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幸福感县级市

研究设计_社会转型与人们的幸福感

一、调查地区

根据研究目的及理论假设，本书选择了浙江省的五个地区作为调查地区，分别是：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其中，周宅村、中余乡分别是隶属于浦江县的行政村和乡镇，而浦江县为县级单位，县城由三个街道构成，分别是：浦阳街道、浦南街道、仙华街道。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均隶属于金华市，而金华市是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城市，另外，杭州市为浙江省的省会，是省级城市。因此，五个地区的行政级别依照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的顺序依次提高，城市特征依照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的顺序愈发显著。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浙江省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五个调查地区的社会概况。

（一）浙江省的社会经济状况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北接上海、江苏，西与江西、安徽相连。1978年以来，浙江省的经济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特别是2000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环境，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3]和“两创”总战略^[4]，坚持“稳中求进、转中求好”的工作方针，着力“促发展，抓转型，惠民生”，使得全省经济在加快转型升级中实现平稳增长。

根据2013年《浙江统计年鉴》，至2012年末，浙江省的全年生产总值（GDP）为34665.3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8%、50.0%和45.2%^[5]；全省从业人员的总数为3691.24万人，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14.14%、50.96%和34.90%^[6]；1979至2012年的33年间，全省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7]。而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至2012年末，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18942.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10.1%、45.3%、44.6%^[8]；全国从业人员的总数为76704万人，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33.6%、30.3%和36.1%^[9]；1979至2012年的3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10]。

至2012年末，浙江省的常住人口为4799.3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3.2%和36.8%，而10多年前的2000年末，浙江省的常住人口为4501.22万人，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8.7%和53.3%。^[11]这说明，与2000年相比，浙江省的常住人口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增减，但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例，即城镇化水平却提升了14.5个百分点。另外，至2012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例分别占52.57%和47.43%。^[12]

2012年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55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4552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1%和37.7%，而10多年前的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279元和4525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9.2%和43.5%。^[13]但是，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4564.7元和7916.6元，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2%和39.3%。^[14]

另外，至2012年末，浙江省内城镇居民的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为2.68人，而农村居民的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为3.29人；全省的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7.89%。^[15]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过去的30多年来，浙江省的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中心，工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仍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另外，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9.1%和46.1%，两者的比重合计高达95.2%，并且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低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当前浙江省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着后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

第二，10多年来，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保持稳步提升，目前已经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水平为63.2%，高于全国的城镇化水平10.6个百分点。这说明，浙江省已经由以乡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也就是说，就浙江省的社会形态而言，目前的浙江省是城镇型社会。

第三，2000年以来，全省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目前，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但是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城镇居民的家庭核心化程度高于农村居民，浙江省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四，尽管浙江省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水平较高，但是全省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例、城乡居民的收入、每户家庭的平均人口数均可说明，当前浙江省城镇与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并不仅仅满足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是根据中央“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及时提出了更高、更顺乎浙江人民要求的建设目标，即2012年6月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的奋斗目标。

（二）五个调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1.周宅村

周宅村位于金华市中余乡的西北部，有农户170户，人口数量仅为491人，是一个以务农为主的乡村。2012年村集体总收入仅为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将近3931元。^[16]周宅村交通比较闭塞，基本上都是本地居民，并且大多世世代代生活在此，彼此之间都很熟知。由于土地稀少，且没有工业企业，因此年轻人大多到外地打工谋生。总体上，周宅村是一个人口流出型的乡村。

2.中余乡

中余乡距离浦江县城约15公里，全乡面积43.66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0.12万人。80%以上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种植业有水稻、蚕桑、茶叶、花卉苗木、果树、毛竹、金丝草等。工业较不发达，共有小规模的企业147家，其中制锁业142家，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规模的企业仅有4家，另外2012年乡民的人均年收入约为25879元。^[17]

