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模式[1]——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
刘士林
［摘 要］ 上海从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的城市要素，特别是很早就开始的国际商业贸易，是推动上海版图变化、建制升级与地位上升的主要力量。在文化视野有限、交通相对不便的古代世界，地缘上距离最近的江南文化和作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中原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生产的重要学习对象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文化资源。上海文化从一开始就善于借助其他区域文化的资源与先进要素，并通过精明的交流、交换、改良与合理配置以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这不仅表现上海地区与江南、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上，也体现为开埠后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追逐。以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为代表，上海现代文化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有易于组织纷乱的移民形成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利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这是上海不仅在城市规模与功能上迅速超越中国北方传统都城、明清时代江南都会，甚至也不逊色于西方大都市的重要原因。由于过于实用和急功近利，上海很难对西方人文理性产生深刻的认同，追新求异、浅尝辄止是海派学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端，而上海都市文化在后来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与此直接相关。海派文化建设是一件未竟之业。要更清醒地意识到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真实背景，它并不比经济城市更容易建设，因而必须在思想与实践上做好面对更大困难、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关键词］ 上海 城市史 城市文化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是继厦门之后中国第二个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迄今已经170周年。追寻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总结上海开埠以来的经验，探讨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城市性格与文化模式，对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一、一座6 000年前从海水中升起的城市
上海是一座从苦涩海水中生长出来的陆地。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有关研究表明，上海西部在6 000年前已成陆，而主要市区则约在10世纪前叶才全部形成。也就是说，今天的大都市上海在欧亚大陆上找到立足之地前，不知道在太平洋中经历了多少劫、多少世。当然，在海水中长期煎熬与浸泡的经历，也注定了这块土地的顽强生机和远大前程。
大约与上海西部成陆的同时，九峰一带已有先民的生息踪迹。当时的城市还在襁褓中，最初的居民主要在海边以捕鱼为生，他们使用的是相当简陋的生产工具，其他状况也不见得好。“沪”的简称是生动的记载。“沪”繁体作“滬”，从“扈”衍变过来，“扈”的本义就是捕鱼工具。南朝顾野王《舆地志》记载：“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云扈。”如果你偶然到长江或太湖岸边，还可以看到人们仍用这种方式捕捞和养殖，大概是古代的遗风。从“沪”字可知，上海出身贫寒，童年生活的也比较艰难，特别是与中国另一个大都市北京相比：
当北京的先民越太行山东迁，在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聚居之时，上海的大部分地区仍浸泡在海水之中。公元938年，这个唐代的幽州成为辽代四个陪都之一的“南京”——北京由此开始了它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辉煌历史——时，今上海地区虽已设华亭县，上海市区的土地只是县境东北渔人出没的地区。在北京成为元大都后的第十四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为上海建城之始。[2]
上海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很像一部小人物痛苦、坚韧的奋斗史。城市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刺激城市发生和发展的真正因素，往往不是优越的自然资源与条件，相反却是各种艰苦的环境与悲剧性的处境，因为后者可以在人身上刺激出更大的激情、意志与创造力。正如西方谚语所说：“希腊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子”。自然环境与供给的薄弱，当然是希腊城市发生与发展的不利条件。但另一方面，“既然诱人的富足生活难以实现，他们也就不会轻易地被面包或其他恩赐所笼络。……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在决断与行为中的独立性。”[3]艰苦的环境与条件恰好促成了人的精神发育，是希腊城市可以成为人类城市楷模的根本原因。同理可知，空间得来的不易，文明发生的迟缓，生存斗争的艰难，对于上海并不见得是坏事。无论是城市极不规范的空间结构，还是上海人复杂多变的精神性格，从一开始就与这种贫瘠的自然与生存条件相关，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出现在上海城市孕育与胚胎的历史中。
基础薄弱必然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投入，因而，在这个“小人物”漫长的积累与奋斗过程中，更多地充满了屈辱、痛苦、压抑、忍耐等不堪回首的细节，既包括同以太平洋为对象的大自然的激烈斗争，也包括落后、野蛮的文化与“先进于礼乐”的内陆文明的冲突。
由于本身不是陆地，没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上海城市史首先要从浩淼、深邃的太平洋开始，从它摆脱大海统治成长为陆地的意志与努力开始，然后才能涉及城市形态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奋斗。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上海地区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大约在距今1.8亿年的中生代上三叠纪，上海地区同苏南地区都是古老的陆地。7 000万年前的中生代后期，上海地区同中国东南地区一样，曾发生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今松江境内的凤凰山、佘山、天马山等。数山矗立于平原旷野，号称为“云间九峰”。这是上海最明显的地质遗迹之一。新生代第四纪以来的200万年中，上海地壳总趋势是脉动式地下降，海水大幅度进退，在不同的海面时期河口位置不同，形成了相互重叠的古三角洲。距今约2万多年到1.5万年的大理冰期，古三角洲远远高出于海面之上。冰期过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浸没。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冈身地带，是远古上海的海岸遗迹。[4]
这就是上海在地质年代中就已经开始的默默奋斗，目标仅仅是从大海的统治中获得生命必需的土地和阳光。所幸的是，在几度升降与沉浮之后，人的踪迹和文化活动开始出现在半是海水半是泥沙的东方，并随着陆地的抬升而不断扩展着生存的空间。
在大自然沧海桑田的运动中，曾经是海鲸出没的乐园的长江口变成了大陆架。六千年前的海岸线，约在今上海市的中部，在那里形成一条高出原地面的海岸遗址“冈身”。崧泽、查山等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上海的第一代居民已在那里落户。海岸线继续向东推移。唐初，长江口的两个沙洲露出了水面，它们形成了后来的崇明岛。至宋代，今日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已经成陆。南宋时修建的海塘，位置已在今天川沙、南汇、奉贤一带。[5]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上海一直浸泡在又苦又涩的海水中，这种漫长的等待和顽强的上升，是一个世界大都市艰苦的诞生条件与全部的童年经验。所以，关于上海名称的解释，不用过多地查找文献，可以称之为从大海里上来的城市。
二、青龙镇：上海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初步形成
