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货币联盟权力分配的动力学分析

贸易与货币联盟权力分配的动力学分析_东亚共同体通论

贸易与货币联盟中的权力分配动力学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在此将提出贸易与货币联盟中，在一个共同中央银行中的权力分配动力学分析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共同中央银行将需要定义联盟所要考虑的贸易与货币政策、贸易与货币供应量、不同国家经济的共同贸易与货币需求，我们将扩展卡塞拉（Casella，1992）的研究，对决定他们的权重和参数范围进行分析。

一、模型的前期考虑

在此我们将特别地分析在合作协议中，一国的影响力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由于国际组织的公共产品特性和小国可能的免费搭车的特点，通常的情况是，较小的国家倾向于在国际组织中可能有更大比例的权力。在此的初始点是简单的：在一个合作协议中，如果权力与大小成比例，那么小国将对共同的决定没有控制力，因为其权力大小，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小国将受到共同决定的约束，很难提出它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考虑一个在两个要解决外部性的代理人间形成的伙伴关系。如果由其中的一个人单独决定合作的解，那么另一个人的状况将比各自独立选择时的均衡状况更加恶化。如果参加者是自愿的，他也许选择将按两者更均等地分配权力的趋向来进行。实际上，如果选择变量是战略替代的，并且反应函数的斜率是负的，那么一定是这种情况，这将成为这里的第一个结果。

在一个贸易与货币联盟中，贸易与货币的干预必须由所有成员国一起来决定，但是在它们间会有差别，甚至有可能由这些差别引起利益的转移。每个国家对联盟施加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各自能提出自己贸易与货币需求的程度。对于放弃联盟的可能性，结合成员国贸易与货币政策间的战略反应，一定要为可行分配的权力设置边界。在此，首先将提出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理解这些边界多么紧密，以及它们与国家的大小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模型中，将采用克鲁格曼（1981）的模型来描述两个不完全竞争经济间的贸易，这个模型有比较方便的特性，它可以用来很方便地使国民收入和独立的均衡政策以参数的形式来表示。在每个国家，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对一私人产品和一个公共产品的消费。私人产品有不同的种类，它们由本国和外国厂商来供给，而公共产品由本国政府来提供，政府以发行债券来对此进行融资。政府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以使它们公民的效用最大化。最后，国家禀赋的差异将导致它们各自公共产品的合意水平和最佳贸易与货币发行水平的不同。

当各国组成一个共同的贸易与货币联盟，在每个经济中注入和为公共产品融资的共同贸易与货币量，将由一个国际中央银行最大化每个成员国公民效用加权的和来决定。效用的权数表示有效的权力：共同中央银行考虑决定一成员国特殊利益的程度，而这也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直接冲突。每个成员国的最小权重是由其在本国贸易与货币和未合作时的纳什均衡中的福利水平所决定的。在这个模型中，外国贸易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减少世界私人的生产，增加世界的通货膨胀，减少本国合意的贸易与货币供给：贸易与货币的注入是战略替代的。证实前面的结果，即一个充分小的国家将要求并且获得在一个联盟中的更高比例的权力，也就是说，其在公共决策中的权重比它的大小的比例要大。这也是我们的主要结论。对于一个共同贸易与货币，小国超比例的影响等于它获得一个差额收益的转移。这转移减少它的需求：在贸易与货币政策本身不产生财富的再分配效应时，在一个各国贸易与货币的合作协议中，小国将要求有更大的影响。这一结果可以扩展到涉及几个国家的贸易与货币联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单一的经济相对总体而言，将倾向于小点，而要求拥有对共同政策的“额外”影响。总的来看，这一般是不可行的，如果对此没有可信的惩罚计划，那么这一联盟很难保持其持续性。

按最一般的说法，我们在这里主要是问一个协定中的伙伴，当它的利益在共同决策中只占很小的权重时，是否会脱离协定。在国际协调的问题中，一个小国将发现它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如果它的影响是与它的大小成比例的，那么也许它会喜欢返回到独立决策的情况。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许会去“贿赂”小国，通过一个更为均等的权力分配而遵守协议。

