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记忆中，人们通常将新农村运动视为“好日子”运动。所谓的好日子运动，顾名思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农民们都过上好日子。“好日子”的概念也是朴正熙政府倡导新农村运动以来一直标榜的。至少对那些直接经历过新农村运动的一代人来说，新农村运动的性质是一种好日子运动。在新农村运动开展过程中，有一首与“新农村歌谣”一道广为流传的歌曲，叫做“让我们更好地生活”，歌词这样写道：“让我们更好地生活，让我们更好地生活，让我们好好地再活一次。”这首民谣风的歌曲赋予新农村运动一种必然性和正当性，又有谁有理由拒绝“更好地生活”，拒绝过“好日子”呢？
“更好地生活”并不仅仅指经济方面，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稳定的高收入水平、生活的愉悦便利性、精神世界的丰富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农村运动是一个综合层面的运动。与政府的意图和策略无关，参加新农村运动的所有农民和农民子女都认为这是一种好日子运动。对他们来说，这个运动可以将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过上好日子，可以克服农村的落后性，可以为他们提供接近城市生活的通道。因此，从农民的接纳和体验的角度来讲，“好日子”运动至少是新农村运动的性质之一。
然而，新农村运动只是一种好日子运动吗？好日子运动，这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域都存在的，有关时代有关地域的人们全力以赴，为了过好日子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说农民们通过新农村运动才开始追求好日子，那么就等于承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农民们都没有从懒惰中振作起来，农村社会的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勤奋的农民了。但这无疑是对祖先、对农民的一种诬陷。
过好日子是每一个人普遍追求的价值观，但好日子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因为关于好日子的内容，以及过上好日子的途径，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好日子就是父母、孩子欢聚一堂，有人认为好日子是家财万贯，每一个生命个体追求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种内容。
农民们为了过上好日子，积极地投身到新农村运动中。然而，他们可以选择的方向早已由政府决定。朴正熙政府在推进新农村运动的过程中，设立了管理农民的新农村运动促进机构。作为新农村运动的综合性协作机制，设立了中央协议会—市、道协议会—市、郡协议会—邑、面促进委员会—里、洞开发委员会。各级协议会包含了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为了更有效地执行相关政策，从中央政府到各个行政村，都设有公务员。
在村级单位设置的里、洞开发委员会虽然是新农村运动的促进机构，但该组织没有任何政策上的决策权。村里的积极参与者被命名为新农村指导者，但他们同时首先是政府的被指导者。新农村运动中，农民们的自发性、能动性和自助精神被空前强化，但是，与此完全相反，与新农村运动的标榜不一致，国家的政策却是以效率性和结果导向为中心强制性地执行。最终，农民们为了过上好日子而积极参与，但决定好日子内容和方向的主体却是国家。因此，新农村运动虽然看上去是一种好日子运动，但实际上称其是一种为了好日子的国家倡导型的“农民运动”更为贴切。因为新农村运动中，农民们很难被看作是运动中自由和自发的主体。
如此说来，那么新农村运动当时的国家政策符合农民们的期待吗？国家分明是试图顺应民众期待的。朴正熙本人时常自诩为农民的儿子，我们也相信他是热爱农民的，他热切地希望农村发展亦是事实。
城市与农村的不均等开发导致了农村社会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恰是朴正熙政府追求的实现国家近代化目标的绊脚石。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开发是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因此城乡收入差异开始扩大化。在这一时期之前，农村绝不是一个与城市有天壤之别的落后之地。城乡收入差异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逐渐显现的，朴正熙政府认为，农民的不满应该在其扩散之前便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化，那么20世纪70年代便是以改变农村落后性为中心的近代化。
新农村运动以该种近代化运动或者说近代化战略，将农民对于近代化的渴望激发并统一起来。尽管新农村运动是以政府主导和强制的方式开展，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符合和顺应农民期待的成分。
然而，朴正熙政府推进新农村运动等群众运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需求，而是与朴正熙与共和党的利害关系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新农村运动的背景中包含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图。1971年，朴正熙在第七届总统选举的对决中以53.2%的得票率险胜得票率为45.7%的金大中。1969年朴正熙的三选改宪[51]广受诟病。民主与反民主的政治取向由三选改宪会议开始，民主对反民主的抗争反映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的得票率上。1971年执政党共和党的得票率下降了14个点，共和党支持率的下降不仅反映在国会议员选举上，在农村选举中也有所体现。江原道和济州道以外的所有区域，共和党支持率都一律下降。提高民众对共和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成为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的迫切议题，而提高农民收益、改善农村环境等一系列新农村运动事业与提高政府支持率息息相关，即农村开发战略既是克服农民落后性的问题，又是扩大朴正熙政府执政稳定性的突围之策。
