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的敢为人先精神

第五章　红帮精神

（一）红帮的创新精神

1.服装理念的创新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美誉。人们穿着讲究体面，加之受儒家、道教思想的支配，因而崇尚统一、优美、中和、神似、儒雅、对称等美感，其服装在款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含蓄、端正、严谨和大方之风。又用宽松的服饰包裹人体，崇尚自然和谐之美，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在服装上所表现的是一种“以衣言志”的艺术意境，这种思想使得人们在服饰上面追求一种超越形体的精神美。华夏民族服饰数千年来以褒衣博带、长裾雅步为其基本特征。自春秋战国之时的深衣袍服，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褒衣博袍，隋唐五代的圆领缺骻袍，宋代的道服，明代的补服，直至清代的长袍马褂，无一不是以宽博为特征的。这种宽博的服装运用庞大的轮廓、体积感，以及象征性的图案来显示威仪；这种服装特别重视平面的铺陈和图案，犹如中国古代工笔人物画所描绘的人物，多有一种飘逸的视觉效果，但它不重视形体，其造型往往与身体不太和谐。

西方服饰文化强调的是服饰在突出人体美上的审美功能以及服饰对人体曲线美的表达。然而，现实世界里真正完美的人体不多，西方的服饰却可以在突出人体之美方面起到弥补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形体本来就很美，服饰就应该把这种美展示出来；如果一个人的形体有缺陷，服饰就调动造型手段通过调整服装的轮廓线、分割线、比例、色彩来改变形体，以此创造形体美。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服饰文化也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识之士积极主张改革中国传统服装，提出接受西式服装；广大留学生纷纷脱下长袍马褂，换上西式服装。尽管服装变革呼声很高，但是变革的阻力却很大。康有为曾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建议向欧美国家学习，“断发易服”，改为西式服装，结果以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颁布了民国新服制，但是中国传统服装——长袍马褂仍然作为常礼服出现于新的服制中；民国服制改革后虽然西服成了国人的主要礼服，但它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毕竟有着不尽符合之处，于是引来了种种非议。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原来活跃于奉化江两岸的地位极为低下的一群手工业者——本帮裁缝，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推动了西装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一个裁缝群体。他们告别家乡，闯荡四海，足迹遍布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武汉、苏州等大城市。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登陆上海滩，上海成为全国的时装中心。

在这样的情势下，早先到日本学艺的一些裁缝陆陆续续地从日本转战上海，很快在上海打开局面，裁缝作坊、服装店乃至服装公司相继出现。譬如，奉化江口镇前江村人江良通，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到日本学习西服制作技艺，学成后回国，在上海奋斗几年后，于1896年开设了“和昌号西服店”。后来其儿子江辅臣继承父业，任“和昌号”经理。“和昌号西服店”是中国人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西服店，此店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改为“和昌呢绒号”。再如江口镇王溆浦村人王睿谟，他于1885—1886年间去日本学习西服制作，1891年回到上海，1900年协同儿子王才运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1910年，王才运与同乡王汝功、张理标一起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不但陈设各种西服，还有衬衫、羊毛衫、领带、领带夹、呢帽、开普帽、皮鞋、吊袜带等等时尚衣饰，在当时的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是颇有影响的。但是王才运并不满足于现状，为了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同时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订货。充裕的货源，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为“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王才运还为西服行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就有20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办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他们中有王才兴、王和兴的“王兴昌呢绒西服号”，王来富的“王荣康呢绒西服号”，王辅庆的“王顺泰呢绒西服号”，王廉方的“裕昌祥呢绒西服号”，王士东、周永昇的“汇利呢绒西服号”，王正甫、王介甫的“洽昌祥西服号”等。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队伍的壮大和西服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鄞县下应镇人顾天云1903年去日本，在东京开设“宏泰洋服店”。为了开阔视野，深度了解欧美西服款式、成衣诀窍和服装市场的新动向，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毅然从日本去欧洲进行考察。1923年，从西方考察回来后，便在上海开办了“宏泰西服号”。

总之，红帮人在南京路、四川路、霞飞路（今淮海路）、林森路（今延安路）、湖北路、中华路等开设了众多的西服店。从1896年奉化江良通父子开办“和昌号”起到1950年间，上海西服店多的时候有700多家，其中宁波人开的有420多家，占总数的60％。

2.服装制作技术的创新

自服装产生之日起，便有了服装制作这一行当。在中国古代就有专门掌管王宫缝制之事的官，叫“缝人”；但庶民的衣服主要是自己缝制的，织布缝衣是古代女子必须掌握的女红技术。中国古代服装崇尚宽博，不注重人体造型，采用平面裁剪，将一块布对折后稍加剪裁，留出领位，领子多为圆领、直领和交领，到了清代才有了立领，袖子或连袖，或装袖，技术简单，容易操作。中国古代的几次服饰变革始终没有改变传统的宽衣博袍的基本形式，所以，服装裁剪、缝制技术也没有产生大的进步。

