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各环境利益主体博弈导致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与分享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级政府、企业与居民都成为了市场主体与环境利益主体，并且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目标。正如第七章所分析，由于各主体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进而产生了各主体间的环境利益博弈，导致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使得中国环境问题严重，环境恶化趋势难以缓解，中国的宏观环境利益难以维护。

（一）宏观层面上经济利益对环境利益转化不足

1.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利益形成巨大需求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年以后，在制度变迁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首先是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为3645.23亿元，人均GDP为381.23元；而2011年，GDP总量达到472115亿元，人均GDP为35181元。在此期间，尽管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过波动，但是总体上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1980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1.87%，2011年达到10.48%。其次从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1978年的增长速度为11.7%，2011年为9.3%，虽然1985年、1989年、1990年三年的增长速度相对稍低一点，但其他年份增长速度均在7%以上，其中1992年、1993年与2007年达到14%，30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10.26%。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环境投入，进而对环境利益形成了巨大的需求。

（2）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但是现阶段人们更倾向于将物质生活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其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衡量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指标。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名义收入从1978年的343.3元上升到2011年的21809.8元，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3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名义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上升到2011年的6977.3元，实际纯收入年均增长7.4%。1978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与67.7%，2011年分别为36.3%、40.4%。根据国际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为富裕型，40%～50%为小康型，50%～60%为温饱型。以上数据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富裕阶段，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也已步入小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与数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资源环境加以支撑。

（3）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对外贸易总额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1978年我国进出总额为206.4亿美元，2011年达到36418.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1978年为102.69亿美元，2011年为1160.11亿美元。另外，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宏观环境利益的影响在前面章节已经详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4）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现代化，意味着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达到51.3%，而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1年的10%，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11年的43.4%；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待遇标准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47]

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扩大、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推进，都对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在资源环境一定的情况下，过度的资源消耗、过多的废弃物排放破坏了资源环境的持续性，并可能导致永久性的环境利益损失。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领域的成功相对应的是自然环境的沉重代价，环境利益损失巨大。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资源环境消耗也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根据周宏春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境破坏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生态破坏损失为9%～12%；20世纪9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损失占GNP的2%～4%；2000年，《华声报》指出，当时中国的环境污染损失为3000亿元，占GNP的4%。^[48]1997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大气和水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价值约为540亿元，占1995年GDP的8%。^[49]石敏俊与马国霞研究了我国2005年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研究结果显示当年环境代价占GDP的13.47%。^[50]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报告估计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约占每年GDP的10%。^[51]2007年，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每年仅污染一项付出的代价就占GDP的5.78%。^[52]另外，李毅中认为，尽管现阶段一些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有所减少，能源消耗强度不断下降，但是工业增长仍然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经济迅速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53]

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消耗大量的资源环境为基础的粗放式增长，经济利益的取得是以环境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利益损失包括资源消耗、生态退化以及环境污染，虽然我国每年投入大笔费用治理环境，但是投入费用远远小于环境利益损失，环境治理费用远远不足以恢复污染导致的环境破坏，现阶段损失的环境利益无法通过经济利益来弥补。如此年复一年循环，环境污染治理欠账太多，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终将造成永久性的环境利益损失。

（二）区域间的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与分享不公

第六章在对居民环境利益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时已经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环境利益配置的差异。首先，地区间收入差距导致环境利益分享差距。由于地区收入来源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来源于一年的实际生产的物质与劳务总量，物质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环境要素，经济利益由环境利益转化而来，因此收入越高，所消耗的环境要素越多，环境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成分也越高。在我国，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生产总值高，并且人均收入高，如2011年，东部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的1.5倍以上，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环境利益分享的差异。因此，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了我国环境利益在区域间的分享不平衡。其次，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污染产业给欠发达地区带来了环境利益损失。我国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发达的东部地区存在向西部地区转移污染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西部地区承担过多的环境责任，承受太多的环境利益损失。再次，在地区间环境利益转移方面，环境利益受损方所获补偿不足弥补带来的损失。最后，区域间环境负外部性双向传输导致环境利益配置不平衡。在地区间负的环境外部性的传输中，能传输的环境污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为无法控制的环境污染的传输，二是人为的环境污染传输，如污染物的转移就是人为传输行为。区域间的环境负外部性双向传输取决于各区域政府的利益目标函数与上级政府的规制强度和效率，也即取决于区域之间以及各区域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区域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不仅影响环境利益分享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会对整个国家宏观环境利益状况产生影响。在我国，区域环境利益配置失衡存在且严重。在这种不平衡的环境利益配置关系中，东部地区获取过多环境利益获益，西部地区获取的环境利益则远远少于东部地区，甚至成为环境利益受损者，其结果是：一方面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环境利益分享不均衡，另一方面即最终的结果是全国环境问题无法缓解，宏观环境利益无法维护与持续。

（三）微观环境利益主体间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与分享不公

微观环境利益主体也即居民和企业，在二者的利益关系中，企业是生产者，其获取的环境利益远远高于居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企业有将环境利益过度转化为经济利益的动机，而这将损害居民的环境利益。因此，在企业与居民的环境利益博弈中，企业是强势集团而居民为弱势集团，二者进行着环境利益的博弈。在政府规制不力与监管不严的情况下，总是存在企业损害居民环境利益的行为，进而导致环境利益配置不公。在我国，这样的事实是大量存在的。由于微观主体间环境利益配置不公，一方面居民不能获得应有的环境利益而成为受损者，另一方面企业过度获取环境利益导致宏观环境利益受损。

改革开放以来，各主体围绕环境利益的博弈导致了环境利益配置失衡。在这些失衡的关系中，一方的过度获益造成另一方的损失，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平衡，将造成环境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遏制，因此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与分享不公是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艰巨性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