新农村运动亦作为维新体系下的强化手段之一存在。20世纪70年代初，身陷民众统治基础危机的朴正熙于1972年10月制定并发布了维新宪法，维新宪法中规定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限，并规定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间接选举总统。同年12月的第八届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作为唯一一位参加选举的候选人，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大议员百分百全票通过当选为第八届总统。由此维新体系这一高度集权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开始形成。
新农村运动开始于维新宪法公布之前，随着维新体系的强化在全国范围内广为开展。新农村运动中深深地渗透着共和党党组织的意志，新农村指导者们不是共和党的分支，便是从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大议员中任命产生。不仅农民积极参与，还有无数的地方公务员也被动员进来。不仅新设置了与新农村运动有关的新的行政机关，在新农村运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地方公务员也有更多提拔机会。地方公务员是朴正熙政府的热烈拥护者，他们立志要通过新农村运动将农村建设成为共和党和维新体系的统治根基。朴正熙政府通过新农村运动扩大了在农村的影响力，从而化解了在城市的不利局面带来的统治危机。
综上所述，朴正熙政府推行的新农村运动至少有三个政治目的，一是实现落后农村的近代化，二是从政治危机中突围，三是打造维新政治体系的统治根基。虽然我们相信新农村运动中农民们在从事着农村近代化的事业，但他们的事业同时满足了朴正熙政府的政治统治需要。当我们说新农村运动超越了农村近代化运动的概念，更进一步作为朴正熙政府综合的执政策略存在时，运动的实践主体农民便不再是自发自由的存在，而是被国家动员的被动存在。另外，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新农村运动这一民众运动是一种号召民众能动地参与到政治需要中来的大众动员机制。
所有的民众动员中都既包含着自发性，又包含着强制性。完全是自发实行的动员，便可成为社会运动，完全是在强制下实行的动员，便只能成为压迫与统治。以最小的费用产出最大的收益是经济原理，与此同理，以最小的统治投入达到最大的政治目的的行为便是政治动员。当政治动员的对象存在的自发性越大时，政治动员的统治成本则越小。但是，当需要确保动员对象不背离统治者的意图并需要给予“指导”时，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必需的。通过调节自发性与强制性的关系，将动员对象的行为有效地纳入政治统治体系中，这便是新农村运动成功成为大众动员机制的原因。
不管哪个政权，都不会将自身的政治意图表面化。因此，朴正熙政府将新农村运动标榜为好日子运动，但实际上是将其作为巩固维新体系的手段的行为，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权不采取如此的统治策略。问题在于，新农村运动成为农村近代化和大众动员成功案例的原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关注维新体系这一集权专制的政治构造与新农村运动的成功结果之间的关联性。通常比起新农村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能动性”，强制性的问题很少被考虑，充其量将强制性当做自发性背后存在的小瑕疵。但是，在新农村运动作用的原理中，强制性是根本的动力，凌驾于自发性和能动性之上。在标榜农民自发性与能动性的新农村运动的背后，存在着权威主义的政治秩序和行政方式。不可不为的强制性是创造新农村运动神话的轴心力量。新农村运动具有强制性的性质，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事实。以“指导”之名行“强制”之实，政府的政策通过军人或公务员的力量强制性推行，作为一种消极抵抗和生存策略，村民们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新农村运动在各地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及其下属机构自上而下地推行，这说明维新体制和新农村运动中权威专制主义的政治原理在发挥作用，即新农村运动是维新体制创造的农村近代化战略。
那么新农村运动中与强制性共同发生作用的自发性是怎样的呢？首先，意识形态是引发农民自发性的根本基础。村民们能够忍受政府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与压迫性，是因为他们相信新农村运动是可以令其过上好日子的农村近代化运动。如果他们将新农村运动只看做是政府的统治手段，将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与城市的学生或劳动者一样走上反抗之路也未可知。村中有些军人对政府的政策是为了给农村创收增收这一点深信不疑，在他们的维护下，村里的不满并没有转化为反抗。
然而，仅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足以解释农民的参与行为。好日子运动或农村近代化运动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就被国家作为一项持续的农村政策，并不是一项特别的政策。然而，新农村运动对于农民们来说却与之前的国家政策有所不同，造成这种差异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要数1971年分配到各村的300袋混凝土的物资资助。当时由于建筑经济和出口经济不振导致混凝土供应过剩，朴正熙政府将其应用到农村近代化建设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的构想。虽然因为不知如何使用这些混凝土而将其闲置的村庄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村庄用其建起了砖瓦房，改善了农村的居住环境。对于村民们的自发性，混凝土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新农村”运动首先是“农村”运动。物质上的支援和业绩评价以村为单位进行，村庄是农村自发性的优秀媒介体。与日本统治时期在各个村逐渐开展的农村振兴运动取得的效果相同，新农村运动也是以村为单位，逐步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农村在传统社会作为维持自发自律的社会秩序的重要存在，在殖民、解放和战争的过程中，依然是政治力量的中心地带。新农村运动将近代化运动的主体引向农村，并以此激发农村共同体的集体参与和自治力。同时，在新农村运动中引入竞争机制，激发了不同村庄之间你追我赶的建设热情。