对这里的结果，可以直观地从一个简单的二人博弈看出来。有两个博弈者A和B，A采取行动z A，B采取行动z B，他们的支付函数V取决于z A、z B和参数σj（j＝A，B）：

假定至少一个均衡存在，且所有的均衡是内在的。因为每个博弈者忽视他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这些均衡是无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可以通过合作得到，而这可以使加权的总的支付最大化：

以上，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博弈者控制最终结果的时候，两个变量一定位于他的反应曲线上，并且这一曲线的斜率决定z A和z B关于纳什点是相同，还是在相反的方向上移动。处于支配地位的博弈者，给定外部性的标示，他将最优选择他伙伴的变量值；但是，如果他的反应函数的斜率是负的，这伴随他自己变量的一个相反的变化，并且，从纳什均衡点的移动一定伤害处于较弱地位的博弈者。如果斜率是负的，两个变量的变化有相同的标示，那么较弱的博弈者将受益，即使处于支配地位的博弈者最优化他自己的位置。因此，反应函数斜率是负值，对于两个权力分配不对称的博弈者合作的打断，是充分条件。以下，我们将提出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两个国家可以形成一个贸易与货币联盟。从合作协议偏离的政策需要转换为在一国贸易与货币下的不一样的政策。因为两个贸易与货币体制的间接效用函数的表示不同，所以对两个均衡间的比较将比上面分析的情况更复杂。但是，模型的结果将证实这一结论：如果贸易与货币供给是战略性替代的，那么两个博弈者在联盟中行为的影响不能是太不平衡的。

二、权力分配不对称的贸易与货币联盟模型

1.模型的提出

首先要有一个分析框架，在框架中经济的大小可以很容易地表示出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兹（Dixit and Stiglitz，1997）提出的在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情况下的标准不完全竞争模型适于这个选择，这是由于国家的大小可以立即转化为本国生产的商品数，而对贸易条件没有反平衡效应。这样，我们可以将克鲁格曼（1981）的模型，修改成一个包括公共产品最佳供给的模型。

世界由两个国家A和B组成，总人口标准化为2，其中（2－σ）个消费者生活在A国，而σ个消费者生活在B国。每个人喜欢私人产品的多样化消费，并且需要消费一个由本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他们的效用函数是：

其中，n是所有私人产品可用的样数，Ci是对样数i的消费，Γ是公共产品，参数g（＜1）表示对公共产品的相对需求，θ小于1，而1/（1－θ）是私人产品不同样数间的替代弹性（和需求弹性，如果样数的数目大）。后面将表明，在这个式子中，θ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当θ趋近于1，两国经济将趋向于完全竞争，而两者间没有贸易，相应的，也没有国际合作的机会。A、B国私人产品的样数，可以用同样的技术：

其中，是在生产i类样式产品时所雇佣的劳动力，xi为第i类样式产品生产的数量。存在一固定的成本α，它保证每个厂商进行一样式的专业化生产。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并且，在均衡时，每个厂商的利润为0。在两国，政府以一个简单的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进行生产：

其中Γj是公共产品生产中所雇佣的本国劳动力，政府的劳动力成本由印发贸易与货币来融资：

其中，wj是名义工资，且表示Mj新发行的贸易与货币。对于按本国工资，实际注入的贸易与货币，我们称之为m，它等于公共产品的供给量：

这里，假定所有的交易都要求贸易与货币交换。

经济按这样的方式演进：消费者生活在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们的工作或为私人厂商，或为政府，并且接受它们所给的工资；在第二个时期，他们消费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贸易与货币是唯一的资产，因此，通货膨胀将减少人们的实际收入。私人厂商以当前的收入付给他们所雇工人的工资，而政府用新发行的贸易与货币为它所雇佣的工人支付工资。厂商设定价格，以使其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决定消费私人产品的样式和数量，以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政府选择贸易与货币供给，以使现在和未来几代公司的福利折现最大化。