刚从大海中升出来的时候，上海的城市模样还一点也没有。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或小天鹅，显得既丑陋又脆弱。然而，城市生命一旦初具，其他不过是时间和历练的问题。在芒福德看来，古代城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态城市”（Ecopolif）。它的关键要素有“植物和动物开始驯化”、“出现了第一批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村庄是最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每个村庄的人口很少，同村庄以外的人交往十分微弱”等。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人们习惯使用的“村庄”。第二个阶段是城市（Polis）。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出于防卫等现实需要，“两个或更多的村庄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村庄”，“生态城市”过渡到“城市”，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宗教”、“劳动的分工和专业的分工”、“机械的采用和技术的改进”，以及有了从事“艺术、写作、阅读活动”的“空闲时间”。第三个阶段是“大城市”（Metropolis）。一是出现了“更大的专业化、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农业让位于工业”；三是城镇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扩大与频繁；四是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的重要力量。[6]按照这一理论，城市的发生、发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刺激密切相关。对于上海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海边偏僻之隅，如何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区域建立起必要的联系。这是上海进入文明世界并借助后者的资源与空间以获得更高程度发展的基础。
上海和内地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在古代世界中主要分为两块，一是和离它在地缘上最近的江南地区，二是和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方与中原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中心点，它的放大、扩散与辐射就形成了城市。对于上海而言，这个点颇费周折，因为与苏州、杭州、北京、开封、西安等城市不同，它们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城墙与中心建筑。与之不同，上海城市中心点的形成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与反复的变化。追寻上海文明化、城市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与青龙镇关系密切。在上海西部青浦区境内的吴淞江南岸，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七级残塔，就是青龙报德寺塔。塔作为宗教性建筑，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现存的青龙报德寺塔有1 100多年的历史，为宋代古迹。但以其为中心的城市文明，却可以追溯到3世纪的东吴，据说塔的得名是因为孙权曾于此地建造青龙战舰。为什么以青龙报德寺塔为古代上海城市的中心，是因为其所属青龙镇在上海城市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出身寒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上海境内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不仅在中国城市中没有地位，自身的性格与模式也相当不明显。正是在以青龙镇为中心的发展中，上海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城市结构与性格。
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尽管早在公元前223年，在秦王朝设置的会稽郡中，就已将上海纳入了帝国版图。其中会稽郡所辖的#县包括了今昆山、嘉定及松江、青浦北境，拳县则相当于今青浦西南和松江西境，海盐县相当于今金山和松江西南境。但古代上海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长足发展，却是在借助了唐宋两代强大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之后的事情。
唐天宝十年（751年）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的设置是上海政区形成的第一块里程碑。当时松江东北的通商大镇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后因河道淤塞，难以通航，沪渎的上海浦终于取而代之，成为装船出海的开放港口和贸易中心。上海镇于是出现。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形成了“上海”的名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上海镇设立镇治，派镇将驻守，并兴建官署、学校、佛庙、店馆等。上海镇成为花亭县最大的市镇，有所谓“人烟浩穰，海舶辐辏，蕃商云集”的面貌。[7]
这是青龙镇在上海境内异军突起的开始。古代上海境内的发展与盛唐的繁荣关系很微妙，尽管当时的青龙镇处于偏远海隅，但也因为大唐的发达而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为日后作为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上海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说，以青龙镇为名号、附属于华亭县的唐代上海，在深层上正是借光于中国古代整体发展水平。而到了两宋，青龙镇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是与日俱增。
尽管后来由于陆地与海洋的斗争，引发了吴淞江的潮淤水涸，逐渐导致了青龙镇的衰落。但是上海大都市的商贸、航运，特别是国际化特征，在小小的青龙镇上都流露出端倪，因而标志着上海城市的形态与功能初步形成。以后，尽管屡有行政的变化，有战争的破坏，有中心城区的此消彼长，但已具备了相当实力的上海，还是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繁荣。如晚明人王云《云间第宅志》记载：“余家居城南三百余载，少时见东南隅皆水田，崇祯之末，庐舍栉比，殆无隙地矣。”清代上海的城市化水平更是越来越高。
康熙《上海县志》所载的街巷数已达25条，至嘉庆年间更达60多条。街巷数目增多，标志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与人口的增多。
到清道光年间，上海县“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这一带是当时上海最为繁盛的地方。沙船的号子都集中于此，各地运载的南北货物也在这里集散，行号、店铺林立，引起了上海城市格局的变化。[8]
这是上海在开埠之前积累下的主要家底，尽管在其他方面的劣势仍然不少，但也可以说，这个“小人物”已初步具备了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竞争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上海历史是城市的历史
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9]上海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正如小人物的人生奋斗，除了勤奋、刻苦与努力，还需要特别好的运气一样，农村或农业地区要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升级，既需要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与演化过程，其一般的演化规律可以描述为，首先在便利的地理条件上形成商业与物流的中心，然后是随着商业的繁荣吸引来更多的人口，并最终随着手工业、商业、运输、市场的发展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市镇，同时更需要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机遇，才能淘汰掉四周的竞争者而成为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10]。上海在后一方面尤其得天独厚，从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的城市要素，除了制盐、手工业、物资与商品流通，特别是很早就开始的国际商业贸易，使它直接跨越了农业地区漫长的城市化积累阶段。这是上海运气特别好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大城市的发展，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千差万别，但基本条件有二：一是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
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坂）。[11]
