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文化的当代价值

红帮文化的当代价值_红帮文化通论

第六章　红帮文化研究

（一）红帮文化形成的地域文化生态

1.宁波人的学术思想——“工商皆本”

本末问题是中国哲学家对本质与现象、核心与枝节等问题进行思考的一对哲学范畴。“农本商末”的经济哲学思想大约是汉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被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的。而用来表述传统农业社会四大职业人群的“士农工商”一语，在秦汉以后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地位先后的排序，因而具有某种“价值序列”的意义。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它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而且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秦国实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更为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然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也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成长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远远落后西方。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些洞察社会民生的知识分子如明后期思想家、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李贽，明末清初思想家、后人称为船山先生的衡阳（今属湖南省）人王夫之等，都曾批评传统社会轻视商人的观念，要为商人在“道德的席位上”争得一席合法的社会地位。然而真正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思想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浙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曾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生著述弘富，仅专著和诗文集即在300万字以上，涉及的学科有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等门类。这些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份可贵的财富。

1663年（清康熙二年），54岁的黄宗羲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在书中，黄宗羲痛斥了“世儒不察”“圣王崇本抑末之道”和“以工商为末”的陈旧思想观念。他认为，古代圣王所说的“崇本抑末”之道只是针对一些不符合儒家人伦日用的常识与理性的消费方式及其经济行为。“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息末之道。”^[1]也就是说，如果从根本处着手，在建立礼制良序的社会里，社会无须禁止各种消费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一个社会的礼制秩序被破坏了，从治标的角度看，除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布帛交易之外，禁倡优、禁酒食，也是治理社会的一种方法，然而不是理想的圣王之治，从而也不是黄宗羲所理想的治理社会的方法。真正的“圣王之治”是在社会根本秩序——礼制的建设方面，而不在表面上对各种消费品的管制上面。对于真正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商业，古代圣王不仅不加以抑制，而且设法使他们到自己的国家来：“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

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的伟大意义在于：一方面直接地肯定了工商业在农业社会的根本地位和作用——工商业与农业同样重要，它使全社会达到货物畅其流，“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另一方面也解构了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从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手工商业者发展自己的事业提供了新的哲学论证。从地域文化上来讲，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对包括红帮在内的宁波商帮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构成宁波商帮文化传统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文化因子。

2.宁波人的社会意识——“七重七讲”

如果说，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是包括红帮在内的宁波商帮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精英文化基础的话，那么，大量地方俗语谚语所反映的宁波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则是包括红帮在内的宁波商帮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大众文化基础。比如有人提炼的“七重七讲”就是这样的文化基础。