接着，我们对以上提出的模型进行求解。因为技术相同，所以我们可以集中在对称均衡，其中所有同一国家生产的样式产品将以相同的价格出售。由于固定成本为α，所以每个厂商专业化生产一个样式产品，并且它设定的价格要使得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同。因为1/（1－θ）是需求弹性，而β（w）是边际成本，这意味着：

零利润条件决定的生产规模为：

其中xij是在国家j生产样式产品i的数量，而eij是在这种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将（4.4.11）代入（4.4.12），有：

所有的样式产品生产的量相同，这不用考虑它们原来是哪个国家的。

效用函数使得消费者将在市场中所用的每个样式的私人产品花费相同，不管这种产品是在A国生产的，还是在B国生产的。如果对每个样式产品用生产它的国家的贸易与货币购买，这就意味着：

其中e是交换率，它是一单位的B国贸易与货币为多少单位的A国贸易与货币的比率。给定（4.4.11）和（4.4.13），我们有：

只要两国的技术相同，且在处处为零利润，那么工资和价格将均等，而这与劳动力的多少和流动性关系不大。

价格和工资的弹性保证充分就业：

其中nA、nB分别是国家A和国家B生产样式产品的数目。将（4.4.8）、（4.4.13）代入（4.4.16），且不考虑整数限制，可以推出：

因为所有的样式产品有相同的价格，且消费者在所有的样式产品上花费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这样，现在这一代人的效用函数可以简化为：

其中cj是国家j的人们对每个样式产品的单位资本消费。由于工资是在第一时期得到的，而消费在每个消费者生命的第二时期发生。这样对于国家A中的一个消费者有：

而对于国家B中的一个消费者有：

其中，wA，－1和wB，－1为先于消费的－1时期的名义工资。

最后，必须保证市场是均衡的，即为每个样式产品的供给等于它的需求：

只要贸易与货币体制是特定的，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可以作为政府政策的函数来决定。这样就可能按照贸易与货币供给表示c A和c B，并且推出间接效用函数U A（m A，m B）和UB（m A，m B）。政府的问题将是：

其中δ是一个折现因子。这是一个无限的重复博弈，可以证实它将存在多重均衡。我们将集中在最简单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假设给定对外政策决策，那么在这一均衡中，两国政府将在每个时期重复它们最佳的一种尝试策略。接下来，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将是本国代表消费者的福利，而用来表示一国人口的参数将被用来说明禀赋，或用来表示国家的大小。对于总的分析，而不是单个的分析，所有的结论将相同。

2.国家进行贸易与货币的条件下的模型

如果在两个国家各自的本国交易以各自的贸易与货币来进行，那么国际贸易要有一个外汇交易市场相配合。假定一国生产的商品必须用该国的贸易与货币来购买，那么外汇市场的均衡条件可以由下式给出：

B国消费者对A国产品的总支出，一定要等于A国消费者对B国产品的总支出，方程（4.4.22）可以决定名义汇率。通货膨胀率是两国本国外汇市场的均衡条件所决定的。由瓦尔拉斯法则，这些条件由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均衡所包含，而通货膨胀可以从方程（4.4.20）和（4.4.22）推出。另一种选择就是，它们可以直接地从观察每个国家内以本国贸易与货币进行的所有贸易与货币交易来得到。这样有：

或者：

另外，有ew B＝w A，

在每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取决于本国劳动力的百分比，这些劳动力的工资是由新发行的贸易与货币支付的，并且，交换率倾向于调平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

将（4.4.24）和（4.4.17）代入（4.4.19），我们可以得到A国和B国消费者分别对私人产品的每个样式产品的单位收入的消费：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一国贸易与货币的存在为保证本国购买力不能靠多增加发行贸易与货币来提高：总的实际消费仅是由该国的劳动力禀赋，而不是政策变量所决定的。在每个国家定义CA和CB以劳动力为单位的总的私人消费：

那么，从上面方程有：

二是在这个模型中通胀率不是扭曲性的，因为它不能影响任何决策；给定劳动供给，贸易与货币就是经济中的唯一资产。因此，只要汇率将一国与另一国的通胀隔离，那么贸易与货币的发行量与在消费者生活中的第二时期所征收的一次性总转移税收额是相同的。