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在前者，“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与之不同，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2]这也可以为此提供一个证明。上海无疑属于以工商业为主导结构的“苏杭型”城市。当然，正如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政治功能一样，对于“苏杭型”城市，不是说它们没有政治功能，而是说它的政治空间是以工商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或者说，城市工商业对于城市政治结构影响十分重大。但另一方面，尽管上海城市发展的首要条件与工商业相关，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外贸型的商业机制。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深层的基本的机制，也是它对“苏杭型”城市的超越之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从历史上看，上海城市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商业、制造业有关。汉代的海盐县在今金山县境内，当时为刘濞的封国，以煮海水制盐著名。特别是盐的质量好而量多，多被运往吴都（苏州）集散。这表明上海境内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农业生产要素的集聚。到了晋代，依靠渔、盐之利，上海地区的经济已相当发达。到了宋代，华亭县以东的海滩，仍然是重要的盐场。在制盐业的基础上，相关的贸易机构与商业十分发达，直接影响到上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关于贸易、商业与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可以从唐代华亭县的设置及城市围绕着贸易不断扩展的角度来了解，在这里我们会再次讲到青龙镇。天宝五年（746年），在今天青浦东北的吴淞江南岸设置青龙镇，直属华亭县，是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当时的航运不仅通往沿海和内河重镇，还可以直达日本、朝鲜。宋人杨潜《云间志》对此曾有详细的描述：“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广之途所自出，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世贾，豪宗右姓之所会。”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献记载表明，宋代已有日本、新罗等国的海船在青龙港卸货付税，进行官方贸易。例如当时有很多日本的珍奇货物，就是通过青龙镇港进入中国内地的。在刻于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的《隆平寺灵鉴宝塔铭》中，对青龙镇繁忙的航运情形有更细致的记载：“自杭、苏、湖、常等州日月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发达的国内国际贸易与人员往来，使青龙镇成为“人烟浩穰，海舶辐辏”的枢纽，极大地提升了其城市化水平。据诗人梅尧臣《青龙杂志》记载，当时的青龙镇有二十二桥、三十六坊，还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并因此获得了“小杭州”的美誉。至此表明，这个在江南地区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经过几百年的奋斗，在城市经济与社会高度发达的古代江南城市群中已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以后，由于水运条件的变化，曾经十分繁华的青龙镇风光不再，逐渐被新兴的上海镇取代，但这并没有改变以商业贸易，特别是国际物流与贸易为中心的上海地区的结构与功能，相反是城市商业贸易，特别是外向型的国际商业贸易，在不断加快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使自身在中国城市群体中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上海城市的行政区划与政治地位，也正因此而得到不断的扩展与强化。
在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秀州（今嘉兴）所辖17个酒务的名单中，列有“上海”之后，此酒务在上海浦边，故名“上海务”，是一个管理贸易的机构。南宁咸淳年间（1265—1274年）设立了上海市舶提举司，由此逐步形成上海镇。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成为县一级的行政建置。
元朝初年，上海镇进一步发展，除渔盐、蚕丝、稻米外，又从闽、广引进棉种，大力推广植棉业。植棉业又带动棉纺织手工业，进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盛。同时，新兴的沙船业又担负起海运漕粮的任务，仅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就从上海镇海运滨海大港，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市舶司、商税局、万户府（海运漕粮机构）、太平仓（贮放漕粮之仓库）、酒务、商务、巡检司、水驿、急递铺等官方机构一应俱全。街市上榷场、酒库、军隘、儒塾、官署、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栉比。人烟稠密，富甲一方。[13]
以后上海城市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是，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上海镇设立市舶司，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澉浦并称中国七大市舶司。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上海埠市舶司的衙门就设在后来的上海县署内，在今天小东门方浜南路的光启路上。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划入上海镇，立县于镇。次年，上海县正式成立，领户72 500余，从此成为一个县级的独立政区，与华亭县并属松江府。独立政区的设置，给上海地区的城市化带来更多的便利。明代的上海已是商肆酒楼林立，被称为“东南名邑”。明末清初，上海今天的规模基本形成。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的规模已东界川沙，南邻南汇，西接青浦，北连宝山，县城内的街巷多达63条，其中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并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称。这是上海在江南城市群中逐渐走向中心、获得重量级话语权的开始。由此可知，经济与商贸的繁荣与发展，是推动上海版图变化、建制升级与地位上升的主要力量。
关于上海的研究，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上海在开埠前只是偏远小县，繁华程度远不及苏州、杭州等城市，只在开埠通商后，中外商旅才大幅度增加。但从上海地区在古代的城市化进程看，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如果说开埠通商使上海可以借助整个现代世界的资源，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文化，因而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发展，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因此而忽略在这之前上海1 000多年漫长的积累与准备，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是开埠通商，而缺乏以往的国际商贸经验，就很难解释，在近代中国沿海城市中，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天津、广州、青岛、南通等，迅速成长为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在近代以后迅速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原因会有很多，但无论怎样，这一地区固有的历史积淀与本土经验也是绝对不能绕开的。
四、文化上海的早期经验
文化传统是上海的弱项，在古代世界尤其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生存的自然条件与环境过于艰苦，无法提供从事文化生产和更高级的精神活动所必需的剩余时间与剩余精力。与中国，特别是与江南古代的大都市相比，上海在文化上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但另一方面，这决不等于说上海的文化史与传统文化生产是一片空白。正如任何地区的文明创造都不可能缺少文化推助一样，以青龙镇为突变起点的上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得到过文化方面强有力的支撑。只是与江南其他大都市相比，其来路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有2 000多年以上城建史的杭州、苏州等江南大都市，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原创与创新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传统，那么也不妨说，上海则主要是通过学习、模仿与交流来弥补自身在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与缺陷的。关于这一进程的具体情景可以这样来还原，一个将全部物力与精力都投入到实际事物的“小人物”，在最初不可能有意识与能力去关注文化、精神、艺术等更高层次的生存需要，只是在逐渐积累下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之后，并在一天突然发现人生还应有比衣食住行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发现一般说来主要是由于周边发展层次更高的文明的吸引与感染，使他发现了自己原来生活方式的粗陋与贫乏，因而才促使他改弦更张、洗心革面地否定自我，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高级文化的学习与吸收上。有时，由于强烈的文化的需要无法抑制，以至于即使生吞活剥、邯郸学步也在所不惜。这是很多原本没有文化的荒凉之地，在某些年代可以迅速发展、以至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实可看作是上海文化生产的基本模式。
在文化视野有限、交通相对不便的古代世界，地缘上距离最近的江南文化和作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中原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生产的重要学习对象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文化资源。按照现在普遍的看法，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文明和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之前人类的文化创造并不是很多。尽管当时上海的一大半还深埋于沧海中，但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苍天厚土并没有完全遗弃这片贫瘠而不稳定的土地，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上海与江南就有了直接的文化联系。在“申”这一上海的简称中，就隐约透露出一些尽管遥远、模糊，但依然有迹可求的讯息。