新农村运动成功的背景中还有另外一项重要原因，即与朴正熙政府遥相呼应的近代化青年主体的成长。新农村运动之前就存在新农村，事实上朴正熙政府在参照着新农村振兴运动的经验开展新农村运动之前，已经看到了近代化主体的成长趋势。他们强调自助式建设也意味着要在近代化青年主体成长完备的村庄率先给予支援。
20世纪70年代，响应朴正熙政府的政策、推进农村近代化建设的青年主体们在各自的村庄自发成长，并引发农村权力的新旧世代交替。这些青年是朴正熙政府农村近代化运动政策的拥护者，可以通过国家这一媒介发动农村共同体，尤其是那些不知近代化为何物或者说没有被动员的人们参与近代化农村建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村共同体的一员，农村共同体对成员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青年主体们是将新农村运动引入农村的人物，同时也是将朴正熙政府的统治体制包括维新体制移植到农村的主体和存在。如果说农村振兴运动是将农村社会纳入日本的统治体制内，那么新农村运动就是将农村引入朴正熙政府的统治体制下。人们通常称主导农村振兴运动的知识分子为亲日派，那么对于那些新农村运动的活跃分子来说，则可能会被贴上“亲朴派”的标签。因此农村的知识分子们既是农村近代化的倡导者，也变成了朴正熙政权的支持者。至今那些新农村运动时期的指导者或里长，都以朴正熙政权支持者的身份在历史上留下过痕迹，而他们都在朴正熙政权时期度过了自己人生的黄金期。
农村在经历了新农村运动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如果有人在十年后重归故里，我想他们一定会发出沧海桑田的感慨。
曾经的茅草房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青瓦房顶。石棉水泥瓦虽然在今天因为含有致癌物质而遭到质疑，但在新农村运动中取代了茅草房顶，在韩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种近代化的象征性存在。茅草房顶每年都需要进行翻新，但青瓦屋顶却是一种半永久性建筑，是新农村运动的标志性建筑因素。一定程度上，茅草房代表着祖国近代化的绊脚石，象征着落后的近代前历史，与此相反，清一色的瓦房便成为了实现近代化的新农村的代名词。
和瓦房顶一样家喻户晓的另一新农村运动象征物是“路”。农妇们背着背架、哼着打令谣[52]走的羊肠小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柏油沥青的大道。在这些新修的柏油路上时常可见载满农作物的双轮手推车和手扶拖拉机驰骋。道路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还是连接农村与都市的重要桥梁，在提高生产力和实现农作物商品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农田里种植的农作物通过这些柏油路运到城里，作为城市文明象征的电灯和电视也通过这些道路传入村中。
过去围坐在昏黄的、仅有豆大的煤油灯周围，讲述着古老故事的乡里人，现在围坐在电视机面前谈笑风生。在这个黑盒子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浦项制铁的繁荣场面、绵延的京釜高速公路，还可以领略到美妙的八道[53]风光。村民们是农村近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作为近代主体重生为新型近代农民。
随着新农村运动的开展，农民们的信念和眼界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再同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旧时农民。他们开始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追求农作物的商品化利润。他们不再对着神灵树或长生柱祈求神灵的保佑[54]。每日清晨和傍晚，伴随着村里大喇叭中广播的《爱国歌》[55]，农民们需要停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为了祖国和民族，忠诚地奉献全身心，时刻准备着”向大总统表示敬意。总之，新农村运动中的近代主体，即新型农民主体诞生了，这是新农村运动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毫无疑问，新农村运动中产生了很多近代化的象征和符号。但在这一片肯定声中，我仍然存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疑问，需要泼一泼冷水。如果没有新农村运动，农村的近代化就无法实现了吗？难道所谓的近代化，是指所有的人以一致的行动和模样才能够到达的乐土吗？青瓦房、茅草房、铁皮房、板胚房同时存在的新农村又该是何种风光呢？为了实现从传统社会到近代化社会的转型，各个社会主体不应该是各自规划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吗？我希望能自觉地重新审视被压抑在统一性和效率名义下的自由性和多样性。毕竟人们作为风采各异的价值取向的主体，生活的方式本应该多姿多彩。
近代化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保障幸福的魔法箱子，正如在传统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们都陷入不幸的深渊一样。我们可以说近代是传统社会解体后的新世界形态，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们来说，近代本身并不是所有的人应该追求和到达的目的地。反而，在近代这一新世界如何过上更好的日子，是生活的主题所在。正如传统社会人们的日子不容易一般，近代社会的人们也未必可以轻易过上好日子。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什么是自己所长，应该怎么做可以扩大收益等问题，应该是每个主体根据实际情况探索的问题。
新农村运动令农村走上了近代化的高速公路，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们通过新农村运动是否真正过上了好日子？“好日子”的指标是可视性的，农村环境的近代化取得了突出的良好效果，这一可视性的成果成为评价新农村运动为成功的近代化运动的重要指标。但是，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的收支改善却与可视性的环境改善有所不同，它并不能通过努力就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当时农村的情况极为复杂，农村负债急剧增加，农业经营设备的投资、不透明的销路以及农作物价格的不稳定性都加剧了农村负债的程度。另外，由城市传入农村的消费文化盛行，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消费。虽然农民通过种植不同的经济作物可以缓解某一种经济作物价格不稳定引起的损失，但对哪一种经济作物可以盈利的未知性，使农民的种植经营行为陷入一种类似赌博的境地。