自西服东渐开始，中国服装制作技术走上了不断改革创新之路。

迄今为止的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裁剪技术是从张尚义开始的。张尚义是宁波鄞南平原上孙张漕村的一个小裁缝，19世纪初在一次海难中流落到日本横滨。他在横滨借修补西服之便，将洋人的西服拆开，并依样剪出样板，反复琢磨，模仿缝制，终获成功。他还陆续分批将家乡子弟带到日本，向他们悉心传授西服缝制技术，并扩大作坊，创立“同义昌”西服店。

张尚义及其儿孙、亲友在日本创业、发达之日，正逢“西风东渐”之时，英、法、俄、美等西方列强的经济思想、生活方式强烈地冲击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方方面面，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兴起。明治维新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放”三大政策，积极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表现在服饰领域，新兴的服装业以不可抗御之势推动传统旧式服装的改革，促进了日本民族服饰时尚的变迁。在这样的形势下，继张尚义之后，奉化的江良通、王睿谟，鄞县的顾天云等相继去日本学习西服制作技术，并各自在日本走上了创业之路。于是，在中国缝人中，有了一支掌握了西式立体裁剪方法的队伍。这便是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从落后的平面裁剪进入到先进的立体裁剪，这在服装制作工艺上是一大创新。中国几千年来推行袍服，采用平面裁剪，只需按指定的服装款式和规格尺寸，在平面的纸样或衣料上，间接或直接地裁剪。而立体裁剪则截然不同，它是将平面的布料披挂在人体模型上，按照指定的款式，边造型，边修正，边固定，边裁剪，然后再根据布样裁料，或制作样板裁料。立体裁剪可以解决平面裁剪中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根据不同人的身材量身定做，它能使平面的布片产生三维的立体造型，有助于强化和美化人体。红帮裁缝作为中国缝人在日本横滨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服装裁剪技术——平面裁剪的一次革命，而张尚义是创新中国服装制作技术的第一人。

红帮裁缝在掌握了西服裁剪技术以后，并未因此而满足，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众的愿望将西服制作技术与中国的服饰审美理念结合起来，在服装制作技术创新上又走出了成功的一步：创制了中西合璧的典范性服装——中山装和旗袍。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指导设计，并由红帮裁缝制作完成的。中山装在设计上引进了西方服饰文化理念，以西装基本式样为模式，同时又糅入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赋予中山装许多中国式的寓意；在制作上融汇了中西服装制作技术。

旗袍也是中西服装技术融合的典范之作。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着的一种长而宽大的服装，它为直筒式，无法显示女性身材特征。从清末开始，旗袍这一服装款式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红帮裁缝在继承中国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大胆地将西方服饰理念和造型艺术引入到旗袍设计领域，不断地改进旗袍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中山装的创制和旗袍的改良是中国服装制作技术的又一次革命，完成这一革命的主要人物首推红帮。此外，在海派西服的创制方面红帮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由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所以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西服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法国的西服，大多讲究腰身线条的性感，款式注重收腰贴身，背挺肩拔；意大利的男西服采用圆润肩型、长腰身、线条流畅的温情造型；美国人强调轻松随意，肥大宽松；德国西服则使男人显得健壮、高大、威严。在中国，南北各地人们的生活环境、形体、气质与习性也存在差异，所以西服也有差异。北方男西装则参照西欧和北欧的风格；在南方，上海人的服饰与日本人的服饰有些共同点，广东等地男西服则与港澳地区接近。因此，出现了西服的“罗宋派”、“英美派”、“犹太派”、“日本派”、“印度派”，等等。以上海的红帮人为例，他们在学做西服的过程中，没有生搬硬套，而是一方面借鉴西服之优长和先进的裁剪技法，另一方面又在长期的实践中观察研究上海人的体型，创制出符合上海人身材、体型、审美爱好的西服，体现中国人的气质、生活需求和审美习惯。经过不断试验，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地创造出与海派文化融为一体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海派西服。海派西服具有肩薄腰宽、轻松挺拔的特点，它凝聚了红帮人的智慧和才能，是红帮人在中国服装制作技术上的又一次创新。

3.服装经营的创新

红帮裁缝的创业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除了在服装制作技术上不断创新外，他们之所以能从包袱裁缝到小作坊，继而经营店堂，乃至服装公司，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还与他们在经营上的不断创新是紧相关联的。

在营销上，顾客至上，这是所有商业经营者恪守的信条。而红帮裁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亲情”营销观，把顾客当作亲人或朋友。为此，一些大的店铺特地在店堂里设立高雅的会客厅或接待室。在店堂的布置上无论店铺大小都尽量营造出温馨的氛围，顾客入内，感到温暖和亲和，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从而建立起亲情般的供需关系。与此同时，红帮裁缝十分重视员工素质以提高服务质量，譬如，王才运的荣昌祥西服店每天在店堂打烊后，就会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文制订18条店规，严格约束员工，要求文明热情接待顾客。