“申”之得名，源于春申君。春申君名黄歇，是战国时楚国贵族，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封地为吴，都邑在今苏州，上海地区为其封地的一部分。……战国时上海西部已经成陆，春申君到自己的领地来巡视，不是没有可能的。[14]
至于上海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是从很早就开始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修筑了一条很重要的驰道。历史记载，这条驰道宽50步，绿化很好，每隔3丈植树一株。驰道也很长，从咸阳出发，中间经过湖北和湖南到达江苏和上海。在上海一带，秦始皇的驰道从今天的松江西北经过，具体位置是“经青浦古塘桥，西通吴城”。有了这样的交通条件，上海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应该是相当畅通的。一个有意思的记载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南下巡游，曾到达松江西境和青浦南境的横山、小昆山、三泖地带。在当时的秦始皇看来，上海一带已是物产丰富、人口繁荣，还有人划着船在水上作生意。由此可知，以人口迁移往来和相对便利的交通设施为基础，一条上海与江南、与中国的文化线路在轴心时代就已形成。而由春申君带来的当时最发达的江南文化，和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当时最发达的北方文化，很早就在上海境内开始传播和相互交流，为这片原本落后的海滨渔村吸收高度发达而又异质多样的文化因子提供了可能，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始终成为上海文化传统中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两股力量。如同候鸟的迁徙一样，文化交流的线路一旦形成，也不会很轻易地中断或夭折，而江南和中原—北方文化圈以后的每一进步和创造，都有可能通过已形成的文化线路传播过来，带动这片偏僻海隅的文化发展。尽管目前相关的记录和物证还不多，使这一文化传播的细节与具体路线尚不够清晰，但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要方向对了，可以相信以后的证据会越来越多。
从考古文化上看，位于青浦城东赵巷崧泽村北部的崧泽古文化遗址，既是上海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文化，也是江南上古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看作是上海与江南文化同根同源的直接证据之一。尽管在新石器时代，上海地区就出现了文明的萌芽，但也要看到，由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吝啬，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先民主要忙于实务与生存，在文化上的发明与创造极其有限，更不必说产生更高级的江南文化与审美精神。尽管一种最实用的工具也具有文化内容，但其档次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江南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文化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创造，同样始于我们提出的“江南轴心期”，即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果说江南轴心期的意义在于实现了江南文化从“实用”到“尚文”的巨大转换，那么这个基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当时地处江南边缘的上海地区。其中的差异仅在于，如果说吴越之徒变化的标志是将手中的吴王戈、越王剑换作诗书与画卷，那么对于上海而言，最重要的则是如何从实务与商业经营中超越出来。在这方面的材料尽管不多，但松江文化中的二陆已足以说明。特别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与北方政治文化中的“诗言志”二水分流，也将江南诗性文化的意境与本体表达得淋漓尽致。
追溯上海城市文化与精神的发展，仍要回到青龙镇这个中心点上。青龙镇尽管以实务和商贸起家，但发达的城镇经济不仅推动了城市生活走向繁华，同时也直接带动了上海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据说，在青龙镇最繁华的时代，是可与南宋京城临安相媲美的。但这并不表明上海文化就是江南文化，因为尽管路途遥远，以“天下之中”自居的中原文化也没有放弃对这一偏僻海隅的教化与启蒙职责。这集中表现在古代上海地区对文教事业的重视与推崇上。如同那些从小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小人物”一样，没有文化的上海尽管劣势很多，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推许的，就是一旦内心深处的文化本能觉醒，或者是现实环境提供了文化生产的条件，上海就如同27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的苏老泉一样，不仅十分投入，而且会一刻不停地努力追赶。据不完全统计，松江一府在明代共出进士561名，占江苏全省六分之一。除了热心于举业和功名，审美文化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如同古代江南士子特别喜欢以家乡风光自夸一样，以“沪城八景”——海天旭日、黄浦秋涛、吴淞烟雨、野渡蒹葭、江皋霁雪、龙华晚钟、石梁夜月、凤楼远眺为代表，上海古代文人也开始了对上海自然景观的审美生产。不管是附庸风雅，还是真的为文化所化，这些一同构成了上海在成为现代文化中心之前的主要家底，也是海派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地方性资产。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是从近处濡染的江南文化，还是从远处得来的中原文化，在直接参与上海文化小传统建构的同时，也因受到这个商业城市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固然有种种误读，但由于商人的头脑善于计算，商人文化本质上倾向于交换，因而，上海文化从一开始就善于借助其他区域文化的资源与先进要素，并通过精明的交流、交换、改良与合理配置以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这不仅表现上海地区与江南、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上，也体现为开埠后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追逐。当然，这与上海文化传统负担轻而步子快有关，所以在每一次文化交流与重新配置中，都可以占到很大的便宜。
五、月份牌与上海文化的深层结构
关于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通常的解释偏重于开埠以来大量输入的西方现代文明，而对其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传统文化资源相对关注不够，这是人们多以“十里洋场”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象征的主要原因。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源地与集聚中心，如电影、音乐、舞蹈、戏剧等现代文化艺术，也包括咖啡馆、西方礼仪、洋节日等新生活方式与趣味都直接来自西方，因而说西方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成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上海毕竟是中国的上海，在开埠以来迅速迁入的大量本土移民，同样把中国各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加入到上海这个大熔炉或大染缸中，并成为上海都市文化发生和建构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此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如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输入与同样滚滚而至的本土文化资源，如何克服了彼此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最终融通为一种新型都市文化，则主要与上海城市在现代时期形成的特殊结构与功能相关。具体说来，与城市本身的国际化进程相一致，上海不仅迅速吸纳了全世界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从一开始就具有文化都市的结构与特征。
文化都市与文化城市的区别，关键不在于城市的文化资源与特色，而在于它们所赖以存在、延续与发展的城市本身的结构与性质。正是由于城市结构与性质的不同，使一些城市众多的文化资源默默无闻，更有甚者还会成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而另一些城市却由于它的文化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此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归结：文化城市尽管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后者在城市整体结构中只是一个功能有限的部分，有时甚至只是一种鸡肋式的点缀；而在文化都市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中，“文化”才开始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它使整个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增长与优化获得了总体性的精神和灵魂。[15]