3.浦江县

浦江县位于浙江省中部、金华市北部，截至2013年，浦江县县域面积920平方公里，辖7镇5乡3街道、409个行政村和20个社区，户籍人口38万，外来人口10万。2013年末浦江县总人口（户籍人口）39.44万人，其中男性20.54万人，女性18.90万人，非农业人口7.09万人。2013年浦江县实现生产总值（GDP）175.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39亿元，增长1.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3.16亿元，增长10.9%；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2.87亿元，增长6.4%。全县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4647元（按2013年年均汇率折算为7210美元），增长8.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5.2%、59.8%、35.0%变化为5.4%、58.8%、35.8%，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2013年全县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0711元，比上年增长10.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023元，比上年增长8.5%；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12389元，比上年增长10.7%。^[18]

4.金华市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部，下辖婺城区、金东区两个市辖区，城区面积为73.74平方公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金华市在浙江省处于中等层次。2012年市区生产总值为513.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0%、43.7%（其中工业36.2%）和50.3%。市区总人口93.93万人，其中迁入人口约为1万人。另外，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255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280元。2012年全市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为539个。^[19]

5.杭州市

杭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北岸，是浙江省的省会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截至2013年，下辖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八个行政区。至2012年末，市区常住人口达445.4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325.50万人。^[20]2012年市区生产总值为6213.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为112.8亿元、2673.6亿元、3426.8亿元，在市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分别为1.8%、43.0%、55.2%；^[21]2012年末，市区从业人员总数为474.06万人，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人数分别为23.85万人、225.34万人、224.87万人，比例分别为5.0%、47.5%、47.5%。^[22]每户家庭的平均人口数为2.69人，市区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7511元。^[23]另外，老龄化程度较高，早在2007年末，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4.9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0.81%。^[24]

以上，通过对五个调查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的介绍可以发现，五个调查地区的行政级别和人口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且城乡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体现为：依照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的顺序，行政级别依次提高，人口规模依次增大，城市特征愈发显著。因此，五个调查地区基本能够体现现阶段中国社会不同类型地区的社会特征。另外，五个调查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五个调查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及社会结构（比如，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学历结构、家庭结构等）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体现为：依照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的顺序，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依次提高，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趋于增强。但是，周宅村、中余乡以第一产业为中心，而浦江县、金华市以第二产业为中心，杭州市则以第三产业为中心。这些事实又说明，周宅村、中余乡为农村地区，而浦江县的三个街道（浦阳街道、浦南街道、仙华街道）、金华市、杭州市虽然行政级别、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不同，但是均为城市地区。

二、样本抽取及样本特征

在五个调查地区中，考虑到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的城区内，有的街道原本为乡镇或者市辖县，后来由于城区的扩建改制合并而来，因此在三个地区中，仅仅选择了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传统的老城区作为调查区域。本研究选择的具体调查区域是：周宅村的三个村民小组，中余乡的两个居民委员会，浦江县的浦阳街道、浦南街道、仙华街道，金华市的婺城区和金东区，杭州市的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和拱墅区。

本研究以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其中，在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三个地区，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法从浦江县的浦阳街道、浦南街道、仙华街道抽取居民委员会，从金华市的婺城区和金东区，以及杭州市的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和拱墅区抽取街道之后，再依照随机方法从中抽取居民委员会。三个地区抽取的居民委员会数量分别是：浦江县6个、金华市24个、杭州市80个。调查样本为20—70周岁的居民，具体运用等距离抽样法从抽取的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的居民登记簿上抽取调查样本。2013年12月完成样本抽取，共抽取调查样本14000个。

本调查是利用浙江工商大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2014届毕业生毕业实习的机会，以入户访谈的形式于2013年2—3月实施的。在14000份调查问卷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1246份，问卷的有效率约为80.3%。其中，周宅村、中余乡、浦江县、金华市、杭州市的有效问卷分别为107份、865份、1868份、2324份和6082份。

三、变量的操作化设计

如前所述，本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即个人的阶层位置，社会宏观层面中的社会公平公正、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以及社会微观层面中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价值取向。每一个方面的具体所指及操作化设计，如下所述。