（1）重手艺，讲精通

一分好地产一斗，一分手艺供十口。

家有黄金千两，勿如薄技在身。

有手艺吃手艺，呒手艺吃黄泥。

传子千金，勿如传子一艺。

勿同人家比高低，要同人家比手艺。

荒年饿勿煞手艺人。

一艺勿精，误了终身。

十事半通，勿如一事精通。

（2）重经商，讲商道

种田勿做客，手上紧迫迫（做客：做客商）。

穷店比好汉。

卖货郎，买田庄。

无宁不成市，无湘不成军。

无宁不成码，无绍不成衙。

无宁不成埠，无徽不成镇。

做官难断杭州路，生意难断宁波路。

女儿不断娘家路，生意不断宁波路。

无宁不商。

生意不成仁义在。

心要摆在当中，脚要踏在路中。

买卖勿成人情在。

发自心头，样样好做。

人靠心，树靠根，船靠钉。

宁可做蚀，勿可做绝。

（3）重教育，讲实践

补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

年轻勿学，老来要哭。

理时不学用时迟。

少年读书记得字，好比石上刻道印。

识字一千，行路方便。

晓得南斗北斗，天下好走。

三代勿读书，对牛白话。

有了满肚才，不怕运不来。

秀才不怕衣破，只怕肚里呒货。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到。

十年书房，不如三年路廊。

耳听十遍，勿如手做一遍。

师傅领进门，学艺靠自身。

打铁呒样，边打边相（相：看，观察）。

草鞋呒样，边打边相。

勿见勿识，勿做勿会。

三分靠教，七分靠学。

蜡烛勿点勿亮，菩萨勿塑勿象。

（4）重勤劳，讲节俭

夫勤呒荒地，妇勤呒破衣。

三早抵一工，月亮当灯笼。

只怕不勤，不怕不精。

一勤生百巧。

只有懒人，呒有懒地。

纺车响，饭菜香。

手脚慢泛，起早落晏。

只有冻死苍蝇，没有累煞蜜蜂。

只有坐死小姐，没有做死丫头。

一天省勺米，三年添床被。

一餐省一口，一年有一斗。

家有千金，勿点双根灯芯。

穿上新花絮，弗忘破蓑衣。

（5）重乡情，讲团结

打天夺地亲兄弟，煮粥煮饭家乡米。

三兄四弟同条心，门前泥土变黄金；

三兄四弟各条路，门前黄金变泥土。

亲勿亲，手足情。

兄弟和睦，家门多福。

肥水勿落别人田。

吃饭靠过口，干活靠帮手。

同乡三分邻，同姓三分亲。

亲勿亲，家乡人；甜勿甜，家乡米。

千山万水，勿及家乡井水。

（6）重慈善，讲行动

远处烧香，勿如近地积德

念佛念一世，弗如过板石板铺一块。

施庵三只，勿如筑路一尺。

点塔七层，勿如暗处一灯。

（7）重闯荡，讲变通

虾有虾路，蟹有蟹路。

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做三成功。

有山必有路，有水必有渡。

大海泱泱，忘记爹娘。

师傅徒弟推扳三年，老板伙计差眼本钿。

天勿生无禄之人，地勿生无根之草。

各庙各菩萨，各自各求法。

眼头活络，小苦勿吃。

能大能小是蛟龙，能上能下是英雄。

老蟹还是小蟹乖，小蟹打洞会转弯。

（二）红帮文化的当代价值

1.民族文化传承价值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文明进步的。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基本上依靠的是战争侵略、资本扩张和殖民劫掠等手段，但今天大国的崛起凭借更多的是优势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力量的集中反映，作为物质力量的一种折射和体现，其战略地位已随着国际竞争重点的变化而进一步凸显，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也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拥有优势文化就能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组织起先进的生产关系，有效地推动技术和制度创新，更好地应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可以说，文化的优劣往往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基本态势，谁占领了文化的制高点，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一个国家要崛起，其背后必然是文化的崛起、精神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将加强本国文化作为谋求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一项战略性工作。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引领作用。而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充分体现出纵向的进步，而且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显现优势。因此，中国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既要对五千年悠久的文明进行批判性传承，也要对其他先进文化进行勇敢的借鉴。从国家层面上来推动这项工作，将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必然有效激发中华民族的巨大潜力，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都创造出更大的成就，为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凝聚思想，用良好的社会风尚温暖人心，用富足的精神文化提升素质，用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加以突出强调，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认识的提炼升华，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深远而又宏大的战略筹划，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战略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灵魂和血脉，是该民族自我确认、自我阐释、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表征这个民族共有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生生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创造了饱蕴中华民族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延续五千年发展至今的灿烂中华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文化是国家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决定了中国人在曾经的、今后的道路上走向何方。文化是国家的一座桥梁，这一桥梁决定了中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如何进退、成长。党的十八大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再一次将文化强国建设摆在了每个中国人面前，我们唯有用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主流价值提高自身修养，保持昂扬积极的态度，才能在当下写好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铸就国家的强大。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终目标，才能使全国人民带着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带着对建设和丰富祖国文化的使命感，不断完善自身，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

文化很抽象，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也很具体，它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待世间万物，与时间、空间相互依存的方式。文化这种姿态决定了国民以什么样的面貌面对生活，决定了国家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国际国内环境。

如同国家的文化印象是由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特色汇集而成，国家的文化特色也是由每个人、每个集体的个性凝聚而成。每个人的态度，每个集体的面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文化的形成和变迁。

“红帮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而言，虽然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内力四射，活力无限。“红帮”在百年传承中，扮演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开拓进取的重要角色，积淀了“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思想底蕴，已经成为“新红帮人”乃至整个中国服装业的文化灵魂。更深入地说“红帮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单一的“裁缝行规”，它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表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先进文化诉求，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人们的一些积极的价值取向。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过程中，“红帮文化”当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具有这样的价值。