质量第一，这是红帮裁缝的执着追求。譬如罗宋派西服为追求上乘的质量，便有以下几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一是面料采用上等进口呢绒，辅料、衬头、垫肩、纽扣等都用高级的进口货。二是精工细作，一丝不苟，面料裁剪后，先熨烫4个小时，以达到彻底缩水；上衣注重试缝、修订和补正，以求最大限度的合体。三是高薪聘请技师，按照顾客的各种体形量体设计，力求技艺出群。为了提高服装成品质量，红帮服装师们想了不少招数，其中有一招为设立“西装专家”，即在店堂设立落地穿衣镜，在镜面刻上“西装专家”字样，以供顾客试样所用；试样镜子采用360°，前身、后身、侧面均一目了然；顾客试样后提出修改之处，店主加以修正，直至顾客满意为止。

在竞争策略上，许多“红帮”注重形成自己的特色，不搞千篇一律，将市场定位于个性化、新颖化、独特化的产品领域，采用富有特色的营销手段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在北京和东北等地的“红帮”，开始将用户锁定在各国的侨民，根据他们各自的喜好，精工细作罗松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各种派别的西服，以迎合市场，扩大经营范围。哈尔滨的陈阿根以“反正面阿根”出名，他做的西装正反面一模一样，都能穿着，可见其裁剪、缝纫、熨烫的水平。

在服务项目上，作为引导中国近现代服装新潮流的“行业名牌”，红帮在服装经营中，不断开拓新的服务经营项目。张尚义家族的第二、三代已经走上了这条开拓之路，其他较有规模的红帮商店也无不如此。整体推进，思路开阔，除西服、中山装外，普遍兼营呢绒零售、批发，而且发展迅速；也统制各种礼服、大衣、衬衣，兼营领带、领带夹子、纽扣、羊毛衫、帽子、鞋子、袜子和袜子吊带、手帕、毛巾、阳伞，等等，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应有尽有。上海的“荣昌祥”、“裕昌祥”、“王荣康”等西服名店，适时推出婚礼服出租业务，为新婚燕尔的新郎新娘提供廉价新颖的大礼服、婚纱等全套婚宴服装。天津的“红帮”开展西服租赁业务，为外国海员泊船抛锚后，上岸到舞厅娱乐，提供高档的服装。红帮店号大多设有来料加工或选料定制等方便顾客的服务项目。有的在店堂里陈列各种西装附属用品，包括领带、衬衫、吊袜带等看上去利薄的商品，使顾客在一家店中将所需的东西全部配齐。有的为接纳批量业务，主动派技师上门量体，服装完工后，又送货上门。

改革开放以后，宁波新一代红帮传人，在新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在服装经营上，进一步发扬红帮的开拓精神，以品牌多元化、产业集群化、市场国际化为纲要，全方位地开拓着中国服装的发展大道。从加工到联营、到创品牌、品牌提升，再向创名牌、创服装名城目标迈进，初步形成了以西装、衬衫为龙头，集针织服装、羊毛羊绒服装、童装、皮革服装之大成的产业集群。

（二）新红帮对敢为人先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敢为人先，亦即创新，是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一。近年来，党中央不断提出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的口号，对创新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引申理解。对创新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创新不仅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一个企业、一个人，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状态。没有创新，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各项事业也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历史一再告诫我们：不思进取，不与时俱进，不改革创新，就会被历史淘汰。创新和实践的发展紧密相连。实践发展了，理论也必然要向前发展，思想要从原来的框框中跳出来，走出原有观念的束缚，再用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在实践中形成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和新的途径。新的思想就是理论的创新，而新方法、新措施和新途径就是实践的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创新来源于实践创新，实践创新又要受理论创新的指导。一个国家要繁荣，一个民族要强大，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个地区要富足，一家企业要兴旺也同样不能没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当然，创新并非等于空想，它是建立在对某种特有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任何一种文化都通过传承而延续，通过创新来发展。传承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和发展的动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文化能长期延续而不至于衰亡和湮灭，其中必有创新的精神贯穿并支撑着。红帮精神便是这样一种因传承而得以延续、因创新而得以发展的文化。

红帮文化源于宁波地区奉化江两岸。如前所述，宁波地区与服装制作行业有着不解之缘。它是中华民族服装南方发祥地之一，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纺纱、编织、缝制工具和编织品可以为证；它是“红帮”这一裁缝群体诞生的摇篮。19世纪初，在西风渐开、西服东渐中，奉化江两岸的本帮裁缝纷纷先后赴日本的横滨、东京，中国的上海、哈尔滨等各大城市从事服装行业，由原来缝制中装改为缝制西服，之后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断壮大，成为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个服装流派——红帮。

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时，红帮及其传人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适时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了宁波服装的新辉煌，红帮研究者称这一时期为“红帮”腾飞时期。在这一时期，宁波地区涌现了雅戈尔、杉杉、罗蒙、培罗成等而今已驰名中外的服装企业。据统计，经过20多年光阴，到20世纪末，宁波地区的服装企业已近2000家，到21世纪前10年，宁波地区的服装企业接近3000家。这些服装企业的产生、发展，与红帮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红帮老前辈对这些服装企业在各方面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新兴的服装企业在服饰文化理念、服装制作技术、服装品牌建设、经营管理、教育科研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帮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红帮精神。这是红帮文化延续至今仍然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精神风范的极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