从文化都市的视角，更容易理解上海为什么可以迅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中心。尽管在历史上看，上海的文化积淀不如同一区域的苏州、杭州，在文化地位上也比不了南京、扬州，但上海却有着其他江南甚至北方大城市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这就是它在开埠以后迅速获得的只有一个现代大都市才可能有的城市结构与功能，无论是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是蜂拥而至的西方现代文明，正是借助国际大都市上海特有的广阔城市背景和浩大文化空间，才最终找到了现代性的生长点或相互融合的路径。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上海城市空间开放，中西文明就不再有任何矛盾与冲突，相反，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一样，上海现代文化在建构初期同样是矛盾重重的，更多的转换与融合也往往如“洋泾浜”一样不伦不类，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些中西合璧或胡拼乱凑的文化生成中，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型都市文化开始传出柔弱而顽强的胎动和心音，并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外观形态与深层结构。如果说外观形态是感性的，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是变幻莫测，那么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上海现代文化，关键就在于如何弄清楚它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是上海现代文化的“本体”，所有的上海现代文化现象也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自身生长与幻灭的根据。
如果说像康德那样的理性工程建筑不是我们的所长，而且即使最深刻的理念也需要在个别的感性对象上显现自身，那么我们不妨为上海现代文化找一个具体的象征。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月份牌是上海现代文化结构最直接的感性表现形式。
月份牌的创作灵感来自中国传统木刻年画“灶王码”，灶王码上印有24个节气与“百日忌”，是简略的历本。受灶王码的启发，1888年，《申报》为了感谢订户，随报赠送一张1889年的新式月历牌，上面印有365天、12个月、24个节气，边框则由“二十四孝”故事为内容的图画组成。这种新式图片兼有灶王码与月份牌两者的特征，标志着新型的广告在上海诞生，此后英商利华公司曾印行《八仙上寿》月份牌。正式标明月份牌字样的是1896年印行的《沪景开彩图》，由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大票行定制，画面由鸿福来票行、繁华的福州路和上海一些建筑组成，月份牌上有“中西月份牌随报附送不取分文”字样。[16]
月份牌是现代上海重要的文化原创之一，也很能体现中国海派文化的风格与气质。从月份牌的要素分析看，以所承载的公司广告和赠阅形式为中心，月份牌再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商业实用主义；以内容方面的“二十四孝”图为中心，月份牌延续了北方与中原文化圈的伦理实践理性；以艺术形式方面的时髦美女为中心，月份牌又与江南诗性文化的精神与趣味十分贴合。从结构要素的角度看，它们恰好对应于康德所讲的“真”、“善”、“美”三元结构。这意味着上海现代文化作为一独立形态的深层结构要素都已具备，同时也是上海现代文化在逻辑上迈出的第一步，因为任何一个健康的文化结构，在结构要素上是不能有残缺的。而缺少了“真”、“善”、“美”的任何一元，都会对文化形态的培育与现实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以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为代表，上海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已万事俱备，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了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独特的深层结构。
“当今上海文化的主要结构要素有三，即从现代以来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输入的西方文化和在本土内部由于人口流动而不断输入的北方与中原文化等，以及与上海在自然地理与文化传统上联系最密切的江南地域文化……从本土的视角看，最主要的文化矛盾是江南审美文化与北方实用理性的冲突，而从世界性的眼光看，则是代表着现实功利的西方物质文明与更看重心理利益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矛盾，三种结构要素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构成了当今上海文化的深层结构。”[17]在这个深层结构中，既包含了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实用理性，同时还包含着以审美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这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谱系。工具理性有利于现代文明的生长，实用理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江南诗性文化则“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由此可知，上海都市文化模式对中华民族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十分有益。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上海开埠以来的都市化历程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
也可以说，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在它们日后的相互对立与相互融合中，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生产与传播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深层结构。
六、现代都市文化中心的辉煌与式微
从客观进程上看，自1852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之后，为更大规模地吸收西方和整个现代世界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现代城市结构的形成与相关都市功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初步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占全国半壁江山，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已万事俱备。因而学界普遍认为：
上海比较稳固的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是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国的上海不再是一个边陲小城，也不只是一个通商巨埠，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心和中国新闻出版业中心，也开始有原创性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小说、电影等日渐发达起来；这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美术等高雅文化最有成就的地方，现代中国许多大师级的文学家、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和从事创作；各种人文和自然科学社团空前活跃；同时，借助于发达的出版业，上海也抢救、整理出版了大批古籍，对中国文化建设有重要贡献。[19]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中心，并形成了以海派文化为标志的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城市在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发展。在描述中国城市文明时，人们有一种说法是，“两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尽管这在一些细节上可能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中国都市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上海具有的延续性、前卫性、典范性与代表性，明显是中国其他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福州等无法比拟的。从主体条件上看，还与新移民在城市环境中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环境是一个不同于乡村的地方。正如人们把上海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样，“它突破了……农村的局限和狭小天地，它是社会的活力、权力和财富广泛动员的产物”[20]，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以及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与自由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城市已有的各种资源通过集聚与组合，也发挥出更强大的能量与力量，如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时曾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21]这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异军突起、超越了中国甚至是亚洲其他传统大都市的根源。对于上海而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海派文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其他城市也不是城市不够大或人口不够多，而是它们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完全乱了阵脚，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的负担过重，特别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中缺乏手段与勇气，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与文化资源的集聚与扩张，使它们在城市的现代性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与之相比，上海都市文化尽管紊乱，内部仍有很多问题与矛盾，但毕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海派文化模式，培育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的新感性与新理性，同时也锻炼出一批新时代的弄潮儿，使上海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人生大舞台。