2.企业文化建设价值

当今世界，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正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文化导向性。从发达国家中的卓越企业来看，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仅仅是资金、技术、人才、策略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面对日本刮起的经济旋风和势不可挡的企业竞争力对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所形成的强烈冲击，第37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如此提醒自己的国民：“美国遇到了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那是一种怎样的挑战呢？经过学习研究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美国人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企业管理文化的局限性，因为日本企业从全世界收获的利益更多地源自于它们特有的文化。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首创了“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概念。之后，企业文化迅速成为各国企业竞相追逐的重要经营管理之道。人们纷纷用高贵的价值理念重组企业，用美好的精神锻造企业，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企业，而由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任何企业通过硬性管理都难以企及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成功经验也无不表明，企业出类拔萃的关键是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它们引人注目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无不根植于其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

在中国，随着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更为可贵的是，一些成长好的企业不但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识，而且还自觉地将企业文化紧密地融合到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项活动之中。在宁波，一批成功的当代红帮企业正是这样的企业。它们不但做产品，而且做文化。

宁波是“红帮裁缝”的诞生地。百年的服装制作经验和行业精神，给宁波红帮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服装、纺织业迅速崛起，尤其是服装企业和服装品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已形成以西服、衬衫生产为龙头，集针织服装、女装、童装、皮革服装之大成的庞大产业集群。当代宁波红帮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演绎了一个近乎神话的“当代红帮”传奇。

孤立地看，这些红帮企业的成功似乎是历史的机遇偶然造成的，但是联系起来看，这些企业的成功就不能归结为历史的偶然机遇，而是某种带有历史必然性的具有恒久稳定影响力的文化造成的。这种文化就是红帮文化。红帮文化已经成为支配当代宁波服装、纺织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的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从19世纪中叶至今，“红帮”在其百年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终将“西风不渐”的保守年代吹进了历史长河，中国服装业再次在“西风东渐”的国际时尚潮流中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虽然一些红帮西服店老板早已移师海外，但他们所创品牌的影响力仍在，如上海一些红帮西服名店“培罗蒙”、“荣昌祥”、“王荣康”、“裕昌祥”、“汇利”、“春秋”、“人立”等，时装名店“鸿祥”、“造寸”、“美云”、“古今”等。当改革开放的春风首先在中国沿海地区吹起之时，这些红帮名店、红帮传人对东南沿海服装业的催化作用再次突显出来，并在中国服装业的迅速崛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服装业的龙头企业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青春服装厂”，就曾先后与上海的红帮名牌、名店“开开”、“人立”展开过合作。通过这种合作，雅戈尔不但确立了以生产衬衫、西服为主要产品类型的品牌路线，还实现了4000万元的资本积累，为雅戈尔的非凡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宁波甬港服装厂当初也曾与上海的“春秋”服装公司签订3000件麦尔登呢中山装加工合同，为企业扭亏为盈找到了契机。而后，通过“春秋”经理的介绍，又先后与上海南京路上的“王兴昌”、“裕昌祥”、“鸿祥”等21家服装公司签订了成交总额达400万元的加工合同。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和资金积累，企业才注册了“杉杉”商标，开始在服装市场上打自己的品牌。还有的宁波服装企业，如“罗蒙”、“培罗成”等，连品牌名称都来源于上海红帮名店“培罗蒙”。1984年，“罗蒙”起步于宁波奉化江口镇一家镇办企业。1985年企业创始人盛军海找到宁波同乡人——孙富昌（新中国成立前红帮名店“皇家”的部门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春秋”、“培罗蒙”服装公司经理），得到了这位“培罗蒙”经理的大力支持，并开始为上海名店“培罗蒙”生产贴牌销售的西服，企业名称也取之于“培罗蒙”的后两个字“罗蒙”。之后三年，“罗蒙”实现了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日后创建全国著名名牌打下了基础。和“罗蒙”一样，“培罗成”也是靠为“培罗蒙”加工西服起家的，两者的品牌名称也只有一字之差。据说，“培罗成”的“成”字就取自红帮名师陆成法的名字。从这两家企业品牌命名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曾经与上海红帮老字号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红帮老字号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借助老字号的品牌影响力，新品牌增加了消费者的信任感，快速扩大了自己的产品销路。

现在宁波许多大型知名服装企业的前身大多为乡镇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他们依托上海的红帮名店，作为其加工厂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与红帮名店建立合作关系后，这些企业不但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还得到了红帮高手的技术真传，继承了红帮优良的传统文化，为日后创立自己的品牌做了很好的铺垫。