（一）幸福感

本研究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幸福感。迄今学术界对幸福感的界定也存在很大差异。总的说来，学术界从以下三个维度理解幸福。其一，在认知层面理解幸福感，将其等同于生活满意度。例如，辛和约翰就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幸福感就是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25]其二，在情感层面上理解幸福感，将其等同于快乐感。例如，科恩就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幸福感就是拥有自己希望得到东西时的快乐感。^[26]其三，从价值实现的层面理解幸福感，将其等同于自身潜能实现时获得的成就感。例如，莱夫等学者就认为：幸福感就是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27]但是，幸福感是由认知、情感、价值实现三者中的一种因素组成的单一结构，还是一个由它们三者所组成的三因素结构，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当今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后者更为符合社会现实，即人们的生活由多个侧面构成，而在不同的生活侧面，体验到的幸福感是不同的。^[28]但是如前所述，学者们为了比较不同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或者为了调查的简便化，更多地采用单一的指标测量幸福感，这也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

国内学者邢占军（2005）主张幸福感是一个由认知、情感、价值实现三因素构成的结构体。他在总结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幸福感就是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并基于这一定义，编制了适合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

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已被多次用于分析城市居民的幸福感^[29]，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将采用这一量表测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幸福感分为总体幸福感和十个维度幸福感，其中总体幸福感采用十个维度幸福感的平均值。

（二）个人的阶层位置

个人的阶层位置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阶层、婚姻状况六个变量。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为数值型变量。学历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初中学历者、高中或技校学历者、大学专科及本科学历者、研究生学历者，并分别赋予1，2，3，4，5的分值。收入是指调查样本的月收入，具体提问方式是：包括工资、奖金或者其他各种福利在内，过去一年内，您每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共划分为八个层次，分别是：无收入、1—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1—6000元、6001—7000元、7001元以上，并依次赋予1、2、3、4、5、6、7、8的分值。另外，为了分析简便，在分析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时，将无收入、1—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的收入者界定为低收入者，将4001—5000元、5001—6000元的收入者界定为中收入者，而将6001—7000元、7001元以上的收入者界定为高收入者。

职业阶层采用陆学艺课题组的职业阶层分类，划分为十个阶层，即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30]并依次赋予1，2，3，4，5，6，7，8，9，10的分值。因此，在学历、收入、职业阶层三个变量中，分值越高，说明调查样本的学历、收入、职业地位也越高。另外，为了分析简便，在分析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时，将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四个阶层界定为基础阶层，将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三个阶层界定为中间阶层，将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三个阶层界定为优势阶层。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有配偶）、离婚（或丧偶）三种状况，并依次赋予1，2，3的分值。

另外，在统计分析时，根据分析方法的要求，将学历、收入、职业阶层、婚姻状况均编码为虚拟变量。另外，调查样本中，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阶层、婚姻状况样本的比例分布，详见表4-1。

表4-1　不同特征样本的比例（N=11246）

续　表

注：括号外数值为%，括号内数值为样本量。

（三）社会宏观层面变量

对作为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六个变量，分别做了如下操作化设计。

1.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通过“就业机会的获得、就医看病、子女入学、养老保障、收入分配”五个子指标进行测量。要求调查样本根据自己的经历或者社会观察，回答五个子指标在当今社会的公平公正程度，测量尺度分为“非常公平、比较公平、一般、不太公平、不公平”五个层次，并分别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说明社会公平的程度也越高。另外，统计分析时，社会公平是取五个子指标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2.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通过当前人们对各类商店销售食品的放心程度进行测量，共设计了四种类型的销售商店，分别是：国有大商店销售的食品、外资性质商店销售的食品、个体小商店销售的食品、个体流动摊贩销售的食品。放心程度分为“非常放心、比较放心、一般、不太放心、很不放心”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对销售食品的放心程度越高。统计分析时，食品安全的放心程度，具体是取四种类型商店销售的食品的放心程度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3.社会冲突

