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万新年出生于唐万新乌鲁木齐

唐万新，1964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在兄妹五人中排行最小。他被认为是继牟其中之后的又一资本大鳄，他所构造的“德隆系”一度成了一面神秘的旗帜。从最初涉入中国股市获得巨额原始资本到深陷股市不可自拔，唐万新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全然已经从生产性向非生产性转变。也可以说，如果单单讲唐万新在股市中的资本运作过程，他的企业家活动就是本章所要表达的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

1.“德隆系”起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改革的热潮，中国股市出现井喷^[13]。这一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在了解深圳股市情况后说：“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14]之后在这一年的3月2日，出现了1992年股票认购证首次摇号仪式；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股票价格一路狂涨。在那个年代股市所涌现出的暴利，让很多人投身于其中，唐万新也正是这样陷入了股市的魅力之中。从实业创办的多次失败到股市井喷的“捡钱”诱惑，唐万新彻底迷上了中国股市。初期的中国股市，充满了风险也充满了机会，就在很多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时，新疆德隆开始涉足股市，通过一级市场过足了赚钱的瘾，为以后德隆在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鸿篇巨制奠定了资金基础。但在1992年之前，唐万新大体上也仅是一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

唐万新先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10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随后，唐万新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一级半市场”（收购公司已发行未上市股票）。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10%，每一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唐万新当即意识到这里面所蕴藏的暴利。他硬是花钱请了5000人替他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当时的深圳一下子涌进了150万人，最后酿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唐万新的部队”应该算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认购队伍。就这样，唐万新以其对中国股市敏锐的嗅觉在短时间内赚取了第一桶金。从此，唐万新“觉今是而昨非”，由创办实业转而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

随后，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这被称为“德隆系”唐氏事业的起点。唐万新和其大哥唐万里游走于新疆、陕西等西北诸省，大量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职工股，然后倒卖给金融机构或等到上市后抛售套现。有一次，他们以100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西北轴承”的1000万股法人股，数月之后出手净赚3000万元。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唐万新积累了巨额的资本金。中国股市如此容易的“捡钱游戏”，让唐万新日后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资本运作大鳄。

如果说股票倒卖让唐万新初窥资本市场殿堂的话，那么，他在国债市场的试水则让德隆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财政部出台了国债承购包销政策，在相当多的年份里，大部分国债都是由数家证券中介机构包销的，数年累积下来，渐渐地便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国债流通市场，而武汉的国债场外交易所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平台。1994年，唐万新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额达3亿元。也正是靠着这笔不菲的资本金，唐万新开始构筑他的金融帝国。

2.“德隆系”构建与维持

这一时期的中国股市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完善的运作体制。政府对股市的规制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一个例子是，直到1995年3月，当证券市场已经发展四年多以后，才进政府工作报告，拿到了准生证；而在1993年4月22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才正式颁布实施。唐万新就是在这样的股市环境下开始了他的“捡钱”活动。

1996年，唐万新把德隆总部迁到北京。在公司高参们的启发下，他提出了“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的德隆核心理念。该理念认为，全球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衍变，中国正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多传统产业都存在迅猛发展扩大的机遇，但是由于体制及观念的落后，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投资分散、没有竞争力。因此，如果通过资本并购的方式，将之进行优化整合，盘活存量，这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这是一套试图自圆其说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仅仅作为德隆疯狂扩张的理由而存在。也是从此出发，德隆在实业上实施多元化整合，在金融业上进行“非常规”运作，走上了一条裂变式发展的道路。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在短短一年间，德隆完成了这“老三股”的收购任务，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他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2000年之后，德隆先后控股北京中燕、重庆实业和天山股份，即“新三股”。在这一时期，德隆一时以“天下第一庄”的形象而被定格和传颂。

德隆的坐庄技巧其实非常简单，它旗下的“老三股”和“新三股”均被全盘控制，其中四家的股权比例都超过30%，所以，唐万新自称为“集中长期持有的控制性庄家”。他通过不断地释放利好消息和运用整合重组理念，将股价一步一步地抬高，然后从中倒货牟利。根据精通财务分析的香港科技大学郎咸平教授的计算，到2001年3月，德隆庄家从这种坐庄活动中总计获利52亿元。其中，湘火炬从1997年起换手率为440%，按庄家持仓成本为18元计算，账面获利19亿元；合金投资从1997年起换手率为400%，按庄家的每股12元股价计算，账面盈利同样为19亿元；德隆进入新疆屯河是1996年，换手率同样高达400%，按每股20元的建仓成本来计算，账面盈利为14亿元。