新农村运动果然创造了农村近代化的成功模型吗？韩国农民果然通过新农村运动具备了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力吗？果然可以成为朴正熙政府强调的自力更生的“自强”农民吗？还是说，新农村运动中培养的只是表面上喊着“自强”，实际上不得不服从于政府命令的被动型主体。我们对于新农村运动成功促进了近代化进程的评价并不存在异议，我们的疑问是关于近代化的“质量”的问题。新农村运动中的大众动员机制是成功的，20世纪70年代，虽然城市中维新对抗运动进入白热化，但是农民们对政府的支持率却随着运动的开展在全国范围内稳定下来。但是，新农村运动作为农民们过好日子的农村近代化战略，果然是一种成功的战略吗？对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
庆尚北道青道郡新农村运动现场（拍摄于1972年3月24日，国家记录院提供），如图所示，朴正熙政府在新农村运动时期大力倡导农民将茅草房顶改建成青瓦房顶，通过唤起农民的自发性参与进一步实现农村的近代化建设进程。然而，在农民的自发性背后，存在政府的强制性，虽然新农村运动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建设的质量却有待进一步商榷。一味追求速度，忽视建设质量，可谓新农村运动的不足之处。
新农村运动未能令青年们抱有“过好日子”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失败的。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青年们大量涌入城市，因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开发进程与新农村运动进程相比，可以大幅提高实质性的收入。今天的农村成为老人们的休息处，但当时居住在农村的青年们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大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偿还，只能靠政府给予全免。一个不具备竞争力、无法立足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农村，一个青年大量流失、负债累累、无力自力更生的农村，这便是新农村运动高潮迭起的20世纪70年代。今天，我们行走在克服近代化弊端的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难道不应该吸取新农村运动时期的教训，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改革和建设的“质量”方面吗？欲速则不达，脚步慢一点没有关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是今天社会的主题。
[1]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9页。
[2]李载英在长津小学读三年级时迎来了解放，随后全家南逃而休学，回乡后虽然岁数很大也必须在保留学籍的一竹小学继续读二年级。
[3]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31页。
[4]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32页。
[5]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38页。
[6]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39页。
[7]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2页。
[8]中央学生护国团：《学生护国团十年史》，1959年，第265—267页。
[9]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30页。
[10]农协中央会农协十年史1971年第333页。
[11]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52页。
[12]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11页。
[13]权泰献先生追思纪念事业会：《伟大的一颗麦粒》，1981年。
[14]译者注：曹奉岩被韩国媒体称为著名的独立运动家，他出生于1898年，曾在《朝鲜日报》担任记者，并于1925年参与了朝鲜共产党的创立，后来他一度是韩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但1946年曹奉岩主张走中间路线，宣布脱离共产党。曾出任大韩民国建立后的第一届李承晚政府的农林部长官，1950年还当过国会副议长。后来他参加第二和第三届总统竞选，在第三届总统大选中获得216万票，对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曹奉岩于1956年11月创建了进步党，高举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经历了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后，冷战思维统治了当时的韩国政坛，韩国政府对左派进步人士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1958年1月，当时的韩国李承晚政府称曹奉岩等7名进步党主要领导人暗通朝鲜，将其以“间谍嫌疑”罪加以逮捕。这在韩国被称为“进步党事件”。最终曹奉岩作为20世纪50年代韩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1959年7月30日被以间谍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判处死刑。2011年1月，在其冤死的52年之后，韩国法院改判其无罪。
[15]朴泰均：《进步党研究》，创作和批评出版社，1995年，第165—175页。
[16]农协中央会：《农协十年史》，1971年，第25页。
[17]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10页。
[18]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13—214页。
[19]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11页。
[20]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11页。