从上面，考虑到在每个国家的公共产品等于实际贸易与货币的注入，那么现在这代人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

每个国家的政府以外贸易与货币给定的条件下，来让其贸易与货币供给使该国居民现在的效用最大化。这一问题的阶段条件是：

即使它的形式十分简单，政府的博弈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封闭形式的解。但是，可以指出均衡政策的三个特征：一是只要θ＜1，那么不协调政策就存在无效率配置。这可以直接从在两个国家间，公共产品供应创造的外部性来得出：每个国家供给比社会最佳需要的公共产品更多，这是由于它忽视了从私人产品的生产中撤出资源对外国的负面影响。二是间接效用函数（4.4.29）不相同。如果u是各国用作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的份额，那么（4.4.31）意味着：

方括号中的项是u的减函数。因此，当σ比（2－σ）小时，u B一定比u A大：较小国家总是将它的禀赋比大国更大比例地用在公共产品上。这个结果是比较直观的，因为私人样式产品的数目取决于用于私人生产世界资源的绝对数量。如果倾家荡产行为是大国做的，那么从这些生产中，撤出相同比例的资源将导致样式产品数目减少得更多。这样对大国政府而言，公共产品供给的限制更多。这意味着在均衡时，较小国家的通胀率更高，这样，它的贸易与货币将贬值。三是公共产品总的供给在大国将更多。为看到这点，将（4.4.32）写作

如果u B比u A大，而g＜1，那么这一方程右边的项大于1。

下面考虑当两个国家用一个共同贸易与货币时，在每个时期e＝1，当汇率固定时，这意味着两国的通胀率相等，对外汇市场的限制现在是没意义的，并且贸易与货币制度对每个国家的政策加以约束。当然，所有的行为者仍然由他们的预算约束限制，但是没有必要弄清楚其国际贸易与货币账户。从一个政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共同贸易与货币和固定汇率间的基本区别。

考虑到本国和国际贸易用一个公共贸易与货币，那么共同的通货膨胀可以从贸易与货币均衡直接地推出来：

或者

通货膨胀现在相对于世界资源而言，它依靠总的贸易与货币注入。

每个私人样式产品的单位资本消费由下式给出：

个人的私人消费在两国是相等的，与禀赋的分配是独立的。每代人的效用为：

假定现在成立一个国际中央银行，它负责两个国家的贸易与货币决策。国际中央银行决定在国家A和B的贸易与货币注入，以使效用的加权和最大化：

约束条件为：

这里的效用由方程（4.4.37）给出。银行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是对γ＝1情况，假定合作严格地使总的效用最大化的协议，那么小国的收益将比大国要多，实际上，后者更倾向于放弃联盟。

参数γ表示两个国家影响国际中央银行政策的相对权力。如果γ等于1，那么两国的权重相同，与它们的大小无关，并且相同供给的公共产品在各处融资。如果权重是与大小成比例的（γ＝σ），那么两国公共产品的量分别占总资源的份额相同。相对的贸易与货币注入等于两个经济体的相对权力：

这是重要的，因为该均衡的一个特征是潜在的国际财富的再分配。每个经济体的总消费，现在是受印发的贸易与货币影响，并且一国更高单位资本的贸易与货币注入将有效地增加它在世界资源中所占的份额。利用前面的方程得出两国总的私人和公共消费为：

用一个共同贸易与货币，不管这些贸易与货币花费在什么地方，贸易与货币的发行将在各处产生通货膨胀。但是，贸易与货币是花费在本国的公共产品供应上，以用来补偿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如果贸易与货币按单位资本的注入相等，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效应将相互抵消；否则，更高的单位资本贸易与货币的注入，将使它们增加的公共产品消费多于它们减少的本国私人可支配收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当一国得到更多的单位资本的贸易与货币供给，那么该国的消费将多于它自己拥有的资源，并且要为贸易赤字融资。实际上，前面方程表明（2－σ）（σ/2）（uA－uB）项与国家A用劳动力表示的贸易赤字相同，同理适于国家B。因为在两个经济体中，贸易与货币的注入是由它们各自对国际中央银行的相对影响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国的权力不等于它在世界禀赋中的份额（γ＝σ），那么联盟中的任何贸易与货币政策决策都将涉及两个成员国的利益转移。