唐万新构建“德隆系”的方式，简单地说，其实就是通过一系列炒作手段（如不断放出利好消息等）抬高自己的股价，然后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融资来维持其高股价。因而，这一时期，唐万新所进行的企业家活动很多都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融到资金。他的一系列活动，如参股、收购信托机构，涉入、控股商业银行等，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和用途。“德隆系”的构建与维持过程，实际上也是它灭亡的过程。唐万新靠融资炒股手段来牟取暴利的企业家活动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埋下了随时就要爆破的地雷。

他获取资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参股、控股、收购信托机构和商业银行，搭建德隆融资平台。1993年5月，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始筹建，德隆随后参股（德隆最终于2000年新疆金融租赁的增资扩股中公开控股）。1994年间，德隆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唐万新由此获得第一个金融管道。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唐万新以新疆金融租赁的名义，在武汉、北京等地融资3亿多元，账外循环，全部由德隆直接使用。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年底，唐万新获得机会收购金新信托30%股权。由于以德隆名义出资收购获批的可能性很小，唐万新绕道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这年年底，德隆即以金新信托名义，收购陕建信托上海宁武路证券营业部，唐万新亲自坐镇操盘。德隆还以金新信托的名义，借入齐鲁石化公司所发行9000万元石化债券，到手后即在二级市场上卖掉，钱归德隆使用；同年7月，其又采用同样办法，靠新疆石化券再度拿走5000万元。时任金新信托总裁的王宏称，德隆挪用这些资金，金新信托当时的总经理、工行脱钩办主任王玉才均不知情。更大胆的是，德隆其时还以金新信托的名义，获得6000万元齐鲁石化债券的分销资格。但唐万新以金新信托名义开出代保管单，同时向客户许以高于券面收益率3%的补充收益率，轮回操作，最终融资近3.6亿元；另外挪用客户保管券并抵押贷款6000万元，作为销售回款交给齐鲁石化债券主承销商。

从2002年6月起，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这也是唐万新所做的最后一次挣扎。他的设想在于如果能够进入地方城市的商业银行，德隆就有很大可能解决资金紧缺问题。而且可以在股市上炒作参股金融的概念，支撑、刺激“德隆系”股票。在2001年以前，德隆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仅有新疆金融租赁、金新信托、新世纪金融租赁和德恒证券四家；自2002年初起即增加了恒信证券、中富证券、伊斯兰信托、南京国投、昆明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至2004年4月危机总爆发之时，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已达21家，实际控股了伊斯兰信托近60%，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100%，中富证券89.94%，健桥证券65.05%，昆明市商业银行49.23%，株洲市商业银行41.05%，南昌市商业银行31.63%。

第二，以较高的利息为吸引点，通过金融机构向民间融资，即委托代理。从2000年起，德隆通过控制多家信托金融机构，开展一系列合法、非法的委托理财业务，先后融资250亿元。德隆以较高的利息，通过金融机构向民间大量融资，年息高达12%～22%。在唐万新的部署下，德隆旗下的证券金融机构按地域分配，纷纷寻找资金。它们以委托理财的名义跟企业签订合同。其中一份“补充合同”则注明了德隆向企业承诺的保底利益，一般为3%～12%。实际上，德隆的这种行为已经属于非法的“地下私募”，这种灰色交易不仅害了德隆本身，也害惨了无数的企业和个人（他们因为信任而把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德隆打理，结果深受拖累、血本无归）。

“控制金融机构——以种种方法挪用其资金——购买已被德隆拉高的股票”，这种手段实际上真正操作的金融控股“创新”，无不出于为打通占有金融机构资金通道而做的苦心经营。然而，一直到2003年10月，德隆的资金仍然是一大困境。