[21]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56页。
[22]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16页。
[23]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55页。
[24]方基中：《裴敏洙的农村运动和基督教思想》，延世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25]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30页。
[26]译者注：基布兹，意为聚集（gathering），其中文翻译则是来自希伯来语“集体定居点”的音译，传统意义上是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以色列集体社区形式。不过如今，农业已被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活动，如工业厂房、高新技术企业、旅游等所取代。初期，基布兹是一种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犹太圣会主义，不过阿拉伯世界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相结合的乌托邦社区。其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布兹”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均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实行民主管理。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莫沙夫和基布兹理念相似，但更强调共同劳动，是一种由单个独立农庄所组成的合作制农业社区。莫沙夫的农庄归个人所有，但是大小是固定的，公平分配的。莫沙夫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生产，自给自足，自负盈亏。莫沙夫的管理层由民选的议会组成。社区的建设则是通过一种特别的税收——委员会税（committee tax）来支持。每户人都支付一样数额的税收，因此理论上在莫沙夫，如果你农场的利润越高，你的生活条件也随之更好。这也是和基布兹最大的不同，因为基布兹的成员享受同等生活条件。
[27]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206—207页。
[28]农协中央会：《农协十年史》，第33—34页。
[29]20世纪50年代农协组织情况参见李任夏：《李承晚政权的农村团体再组建》，《历史研究》第6期，1998年。
[30]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79页。
[31]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80页。
[32]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87—88页。
[33]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82—83页。
[34]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89页。
[35]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90页。
[36]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91页。
[37]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96页。
[38]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06页。
[39]《农协职员非法开垦》，《京畿日报》1970年8月24日。
[40]农协中央会：《农协二十年史》，1982年，第494页。开业仪式的照片见本书前半部。
[41]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19页。
[42]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27页。
[43]总统秘书室：《第一次地方长官会议谕示（1972年3月7日）》，《朴正熙总统演说文集4——第7大篇》，1973年，第163页。
[44]《获得国民奖章的新农村运动红旗手，农协长湖院支社李载英股长》，《朝鲜日报》1972年3月7日。
[45]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28页。
[46]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30页。
[47]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47页。
[48]李载英：《协作运动的火花》，发刊词。
[49]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91页。
[50]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第168页。
[51]译者注：1969年10月，国会通过了“三选改宪”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一修正案，1971年4月举行的第7届总统选举当中忽然出现了“候选人年龄在40岁以上”这一限制条件，这一条款被认为是专门针对当时新民党总统候选人金大中的。金大中没有轻易接受这一条款。但是，朴正熙通过有效地利用“安保争议”这一选举期间的核心话题，最终第三次成功当选总统。
[52]译者注：韩国传统民谣的一种。
[53]译者注：朝鲜和韩国的日常用语中，通常用“八道”指朝鲜半岛上的各地。“八道”是李氏朝鲜时将全国划分而成的行政区划，也是现时南北韩的行政区划基础。至今在韩国叫做“韩国八道”，在朝鲜称之为“朝鲜八道”。八道于太宗十三年（1413）划分。到李氏朝鲜末年，这八道的名称是京畿道、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黄海道、平安道、江原道、咸镜道。朝鲜半岛光复以后，南北分治。朝鲜和韩国分别占有八道里的不同地域。
[54]译者注：神灵树与长生柱被韩国传统农民视为村庄的守护神，在神灵木或长生柱下祭祀相当于中国传统农村祭拜土地公、土地奶奶的风俗。
[55]译者注：大韩民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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