通过与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座谈，得知当前社区内主要存在19种形式的社会纠纷，分别是：（1）邻里纠纷，（2）婚姻家庭纠纷，（3）房屋宅基地纠纷，（4）与房屋中介的纠纷，（5）与租房户的纠纷，（6）合同纠纷，（7）生产经营纠纷，（8）损害赔偿纠纷，（9）环境问题纠纷，（10）交通事故纠纷，（11）医疗纠纷，（12）计划生育纠纷，（13）劳资纠纷，（14）政务管理纠纷，（15）与城管纠纷，（16）征地拆迁纠纷，（17）与物业管理纠纷，（18）与辖区内企业，店铺的纠纷，（19）与外来人口的纠纷。19种形式的纠纷中，纠纷双方包含了不同的人、群体和组织，而纠纷原因包含了日常交往、医疗、劳资、拆迁等各方面问题。对于19种类型社区纠纷的存在状况划分为“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非常少”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各种类型的社区纠纷越多。统计分析时，社区纠纷是取19种类型社区纠纷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4.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具体通过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两个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进行测量，其中测量空气质量的提问方式是：您对最近半年内当地的空气质量的总体评价如何?评价层次分为五个选项，分别是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空气质量越好。而测量饮用水质量的提问方式是：您对最近半年内当地的饮用水质量的总体评价如何?评价层次分为五个选项，分别是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饮用水质量越好。统计分析时，环境污染是取空气质量和饮用水质量两个指标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5.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仅仅通过一个指标，具体是：总体来讲，您认为当前您生活地区的贫富差距的程度有多大?贫富差距的程度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非常大、比较大、一般、比较小、非常小，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贫富差距的程度越大。

6.官僚腐败

官僚腐败通过以下四个子指标进行测量，分别是：（1）现在，当官的，都存在贪污行为；（2）当官家的子女，都有一个好工作；（3）现在，不给领导上供送钱，是当不上官的；（4）现在，当官的，都只顾自己捞好处。要求调查样本根据自己的社会观察，回答对四个子指标意义的认同程度，认同程度分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五个层次，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官僚的腐败现象越严重。统计分析时，官僚腐败是取四个子指标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四）社会微观层面变量

对作为社会微观层面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规范遵守、居民互助、价值取向六个变量，分别做了如下操作化设计。

1.关系网络

关系网络设计为数值型变量，其测量方式是：包括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各种关系在内，平时与您保持亲密交往的人，大约有多少?

2.社团参与

社团参与也设计为数值型变量，其测量方式是：包括各种趣味小组、俱乐部、协会、党派、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在内，目前您参加的社会团体一共有几个?

3.社会信任

本研究所说的社会信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信任，采用与国内学者相同的方式进行了测量^[31]，将信任对象概括为亲疏远近不同的13种交往对象，分别是：（1）单位同事，（2）单位领导，（3）邻居，（4）一般朋友，（5）亲密朋友，（6）家庭成员，（7）直系亲属，（8）其他亲属，（9）社会上多数人，（10）一般熟人，（11）生产商，（12）网友，（13）销售商。本研究通过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于13种交往对象的信任状况进行测量，信任水平采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五个尺度，并分别给以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说明对每一种交往对象的信任水平越高。本研究所分析的人际信任，是指对上述13种交往对象的总体信任。

4.规范遵守

本研究所说的规范遵守是指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具体通过五个子指标进行测量，分别是：（1）向他人借过的东西，会按时归还；（2）公交车上给孕妇、老人等需要帮助的人让座；（3）看到有人破坏公物，主动上前制止；（4）乘坐公交车或者火车时，主动排队；（5）过马路时，行人随意闯红灯。要求调查样本根据自己的经历或者社会观察，在“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非常少”五个选项中做出回答，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人们的规范意识越强。另外，统计分析时，规范遵守是取五个子指标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5.居民互助

