精神生产为前提，而它的反作用也必须通过精神产品的传播并影响人们的心理才能实现^[210]。

（5）非上层建筑意识形式

非上层建筑意识形式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思维语言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实验等实证、逻辑、科学的方法达到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目的是使自然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研究的是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思维语言科学则以语言符号为对象，通过数学、逻辑的方法，以揭示语言的变化规律，目的是更好地为人际沟通服务，由于思维语言科学使用数学、逻辑的方法，研究的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内容，因而本质上可以归为自然科学，或者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科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指“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即“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11]。自然科学主要是指第一、第二类。由于以自然为对象，因而可以归为非上层建筑意识形式，它不具有阶级性，它的产生和发展也并不一定要以社会心理为前提，然而却与驾驭自然的生产实践同命运。

科学一开始是随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像马恩两位导师所说：“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212]，“数学是从人们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213]，“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了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14]。

科学的发展又是与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尤其在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密。如果“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15]。

然而在16世纪以前，科学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技术，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前，16、17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转化为技术。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建立以前，科学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发展，相反在传统政治和宗教的控制下，它只是作为生产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因素缓慢地发展着。许多重要的发明，由于闭关自守、相互隔绝和缺乏必要的传播工具而经常失传。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不仅越来越依靠科学，而且科学也越来越成为推进生产进而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资本主义的到来与科学技术的一定发展有很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16]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定发展，旧传统关系不能解体，资本主义就很难产生，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217]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精神生产的发展。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科学越来越成为推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但是，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218]资本成为一种自觉利用科学的力量。

资本是如何利用科学并使科学为财富服务的呢？资本使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使科学家变成雇佣劳动者，使科研成果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成为市场可调节的生产资源。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使科学家必须依靠货币才能生活，使货币成为科学家追求的目标，使科学成为科学家致富的手段，从而内在地调动起科学家的积极性，使他们无比勤劳和富有创造性；另一方面，则是科学成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工具，正像马克思深刻指出的：“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219]也就是说，资本家支付给科学家的是工资，而获得的是无尽地使用科学成果的权力，科学家获得的和科学家创造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

因而与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只有资产阶级才是最自觉利用科学的阶级，科学在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220]，资本越自觉地利用科学，生产从而财富的增长就越快。正像马克思所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221]，“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222]。

在市场的基础上，资本与科学双重地发展起来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与科学的结合是资本主义成熟的表现。因为“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只有当……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23]。而在此之前，即在固定资本还没有成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之前，在大机器生产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于形成时期。

反过来也正是由于科学与资本的结合，使科学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又以资本为前提。“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224]在资本的激励下，科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并成为推进财富和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现代社会正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是以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指出：“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18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225]蒸汽机的应用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226]。机器大工业创造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财富的创造主要不再是活劳动的消耗，而在于科学力量的应用。“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27]这也为“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答：劳动创造价值，这劳动不仅是指活劳动，而且包括科学所蕴含的精神劳动，包括凝固在固定资产中的以往积累的劳动，把活劳动当作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解。

科学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也是一种强大的革命力量。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点：“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228]最后一句话非常鲜明地点明了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科学的推动下，人类的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人类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现代社会与精神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马克思有远见地指出：“随着科学的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及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因而科学和教育方法越是面向实际，就越是这样。”^[229]马克思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发达的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而这种生产力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教育的真正功能在传承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用科学培养和造就生产力。教育与科学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最主要的杠杆。

因此，对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作了比任何其他学者都更有远见的结论和评价。正像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230]也正由此，世界公认的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科学学的真正思想先驱^[231]。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逝世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再一次无与伦比地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先见之明。科学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资本、劳动铸就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大大超过了19世纪所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几千年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力总和。据统计，人类80%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工程建设都是在20世纪创造的^[232]。20世纪无愧为科学的世纪，它不仅来势凶猛，而且威震一切，改造一切，成为20世纪最耀眼的星辰。从发展机制和发展态势总结，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改变了早期社会“生产——技术——科学”的传导模式，呈现出“科学——技术——生产”新的发展态势。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日益紧密，技术升级不断加快，高新技术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发生质的突变，它逐步成为决定生产力总体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而到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75%以上，科学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233]。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科学推进生产的发展，反过来，生产也成为科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两者的良性互动使发展周期越来越短。