这其中的偶然性与变数都是很多的，而其深层的机制与相互默契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出于造化之力，是种种特殊机缘与历史的普遍性有机结合的结果。这个深层结构在于，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有易于组织纷乱的移民形成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利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同时这个深层结构也再现于上海城市的每一支干和细胞中。这是上海不仅在城市规模与功能上迅速超越了中国北方传统的都城，超越了明清时代的江南都会，甚至也不逊色于西方大都市，同时也使上海都市文化在文化战线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美术中心。上海是中国西画的中心，有造诣高深的西画大师人物刘海粟、徐悲鸿；上海又是中国漫画的重镇，有深受读者喜爱的漫画家叶浅予、张乐平、丰子恺；上海的工商美术也特别发达，有周慕桥、郑曼陀等一批著名的月份牌画家。
上海美术中心地位的形成，直接的因素一是美术人才的汇集，上海发达的文化市场乃至于工商业为美术人才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二是西画技法传入这不仅使上海成为中国西画的中心，漫画、工商美术乃至于国画也都吸收西画的技法，在创作上有新突破。[22]
从晚清电影引进到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东方的好莱坞”，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上海电影事业的发达，几乎与这座城市成为远东大都市同步。……30年代的上海电影进入成熟时代，电影不仅是休闲娱乐，也是流行和时尚的创造者之一，潮流和时尚使上海真正具有了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气派。[23]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主要是在逻辑层面上，而实存的海派文化决不会有如此的完美。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因此得出“分析错误”的结论。逻辑与经验的矛盾，只能表明海派文化这一完美结构在进入实践层面时，由于物质的、制度的与主体的原因而未能完美地绽放出来。究竟什么原因影响了深层结构的现实化，是一个更加重要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其结果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重要的还在于未来新海派文化的重建上。
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上海都市文化的主要问题由此也可追溯到它在现代时期创造的“新感性”与“新理性”上。从“新感性”的角度看，海派文化的主要问题是过于细腻、琐碎甚至是肤浅。从根源上讲，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普遍问题，又是海派文化深受江南诗性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如李泽厚指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缺乏西方哲学的深刻与悲剧经验一样，海派文化有很多的超越，但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大的局限。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例，它本质上是传统江南俗文学与现代西方大众文化的结合，在它们身上，主要表现的仍是乐感文化或喜剧文化，而很难看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中那种揭示现实异化、否定工具理性的深沉思考和悲剧体验。由此可知，尽管在开埠以后上海成为西方文化的桥梁，但由于中国传统和江南传统的双重影响，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中深沉的悲剧智慧与感性力量，因而，这种新感性就很容易沦为欲望和商业的机器。从“新理性”的角度看，上海是中国现代理性的大本营。在2006年上海《文汇报》开辟“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报道中，就涉及爱因斯坦、玻尔、卓别林、罗素、泰戈尔等现代文化人物在上海的活动。尽管世界文化名人到上海的很多，但在具体的接受上也是有问题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西洋之技”，对西方人文理性而有所忽略，在现代中国形成的一个很大问题是“重理工轻艺文”，使中国的人文理性丧失了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在人文理性上，也是有问题的。由于过于实用和急功近利，上海很难对西方人文理性产生深刻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对西学一直停留在好奇、猎奇和新鲜的肤浅层面上，对西方人文理性中深沉的悲剧性智慧缺乏会心。追新求异、浅尝辄止是海派学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端，也影响到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就此而言，海派新理性是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现代转型的一面镜子，它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西方科学理性与中国实践理性的关系，但这对过于世俗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海派文化又显然是过高的要求。而上海都市文化在后来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与这种“非驴非马”的都市生命结构直接相关。这在更深的意义上表明，海派文化建设是一件未竟之业。
七、从经济到文化：大都市的战略转型
天生禀有异质奇姿的海派文化，如同一张因设计过于前卫而被束之高阁的图纸，由于社会土壤、技术条件与现实的制约，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地展开。这其中除了海派文化自身过于缺乏悲剧精神的原因，上海在20世纪遭遇的巨变奇劫则是另一重要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是战争对上海城市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我们知道，军事与防卫的需要是促动城市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对人口和财富极具杀伤力的战争却往往是城市衰落的直接原因。这是历史上许多著名城市的宿命，上海也是如此。如果说，中西国家间的利益矛盾曾是刺激、推动上海城市快速发展最有力的因素，那么也不妨说，一旦矛盾激化到非战争不足以解决的地步，它们就成为城市最可怕的毁灭者。
上海本来有悠久的国际商埠传统，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发展也主要是借助了全球商业资源的推动，中国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海派文化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与军事封锁，上海“被迫从一个依赖海外市场的外向型城市，向主要依靠内地市场的内向型城市转化”，史学家认为“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4]。尽管中国有广阔的内陆和众多的本土消费人口，但城市“由外向内”的结构与功能转型，却使依靠国际资源起家的上海从此丧失了它最善于利用的全球市场，使城市的辐射与吞吐空间大打折扣。由此可知，上海之所以在20世纪中后期迅速从国际都市视野中淡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被迫选择的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尽管与古代城市不同，新轴心时代复杂的全球政治势力和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其选择的主要原因，但就政治型城市与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格格不入角度看，这也是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一直“逆城市化”泥潭中挣扎的根源。想一想，这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西方大城市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上海却不得不一再违心地压抑自己、批判自己甚至是全盘否定自我。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一系列重大的、具有“夺胎换骨”意义的置换与重构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早已不再是那个霓虹闪烁、欲望横流、美丑交织、东西杂糅、古今缠绕的“东方巴黎”了。在这个意义上，上海在解放后“由外向内”的结构与功能转型，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期上海最重要的一次“逆城市化”运动。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大量迁往祖国四面八方不同，由于国际人口与资源的重大撤离意味着人口、资源、资本与文化向全球的流动，因而也可以把上海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开始的“逆城市化”称为“逆都市化”。与“逆城市化”相比，“逆都市化”的后果当然更加严重。与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功能的蜕变相一致，海派文化也遭遇到全面而彻底的大清洗。