三、对国家加入贸易与货币联盟的分析

现在，假定每个国家自由地决定是加入共同贸易与货币协定，还是保持自己对贸易与货币政策的控制。采用贸易与货币联盟就要求两国都可从中受益。下面，我们看两个问题。一是两国可以接受效用的权重与各自经济大小成比例吗？二是两国的需求将与它们的禀赋分配相适应吗？

回答第一个问题要求对γ＝σ时每个国家在共同贸易与货币下所得到的效用与用本国贸易与货币在纳什均衡时所得到的效用相比较。这种比较由于牵涉到两种不同的贸易与货币体制而变得复杂，这要有两个不同的间接效用函数。不消说，同于贸易与货币供给是战略替代的，由前面模型准备中的讨论，可以使得我们预期：只有在γ＝σ，且σ不是太小的时候，一个贸易与货币联盟将是可持续的。可以用下面的命题进行更精确的说明：

命题4.4.2　的充分条件是：

将这一结果代入前面方程可推出一个共同贸易与货币下实现的效用，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φ＝gθ/［1－g（1－θ）］。当z＝g时，（1－g）ln（1－z）＋g ln z有最大值，并且，这极限值一定是正的，只要任取θ≠1。

当一国很小，它在合作协议中一定需要更大比例的权重；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较大经济体的控制将导致外部性问题的一个很不平衡的解：小国将以付出协调成本，没有得到足够的收益而退出。这一结果是很强的，因为小国喜欢恢复到纳什均衡，所以大国不能以威胁的方式来强迫与小国合作。因此，即使考虑到复合博弈中的惩罚机制，这个结论依然成立。如果我们考察在两个均衡中的公共产品的供应，那么这个结论的来源是清楚的。至于在国家贸易与货币下的分散决策，我们已经表明较小国家的来源是清楚的，而且较小国家的单位资本的公共产品供给一定是较大的。在共同贸易与货币区中，中央银行设定γ＝σ，两国的公共产品供给是相等的。这样合作所要求的γ＝σ的约束，对小国来说是不相称的。

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贸易与货币均衡的封闭形式的解，我们不能推出一个两国要求的作为σ函数的最小效用权重的分析表达式。但是，可以用参数变化的数字模拟来做一尝试，从一典型情况的模拟结果，发现国家贸易与货币与共同贸易与货币经济各自要求的最小权重分别对应的值的排列情况。一方面，正像我们所预期的，当一个国家相对较小时，它在参加联盟时需要更大比例的权力。另一方面，甚至在协议中拥有比它占世界资源比例更少的权力的大国，也会愿意参加联盟。这只不过是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到一定的点，大国可以减少它的影响，但仍然可以通过对联盟伙伴的约束获得比自己仅控制本国政策的收益要多。在任何可接受的权力中，小国用于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量比它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要少。当有更多的人在私人部门工作，更多样式的私人产品将被生产出来，而这将使所有的消费者都受益。这一结论对所有θ和g小于1的情况都成立，但是模拟中曲线的形状对参数的精确值是敏感的。θ值越接近于1，公共产品供应的外部性越不重要，而中央银行的政策接近于国家贸易与货币的纳什均衡；当大国变得更少调整时，小国对联盟影响的需求也要减少。因此，曲线在θ较大时将变平，而当θ值趋近于1时，曲线将接近45°线。对于g变化的影响，g越大，那么私人交易的权重将越小，而外部性的重要性也越小：在使用国家贸易与货币的情况下，协调政策接近于分散的选择。但是g越大，达到公共产品合意量的权重越大，而合作的成本也将随之提高，由于两种力量彼此相反，最终的影响在理论上将在两方中任一方向上，但是它将很小。这已经被数字模拟所证明。