3.“德隆系”危机与破裂

2000年12月，吕梁的中科创业崩盘。2001年初，受其影响，德隆陷入了资金危机。年初金新信托旗下融资网络与客户签订的委托理财总余额为143亿元；2001年一季度金新信托即发生挤兑风波，在整个2001年，挤兑风波发生了三四起；金新信托一季度有20多亿元无法兑付，到年底，出现了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的挤兑现象。2001年，整个中国股市暴跌。到2005年，各种政策救市的老办法悉数用尽，股市仍一蹶不振。

2001年4月，德隆国际全体董事开会，商量如何处置金新信托。七人主张金新信托“破产”，唯唐万新一人坚持要“救”。此次会议未作最后决定。四个月后，正当德隆遍邀媒体负责人访问新疆，展示其欣欣向荣景象，以“事实”反驳媒体的“不实报道”之时，德隆董事会在苏州东山宾馆再度开会，决定亏损累累的金新信托何去何从。仍然是唐万新以一对七，力排众议。他靠自己在德隆的威望和信念说服了德隆国际董事会，董事会最终通过了唐万新的策略：全员动员，以收购金融机构为第一急务。“收购新的金融机构，扩大委托理财规模，以保证资金流不断”。

因而，从表象上看，2002年被视为德隆扩张速度最为迅速的一年。德隆先后宣布投资农村超市、重型汽车业、旅游业和畜牧业。以“老三股”为经纬延展开去，德隆相继控制了更多企业，包括天山股份、ST中燕、重庆实业、沱牌曲酒等上市和非上市公司，行业遍及番茄酱、水泥、汽配、亚麻、钾盐、旅游业、饮料业、娱乐业、种业、农资超市等等。2002年11月，唐万新的大哥唐万里当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他对媒体宣布：“德隆将在3年内，进入世界500强。”12月，德隆集团迁入位于上海浦东黄金地段的德隆大厦。在外人看来，此时的德隆正处在辉煌的巅峰时刻，它宣称控制了1200亿元的资产，拥有500多家企业和30万员工，涉足20多个领域，已俨然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产业集团。而事实上，德隆已经病入膏肓。

唐万新作的最后一次挣扎是试图直接进入地方城市的商业银行。德隆从大型商业银行中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而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则有100多家，资产总额5500亿元，存款4500亿元；如果能够进入，德隆将真正地形成实业投资与金融紧密结合的财团模式，并有可能彻底地将自己洗白。2002年6月，德隆通过六家影子公司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9月，它又参股株洲市商业银行。同时，它又染指长沙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德隆先后与至少六个城市的商业银行达成了控股或参股的协议。

到2003年夏天，德隆的资金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10月份之后，旗下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进的资金，“金融巨兽”面临恐怖的短血之虞。这时候的局势已经恶化到唐万新本人无法控制的地步。12月，他将湘火炬的1亿股法人股质押给了银行，后来的半年里，德隆手中所有上市公司的法人股都被抵押干净。

2004年3月，媒体报道了《德隆资金链绷紧》，指出了德隆资金短缺正面临的重大危机。这一负面新闻给德隆造成的冲击是致命的。2004年4月13日，清算日到来。德隆旗下的健桥证券首先抛售合金投资股票，当日合金投资股票跌停。德恒证券、中富证券以及德隆系坐庄的机构，开始疯狂抛售“老三股”股票，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老三股”崩盘就此开始。到期的与未到期的客户全部要求兑付，德隆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德隆危机全面爆发。几星期之内，德隆的财富全面缩水，流通市值从206.8亿元跌至50.06亿元，瞬间蒸发将近160亿元。此时最悲愤的当数债权人。那些曾给德隆融巨资的银行、那些委托德隆理财的企业和个人，纷纷上门讨债。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家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12月14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由逮捕唐万新。2006年4月，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款40万元。

4.小结

唐万新和他的“德隆系”的运作其实就是靠巨额资金维系其建立庞大的“产融帝国”所需要的资本规模。由于融资体制的管制和社会基础，德隆不得不依靠很多不规范甚至违法的操作手段来拓展融资渠道。而以这种灰色交易带来的巨大成功与快速效果，显然已经成为唐万新固有的获利方式了。当时中国股市规制的不完善，为唐万新的炒股行为提供了非法操作的制度漏洞。也正是股市规制不完善所蕴藏的暴利，促使唐万新彻底转向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