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幸福感

一、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总体幸福感

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本研究所说的社会微观层面因素，具体是指受社会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与人们的心理及行为紧密相关，以人为主体产生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及价值取向。表7-5表示的是，在控制个人的社会特征的情况下，上述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总体幸福感的独立影响。

表7-5　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总体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续　表

注：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a的参考类别为女性；b的参考类别为61—70周岁；c的参考类别为研究生；d的参考类别为高收入者；e的参考类别为优势阶层；f的参考类别为未婚者。
+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首先从模型1中可以发现，性别、学历、职业阶层、婚姻状况与总体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而年龄、收入与总体幸福感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具体体现为：20—30周岁和31—4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分别比61—70周岁年龄层的居民低0.498和0.387，并且均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41—50周岁、51—6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虽然也分别比61—70周岁居民低0.186和0.135，但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低收入者、中收入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分别比高收入者低0.383和0.158，并且分别在0.1%和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上述统计发现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20—30周岁和31—4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显著地低于61—70周岁的居民，而41—50周岁、51—6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与61—70周岁的居民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其二，低收入者、中收入者的总体幸福感显著地低于高收入者，并且回归系数说明，总体幸福感的水平依照高收入者、中收入者、低收入者的顺序依次降低。

另外，模型1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06，说明上述统计发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其次从模型2中可以发现，模型1所示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阶层、婚姻状况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变。而作为社会微观层面因素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及价值取向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如下倾向。

第一，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人，则总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提升0.129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二，社团参与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提升0.087分，但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三，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提升0.181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四，规范遵守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提升0.236分，并且在0.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五，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提升0.186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六，价值取向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降低0.165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上述统计发现可以说明，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对总体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团参与虽然对总体幸福感也会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对总体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模型2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255，说明上述统计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10个维度幸福感

表7-6表示的是，在控制个人的社会特征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微观层面因素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及价值取向对10个维度幸福感的独立影响。相关的统计结果，可做如下表述。

表7-6　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10个维度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续　表

注：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a的参考类别为女性；b的参考类别为61—70周岁；c的参考类别为研究生；d的参考类别为高收入者；e的参考类别为优势阶层；f的参考类别为未婚者。+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一）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1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的社团参与每增加一个，则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增加0.108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的规范遵守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增加0.284，并且在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降低0.031分，但并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另外，社会信任、居民互助、价值取向每增加一个分值，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分值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增减，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1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31，说明模型1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团参与对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规范遵守对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居民互助、价值取向对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模型2所示。可以发现，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人，则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增加0.125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增加0.116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价值取向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降低0.270分，并且在0.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而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说明，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及规范遵守对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2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54，说明模型2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上述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关系网络、居民互助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及规范遵守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三）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模型3所示。可以发现，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人，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15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规范遵守及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分别增加0.123分和0.121分，并且均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价值取向对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虽然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3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76，说明模型3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关系网络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价值取向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四）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4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27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规范遵守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增加0.265分，并且在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08分。价值取向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39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关系网络与社团参与虽然对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4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51，说明模型4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与居民互助对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价值取向对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关系网络及社团参与对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五）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模型5所示。可以发现，规范遵守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67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35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而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价值取向虽然对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5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62，说明模型5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对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价值取向对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六）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6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分值，则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06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关系网络、社团参与、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及价值取向虽然对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6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89，说明模型6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信任对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关系网络、社团参与、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及价值取向五个因素对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七）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7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人，则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提升0.169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信任与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分别增加0.112分和0.166分，并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价值取向每增加一个分值，则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61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社团参与、规范遵守虽然对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7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分别为0.111，说明模型7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居民互助对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价值取向对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团参与、规范遵守对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八）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8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人，则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42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规范遵守每增加一个分值，则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06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居民互助、价值取向虽然对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8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55，说明模型8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关系网络、规范遵守对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居民互助、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对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九）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9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人，则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03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规范遵守与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分别增加0.181分和0.106分，并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价值取向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56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虽然对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9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71，说明模型9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关系网络、规范遵守、居民互助对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价值取向对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对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十）社会微观层面因素与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10显示的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人，则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51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互助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83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价值取向虽然也对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10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77，说明模型10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关系网络、社团参与对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价值取向与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存在显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