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适当降低物价
在个人的社会特征与幸福感的关系方面，本书的研究结论之一，就是在我国现阶段，收入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收入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强。但是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部分（问题丛生的社会现实）中所述，自2003年以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在0.47以上，说明当前不同职业阶层的贫富差距较大，已接近0.5的国际警戒线。另外，自2000年以来，反映居民购买生活品与价格水平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居高不下。比如，2007年、2008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比上一年度增加4.8%和5.9%，而2011年的消费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度增加5.4%。[1]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即意味着生活品价格的提高，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但是，这种影响对职业地位低的职业阶层较大，而对职业地位高的职业阶层较小。因为前者主要是固定的工资性收入，而后者不仅拥有固定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还往往持有各种资产，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甚至会使得这些资产获得升值。因此，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将会进一步导致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具体说来，就是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对立情绪逐渐增强，以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各种犯罪（盗窃、诈骗等）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消费物价指数，是现阶段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对策之一。
二、确保职业流动畅通，实现优胜劣汰的流动秩序
在个人的社会特征与幸福感的关系方面，本书的另一个研究结论是，职业地位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在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十个职业阶层中[2]，阶层地位越高的居民，幸福感越强一些。
如第九章第一节第二部分的现实背景中所述，目前我国的人口流动数量极为庞大，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1.21亿人，而2012年已达2.36亿人[3]，12年间将近翻了一倍。这说明，在地区间的流动方面，流动者已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自由流动。另外，早在2004年就有学者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初职与现职没有发生变化的比率为61.8%，发生变化的比率为38.2%，其中向上流动的比率为22.6%，而下降流动的比率为15.6%。[4]另外，杨建华于2011年分析了浙江省的人口流动状况，发现人口的总流动率为65.07%，其中向上流动率为57.55%，虽然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实现了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但是对于“个人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有多高”的问题，近半数被调查者的回答并不乐观，其中认为没有机会和机会低以及不知道或很难讲的占45.03%，而认为较高的为17.96%，认为很高的仅占3.06%。[5]这说明，随着年代的推移，流动人口在职业地位的变迁方面，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有近50%的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职业地位的向下流动。另外，近半数的流动人口对自己能否实现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持悲观态度。
职业地位的畅通流动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能力高者与能力低者如果能够顺利地流入适合自己的职业位置，获得自己应得的收入，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制约人们职业流动的因素仍然很多，比如：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低学历与高学历两者之间，体制内人员、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员、高学历者容易实现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而在某些情况下，体制内人员、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员、高学历者的实际工作能力，未必就高于体制外人员、拥有农村户口的人员及低学历者。因此，破除制度障碍，确保职业流动的畅通，实现优胜劣汰的流动秩序，便成为现阶段提高人们幸福感，尤其是职业地位较低者的幸福感的另一个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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