尽管在芒福德看来，文化是城市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发展往往遵循着墨家的“先质而后文”，即先要有足够的人口与财富，然后才能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这一点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以20世纪中期的中国工业化模式设计为例，在其中是一点也看不到文化地位的。1943年，刘大钧在《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中把工业化内容分为十个方面：
1.工业本身机械化与科学化；2.矿产之大量开发；3.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4.（农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工业化之影响遍及各种生产事业；5.动力（主要指电子）之普遍利用；6.大规模生产；7.产品标准化；8.事业组织及管理科学化与合理化；9.各种生产事业资本化；10.工业都市之形成。[25]
缺乏文化维度的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的畸形发育，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城市消费和享受的敌视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选择的政治型城市模式的必然结果。这种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可以说直到今天仍左右着中国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发展经济和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作为城市化核心机制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成为城市的首要战略任务。尽管其中应涉及精神文明和满足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但与20世纪40年代一样，文化始终是一个次要和附属的位置或仅仅是一种点缀。如在1986年经党中央审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发布，明确指出：“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同时，将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尽管这其中也涉及文化中心，但实际上，其核心内容仍是在工业基地基础上建设经济中心，同时也由于都市经济的多元化，而衍生出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等含义。而后来上海提出的以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为主体框架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战略发展目标，实发端于此。从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主体框架看，“四个中心”都局限于城市发展的“硬实力”方面，对于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几乎没有涉及。这在深层意义上还表明，尽管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已经很大，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形象日益鲜明，但由于城市战略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城市经济功能——产业结构向有利于发挥多功能作用的方向调整，工业结构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城市经济由封闭型向内外辐射型转变——上，所以直到21世纪初，上海在城市发展模式上仍然停滞在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城市化”阶段。这不仅表明我们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观念上仍然滞后，同时也不利于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都市群的良性与全面发展。
正如我们说城市有机体同样十分懒惰一样，如果不是环境与生存的逼迫，一直做着经济大都市之梦的上海，也不会轻易放弃它已习惯的思维和存在方式。如同在上海当初不开放口岸就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一样，上海开始觉得文化很重要也是因为多种原因，这其中既有现实的压力和困境，也有外在的诱惑与内在的需要。但从总体上看，却是根源于都市化进程对城市化进程的超越，或者说后者在全球都市化背景下已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与土壤。在某种意义上，都市化进程既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现实背景，同时也为中国城市更新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具体的模式。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支柱产业，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都市化进程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
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是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逼迫当代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海的资源与环境状况相当不好。
上海地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全市的土地总面积为6 340.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0.66%，人均土地面积490平方米。上海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后备资源不足，市区土地已经严重超过负载能力，达到饱和状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是由于过度利用和污染，上海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上海基本上不具备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匮乏，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林木资源有限，兽类种类不多，原本相当丰富的鱼类资源，经长期超强度的开发利用正在迅速枯竭。[26]
正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现实压力下，空间资源和生产资料十分紧张的上海，也必须探索经济之外的发展模式。
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这是西方大都市纷纷选择文化产业战略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上海与西方大都市最大的差距不在城市建设和经济规模上，而是突出体现在文化产业的贡献率和文化软实力上。如在西欧国家从事文化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的1.5%—3.5%，纽约和伦敦均超过20万人，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与之相比，上海文化从业人员为6万人，以2007年统计的1 858万常住人口为基数，其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在文化产业上也是如此，直到目前为止，上海既无世界影响的报纸杂志，也无全球影响的娱乐业、旅游业。还有研究表明：
参照世界国际文化大都市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体产业情况，世界媒体集团前五位平均营业额为170多亿美元，而2000年中央电视台营业额为人民币60亿元，在世界排名57位，上海媒体的差距则更大。目前上海还没有文化与非文化的跨行业集团，在管理体制上非文化企业不能经营文化产业，整个文化企业基本上处于小生产状态。虽然上海近年来在集团化上取得了进展，但与国外相比集团规模仍然偏小。海派文化的发展缺少产业支持。[27]