居民互助，具体通过三个子指标进行测量，分别是：（1）在过去的一年中，您帮助过他人的次数；（2）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人帮助过您的次数；（3）在本地区，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的情况。要求调查样本根据自己的经历或者社会观察，对三个子指标的存在状况做出回答，分为“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非常少”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居民之间的互助行为越多。统计分析时，居民互助是取三个子指标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6.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一个内涵丰富，不可能通过单一指标进行测量的概念。本研究一共设计了四个指标对其进行了测量，分别是：（1）与单位或者社区的事情相比，个人或者家庭的事情更重要；（2）居委会或者村组的活动，没有必要每一次都参加；（3）对于本地区的发展，老百姓没有必要关心，那是政府部门应该关心的事情；（4）看见老人摔倒，不扶是正确的，因为往往会被讹诈。要求调查样本对每一个指标意义的认同程度做出回答，认同程度分为“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完全不赞同”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显著。统计分析时，价值取向是取四个指标合并后的平均得分。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是为了明确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而进行的一项实证性研究，这就决定了一切研究观点均需要建立在可靠的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因此，采用规范、严谨的分析方法，便显得至关重要。本研究运用的统计方法，具体有以下三种。

第一，频数分析。本书具体运用了频数（Frequencies）分析的统计方法，具体通过考察“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五个信任层次的百分比及平均得分，明确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以及其中的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的状况。

第二，均值比较。考察不同阶层位置及不同地区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以及其中的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的状况时，本书具体运用了均值比较（Compare Means）的统计方法。另外，对于不同阶层位置及不同地区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以及其中的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的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问题，本文具体运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的统计方法，并具体运用F值检定（F test）不同阶层位置及不同地区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第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个人的阶层位置、人格特质、社会参与，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对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及其中的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本书具体运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的统计方法。另外，社会信任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反应，现实生活中，个人的阶层位置、人格特质、社会参与，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对社会信任的产生，彼此之间无疑会存在交互影响。因此，为了准确地把握个人的人格特质、社会参与，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对社会信任的独立影响，在回归分析时，本书分别以个人的人格特质、社会参与，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为自变量，以社会总体信任、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为因变量，以个人的阶层位置为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

【注释】

[1]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92页。　西美尔著，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79页。

[2]王俊秀：《关注社会情绪，促进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2012—2013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王俊秀、杨宜音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4页。

[3]200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总结浙江经济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浙江省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简称“八八战略”，具体内容是：（1）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3）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4）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5）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6）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7）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8）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4]200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结合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八八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为内容的“两创”总战略，目的在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改善民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民主法治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5]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8页。

[6]同上，第51、59页

[7]同上，第3页。

[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5页。

[9]同上，第121、123页。

[10]同上，第5页。

[11]同①，第41、46页

[12]同④，第95页。

[13]同①，第164、181页。

[1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

[15]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47、165、182页。

[16]该数据通过访谈得知。

[17]数据出自：http：//baike.haosou.com/doc/2308320—2441809.html。

[18]浦江县统计局：《2013年浦江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pjtj.gov.cn/tjgb. asp?id＝840，2014年4月21日。

[19]金华市统计局：《金华统计年鉴》（2013），http：//www.jhstats.gov.cn，2013年10月31日。

[20]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21]同上，第29页。

[22]同上，第70页。

[23]同上，第355页。

[24]朱亚芬、洪光豫：《杭州老龄化进程加快，老人抚养系数增大》，《杭州日报》2008年3月5日，第7版。

[25]C.D.Shin，D.M.Johnson：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1978，5，pp.474—492.

[26]R.W.Coan：Hero，artist，sage，or saint?A survey of what is variously called mental health，normality，maturity，self-actualization and human fulfill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27]C.D.Ryff，C.L.M.Keyes：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pp.719—727.

[28]Richard E.Lucas，Ed Diener，Eunkook Suh：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Well-Being Measur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1（3），pp.616—628.

[29]邢占军、金瑜：《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6期。邢占军、刘相等：《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30]陆学艺：《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31]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16—17页。　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