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日常生活

与建立在配置性资源基础之上的等级式权力相比较，能动式权力是否以权威性资源为基础？权威性资源指形成控制人们自身能力的资源，包括“社会时空的组织，即实践在社会中的场所化；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即贝托克斯所谓人类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学’产物，也就是人类沿时空在社会中的分布；生活机会的组织，即行动者在特定类型的社会中取得特定生活方式即自我实现方式的能力”^[108]。这三项因素并不直接对应于能动式权力，但都与之相关。如社会时空的组织，它指出当代社会实处晚期现代性阶段，为吉登斯生活政治框定时代背景。身体永远是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和基础。人所创造的各种观念和文化，不管怎样复杂化，都离不开身体。就身体的重要性而言，近来的社会、文化、技术变化使“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109]，因此，身体的生产和关系中的再生产直接与行动者的生成性相关。至于生活机会的组织，吉登斯认为那是解放政治关注的主要内容，而“生活政治”主要关注生活决定，由于生活决定指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决定，自我与身体生成性又要借助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能量。所以，实践在社会中的场所化、身体、自我与生活方式都与生活世界相关，对它们的思考势必要回归到生活世界的广泛背景中进行。权威性资源强调生活政治要注重日常生活世界，生活政治的目标就是促进自我实现，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生活世界是流动的，是生成的，为生活政治提供了来源。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通常把日常生活视为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具有重复性、情绪性和自然生成性。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实践上，日常生活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高频、琐碎和单调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力量，反而为其披上了重复性、多元性和隐蔽性的光鲜外衣，主要原因是日常生活包含着积极的内涵与重要的价值：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结构来看，日常生活所代表的个体生存与再生产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基础。从活动方式看，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和重复性实践所造成的经济化效果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类本质得以进行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为人提供人之生存所必需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110]我们无意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而是试图搞清楚政治回归生活的缘由。当然，日常生活对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此命题本身就是大问题，我们不再展开论述，而是以吉登斯对此问题的理解为重心。

吉登斯指出，能动式权力以现实的生活为对象。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中指出，传统哲学中存在着逻辑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和语音中心主义，两者导致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横行。两种中心主义纠缠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后者在两者的关系中担任动力源的角色，推动着前者前进。德里达认为语音中心主义这种“表面看来是语义学的诡辩、细致又很学术的问题”，但“实际上完全统治着政治遗产”^[111]。他明确指出语音中心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玩弄“在/不在”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传统文化不断地以符号的“在场”（presence）性质论证其所表达的“不在场”（non-presence）的真理性、正当性和正义性，同时又以其“在场”使话语的主体消失掉，也就是以符号的“在”代替说话主体的“不在”，又论证了这种“不在”的正当性、真理性和正义性，从而建构了说话主体的中心地位。^[112]他非常强调“在场”的东西，因为本体论、现象学、形而上学针对的都是“在场”的东西，“形而上学的母式就是将存在（being）当作在场这个词在任何意义上所做的那种规定。它可以显示出跟原理、法则或中心相关系的所有名字都经常被指定为某种在场——相论（eidos）、本原、终极目的、能量、本在（ousia）（本质、实存、实体、主体）、揭蔽（aletheia）、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的不变性。”^[113]在政治哲学中，在场指的就是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是时时刻刻进行的，是永不谢幕的剧场。对于文本来说，政治是永远不在场的。对于读者或学术研究者，凡是用语言记载下来的或是经媒体报道的有关政治的东西都是意识形态化了或是经过有色眼镜过滤的政治现象或政治理论，它们跟政治的本真状态存在着差距。那么，政治的本真状态是什么样的？政治永远在上演，永远在控制我们，是否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任其遮蔽我们的眼线？我们该怎样接近它们，进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对付它们？能动式权力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代政治的未来走势。

另外，能动式权力表明政治建立在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吉登斯非常强调日常生活，他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日常活动中实现。他把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中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称之为制度（institution）。日常生活具有循环本质，跟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和社会制度的结构特性并不以实物的形式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惯常行为中，取决于人们行动的惯常性质。当例行化的实践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大大改变其自身的原貌时，能动式权力通过权威性资源选择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作为重构行动规范的支点，不得不说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日常生活经验的珍贵性，还在于它“以重复的形态浓缩着人生在世的本质结构，集中了生活中最稳定和最内在的方面，为人生在世积累最基本的生活本领和经验，也积累了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所必需的反应能力，使日常生活本身成了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不断更新和不断重建的最大能源储备所和最丰富的土壤”^[114]。吉登斯把这些概括为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包括互动过程中行动者本人、他人及他们所储备的知识，包括后批判哲学家的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讲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不可言传的背景知识和理所当然的知识（taken-for-granted knowledge）。它以解释框架的形式被运用，体现为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在互动中创造并维持着交往的情境，通过参与者各自的言说和行为制造出意义，使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事时具备“维持通晓”行为根据的能力，为自身活动提供理由。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干脆把这种只存在运用中、不能被制定为规则的知识称之为实践的知识，它通常被表达为一种习俗或传统的做事方式，以区别于可以被精确制定为规则或建议的被理性主义推崇的技术知识。他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近代理性主义之所以只信仰技术理性的源泉就在于对技术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导致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政治是所感知的需要的政治，但这种所感知的需要不是由真正的、具体的关于持久利益和社会运动方向的知识来证明的，而是由‘理性’来解释，根据意识形态的技术来满足的：它们是一种书本的政治。这也是几乎所有当代政治的特征。”^[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