将两国要求参加贸易与货币联盟的最小权力，与在浮动汇率下两国同意协调政策的权力相比较是有意义的。对于共同贸易与货币，如果比比例γ大，意味着一个增加的红利，而这将减缓小国的要求。这与对不同国家贸易与货币的情况不同。在这里，贸易与货币政策本身不能引起国际转移，并且在总福利函数中，一国的权重不影响世界的资源配置。在γ＝σ时，可以接受的最小的σ对两种情况一定是相同的，这是由于在这一点没有转移发生，并且两种体制是相同的。但是，在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力分配中，小国造成相对的偏离的意愿，在国家贸易与货币的情况下一定强于贸易与货币联盟的情况。

最后的问题是，是否一个贸易与货币联盟可以得到支持，也就是说贸易与货币联盟是否可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要求。由于效用函数已知，所以一个人知道存在对所有的禀赋分配的效用权重，以使一个合作解比纳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在这里，一个人在从国家贸易与货币到贸易与货币联盟条件下是面对一个纳什均衡，内在地有利益转移，但是，他不能事前保证联盟将总是持续的。对代表性参数值的数字模拟结果显示除了g值外，对于其他所有的参数值，联盟是持续的。这里的g值为效用中公共产品的相对权重，它在两个国家间可以不同，并且大国中的可以大些。在这些情况下，大国的公共产品太多以致愿意通过转移供应一些给小国。

到现在，我们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在多于两个国家的世界中，贸易与货币联盟是否持续。由于政策决策可以集中，在这个模型中，任何国家集团可以由一个共同贸易与货币联结，并且其行为可以像一个大的国家的行为，对其他的世界实行弹性汇率。其他的世界对这个联盟中国家的任何样式产品都喜欢。因此，只有在同盟内所引发的贸易与货币的总量与外部无关，不是分配的内部问题。一般的，国家的“子群”关于它的“补集”所要求的最小权力，可作为占世界资源相对份额的一个函数。特别的是，它也描述一国与任意数目的伙伴加入一个联盟所需要的最小权力，这是作为它的禀赋相对于协定中所有国家总的大小的函数。当国家的数目多时，每个单一的经济体倾向于总体要小，因为它属于同盟，而没有对它的政策有实质的影响是不合适的，每个国家将要求更大比例的权力，因此，对控制要求从总体上将很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考虑三个国家大小相等的情况，对于通常的参数值，即使它们中的每一个有33%的世界禀赋，当然这值的精确值为100/3，而各国要求总权力的35%参加联盟，这是一个明显不可能的安排。在静态博弈中，同盟不可能持续。

综上所述，如果一个协定的参加者，不能对共同决策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它参加这一协定的实际价值也许不大。实际上，当选择性变量是战略性替代的时候，合作中的弱方将喜欢一个不合作解，即使由它的对手来控制协调的情况下，这是无效率的。在国际政策协定中，这一结论建议一个充分小的国家在协定中也许要有比它的相对规模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贸易与货币联盟模型来分析这一思想的。在这个模型中，联盟中的国家有放弃联盟和返回到用国家独立贸易与货币政策的权力，模型中的贸易与货币供给是战略替代的，以上的思想被证实：在共同政策上，小国要求并且获得相对其规模而言更大比例的权重。

我们要加上三点观察的东西，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是小国可能被贿赂或被威胁而加入联盟，这样小国所得到的权力将比上面所说的要少。二是这里没有内生地推导对单一贸易与货币的需求；如果这样做，那么也许要影响现在研究的在共同决策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例如，如果共同贸易与货币意味着解决一些成员的国际贸易与货币当局的可信性问题，那么联盟存在的一个恰当的理由将是需要这些国家或地区放弃它们的影响，当然这要涉及它们自主经济的损失问题。三是对于多于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这一分析将提出每个成员的权重在共同福利函数和投票博弈中的联系问题。两个伙伴成员间的协定原则不能按照投票的份额措辞，但是在与多个成员联系的情况中，投票成为一个自然的框架。这些也许对前面的讨论会构成一个重要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