第三，科技成果互相影响，发挥出群集效果。20世纪中叶以来，六大高新技术，即微电子、核能、超导、空间技术、基因工程以及海洋技术在科学的引领下异军突起，在宏观与微观两个世界实现全面突破，预示着人类生存质量整体跨跃。

第四，科学技术以无与伦比的威力，影响着社会，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20世纪是科技腾飞的世纪，只要看一看20世纪的人间发明创造，任何一个现代人都无法想象失去这些发明创造将是一种什么情景：无线电报（1901）、广播电台（1920）、电视（1926）、雷达（1935）、半导体（1915）、晶体管（1948）、电子计算机（1946）、录像机（1956）、集成电路（1959）、激光器（1960）、计算机辅助成像（1972）、个人计算机（1975）、互联网络（1969）、人造丝（1903）、人造棉（1912），塑料（1909—1918）、化纤（1912）、尼龙（1940）、人造橡胶（1930）、汽车的工业化生产（1908）、高速公路（1940）、速化列车（1960）、飞机（1903）、直升机（1939）、超音速客机（1947）、洲际航线（1939）、大型客机（1950—1960）、抗生素（1928）、磺胺（1932）、胰岛素（1921）、维生素（1928）、心电图（1903）、脑电图（1929）、人工肺（1927、1953）、人工肾（1945）、人工心脏瓣膜（1950）、肾移植（1954）、心脏起搏器（1957）、断层造影（1973）、人工心脏（1982）、隐形眼镜（1985）、核反应堆（1942）、核动力潜艇（1954）、原子能发电（1951—1957）、火箭（1915—1942）、卫星（1957）、人类进入太空（1961）、宇航员登月（1969）、航天飞机升空（1981）、飞船降落金星（1982）、机器人登火星（1997）^[234]。科学技术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深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当代科技分离，这就是基本事实。

科学作为理论形态的精神产品，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同样是精神生产者依靠一定的精神生产资料辛勤劳动的产物，它也是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通过严密的逻辑思维，经过无数次的科学实验，达到对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但是它研究的对象是自然，它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自然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因此它必须通过观察和实验，通过技术，并转化为生产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从这点讲，它的运行机制与人文社会科学是非常不同的，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心理，也不是阶级斗争实践，而是生产实践，它并不是对社会心理的升华，而是对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并且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生产实践的需要为前提。在“生产——技术——科学”的链条中，科学最初是被决定的，然而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事物的链条逐渐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科学反过来成为决定生产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科学转化为技术并进而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作用越来越大，并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里，资本、市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正是通过市场，科学和科学家的劳动才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并与资本相交换，资本通过科学和科学家而增长财富。经过交换，科学一方面从属于资本而与劳动相对立，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自身价值而使科学获得了相对独立，两者结合，科学才成为“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235]。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36]。既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也为自己勤劳致富。科学越发展，资本家越富有，科学家本身也越体面。正是这种系统内部的耦合机制，使科学、技术、生产力、社会机体的各个方面蓬勃发展起来。只有在这时，资本才获得自己的典型形式，而“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37]。这一过程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科学对资本的屈从，而主张科学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统治阶级的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使科学家“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让科学在“劳动共和国里面”“起它的真正的作用”^[238]。

关于科学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尤其是科学从属于资本所产生的社会异化，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科学的神奇，使人产生了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正如胡塞尔所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239]现在不是人指挥机器，而是机器指挥人，“人类已经被科学抛弃了……反过来人类为科学服务，并且作为外在于科学的某物从属于科学”^[240]。人类被技术异化了，“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241]。“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242]在这里西方学者严肃地提出了科学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回避了资本问题，虽然西方学者对危及人类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却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资本的统治。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统治的背后，本质上是资本的统治，“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43]。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今天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不是资本从属于科学，而是科学从属于资本。因此，有胆量的西方学者，应该把矛头对准资本的统治，而非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的了解和利用，而它对人类的影响则决定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