曾几何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那些小型乡镇服装企业早已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引领我国服装业的龙头企业。雅戈尔、杉杉、罗蒙、培罗成等，当年大多不过2万元起家，如今都拥有数亿元的固定资产。当年几架缝纫机，如今都换成了各种国际一流的先进机器设备、操作系统。当传统的手工西服制作技艺在越来越先进的机器化大生产中逐渐消失，当年红帮老字号的影响力在后起之秀的声名鹊起中逐渐消退的时候，老红帮似乎成为历史。但是，对于高科技、现代化的红帮服装、纺织企业而言，老红帮的技艺和精神正在他们身上延伸，这是一种表面上看不见，却又时时处处能让人深刻感觉到的文化传承的力量。其历史进步意义在于，一种由老红帮开创的行业文化正在转变为一种由新红帮着力打造的企业文化，红帮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正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价值。

3.职业技术教育价值

在民族文化传承价值和企业文化建设价值之外，红帮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是其职业技术教育价值。

红帮文化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地方行业文化，是灿烂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享誉历史，影响当今，延伸未来。对于当地的纺织服装院校而言，红帮文化所凝聚的“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的精神既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独特教育资源。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对于促进红帮新人的健康成长具有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学校可以从多个角度，通过多种途径把红帮文化转化为独特的人才培养优势，用红帮精神教育、影响、滋润和哺育学生，使他们成为红帮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以红帮精神而论，学校可以从创新能力、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四个角度切入，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其一是敢为人先，就是要敢为天下先，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可谓日新月异，青年学子们未来的职业发展，特别需要这种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创造精神。其二是精于技艺，就是要在技艺修炼上不断超越、精益求精。对于青年学生而言，过硬的本领、精湛的技术是未来的立业之本。其三是诚信重诺，就是要信守承诺，言到必行。大量成功人士的成功事例证明，诚信往往是一个人获得社会认可、具备持续发展能量的前提条件。青年学生应该从红帮人身上学习这种精神。其四是勤奋敬业，就是要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现代社会，职场竞争异常激烈，青年学生正处于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关键时期，必须具有勤奋求知、顽强拼搏的斗志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毅力，保持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

对学生进行红帮文化宣传教育的途径当然也可以多种多样。首先，可以通过始学教育宣讲红帮文化。在新生入学的第一时间，组织红帮文化教育讲师团，对学生进行红帮文化教育，让学生一进校门就在头脑中打上红帮文化的烙印，在红帮文化的引领下成长。其次，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融入红帮文化。要让红帮文化进课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教育中，注意结合红帮文化进行教育，把弘扬红帮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专业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红帮文化教育。甚至还可以通过开设红帮文化方面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教育。第三，可以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对学生的红帮文化教育，使学生在感悟和体验中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红帮文化的精髓，同时把红帮文化内化为自身的人文素养，外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第四，可以通过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宣讲红帮文化。要深入企业、深入学生，挖掘和发现传承红帮文化的典型，并通过校园网、校报、校刊、宣传橱窗等载体进行宣传教育，使更多学生自觉争做红帮新人。

其实，红帮文化不只对职业院校的学生具有教育价值，对职业院校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品牌价值。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红帮文化就是校园文化的一个著名品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了这个品牌，学校的教育层次就从初级的职业技术教育层面上升到了高级的文化教育层面，学校也就变得更有内涵了。当前，在职业技术教育中有一种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高职院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所以只要抓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教育就行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显然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根据教育部的培养目标要求，职业院校应当培养的是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什么是高素质？高素质就是高水平的文化修养。由此可见，职业院校的责任是使学生成为既有技能也有文化的人，抓住了前者而丢掉了后者就不是完美的职业技术教育，甚至不是合格的职业技术教育。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浙江省唯一一所以纺织服装行业为背景的职业技术学院，能够依托宁波纺织服装产业的集聚优势，基于服务社会支柱产业的办学目标和思路，倾力打造红帮文化这一校园文化品牌，一方面说明这所学校的教育是符合国家和社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红帮文化的教育品牌价值，其做法值得肯定和赞扬，其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

总之，红帮文化是既具有职业技术教育价值，也具有教育品牌价值。

注释

[1]沈善洪，吴光编校.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1.

[2]沈善洪，吴光编校.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