如何利用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和文化大都市的双重战略机遇，迅速发展上海文化产业、提升上海文化发展质量，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是由于“城市问题”、“文明病”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升级，使都市社会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生态日趋恶化，尽管问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后果，但在逻辑上却只能通过建设城市精神文明来解决，这是城市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直至进入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城市规模的超常规扩张和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上海也面临着比一般城市更严峻的社会发展与精神生态问题。如心理健康与自杀问题，2008年9月，新学期开学以来，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居住在上海市杨浦、浦东、嘉定、长宁4个区的4名初中生，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跳楼这一极端方式结束年少的生命。而从大都市的可持续发展看，上海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罗马化”迹象越来越严重。“罗马化”的本质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28]。芒福德曾指出：“哪里的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前例便几乎都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房、大型比赛和展览、足球赛、国际选美女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同样，滥建浴室，花费巨资筑成的公路，而尤其是广大民众普遍着迷于各种各样的耗资巨大而又转瞬即逝的时髦活动，也都是道地的罗马作风，而且是以极先进的现代新颖技术来实现的。这些东西都是厄运降临的征候：堕落权力扩大，而生命却被缩小。这类现象大量出现时，死亡之城即将临近了，虽然一块城砖也尚未崩落。因为野蛮已从城市内部扼制了这座城市。”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上海在“四个中心”之外，明确提出文化建设目标的根本原因。2007年春夏之交，新的生长与耕耘季节，上海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这既是对在“硬件”方面已确定的“四个中心”的重要补充，也是在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方面的重大战略目标。按照《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上海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使上海成为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文化产业高度发达、文化品位高度提升的现代文化城市，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表明，上海城市开始了由经济型城市向文化型城市的转型。尽管，它来得不算早，问题依然很多，但仍然是可喜的。这是因为，尽管城市文化建设依旧落后，文化产生力贡献率依然偏低，但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的城市化，在发展目标设定的时间间隔已越来越短。以工业革命为例，中国比西方晚了两三个世纪，而在文化城市建设上，则已不足半个世纪。中西大都市在发展目标与步调上的一致，必将带动整个东方与西方世界进一步的交流和融合。
八、关于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认识与思考
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既有很大的优势，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这里从文化资源、文化产业与服务功能三方面略抒管见，以期对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对策。
首先是对上海文化资源及优势的再认识。关于上海都市文化的主体，在当下一种很常见的观点是开埠以来大量输入的西方现代文明，而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传统文化资源则相当薄弱，这是人们总是以“十里洋场”作为上海都市文化传统的主要象征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使用的是“文化城市”的视角，即主要根据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特色作判断的。但从“文化都市”的角度看，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源地与主要集聚中心，上海有着十分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如20世纪以来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也包括咖啡馆、西方礼仪、洋节日等新生活方式与趣味，都是上海文化资源仓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现代文化资源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质的概念”，其意义也是不可以数量的多寡与年代的长短加以衡量的。另一方面，与大都市开放、多元的城市结构相适应，自开埠以来上海就一直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生产、传播与交流中心，无论是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是中西合璧或胡拼乱凑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正是在这里才找到了其现代性的生长点，因而它们都是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材料与资源。上海的文化资源不仅储量巨大，同时也是多元一体的。“当今上海文化的主要结构要素有三，即从现代以来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输入的西方文化和在本土内部由于人口流动而不断输入的北方与中原文化等，以及与上海在自然地理与文化传统上联系最密切的江南地域文化……从本土的视角看，最主要的文化矛盾是江南审美文化与北方实用理性的冲突，而从世界性的眼光看，则是代表着现实功利的西方物质文明与更看重心理利益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矛盾，三种结构要素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构成了当今上海文化的深层结构。”[29]在这个深层结构中，既包含了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实用理性，同时还包含着以审美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这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谱系。工具理性有利于现代文明的生长，实用理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江南诗性文化则“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30]。由此可知，上海都市文化模式对中华民族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十分有益。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上海开埠以来的都市化历程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何更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文化资源与发展优势，使上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中心与展示平台，则是当下与未来一段时间迫切需要关注与研究的。
其次是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忧虑与期待。文化产业是都市化进程中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31]而城市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水平，既是文化都市与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乃至一般文化城市的本质差异所在，同时也是衡量文化都市自身在城市理念、创新能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等方面的重要尺度之一。例如，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于“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由于城市发展的历史差异，中国城市的文化产业水平普遍不高，上海的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以创意产业为例，尽管截至2006年底，上海已授牌的创意产业园区达到75个，入驻创意产业类企业2 500多家，聚集创意人才逾两万人，并出现了以产业研发、建筑、文化、消费、咨询策划等重点领域。[32]但与一个文化大都市的要求相比，只是初具规模。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上海第二产业所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尽管表明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已超过珠江三角洲，“重返经济舞台中心”，但在经济结构上依然是第二产业比重大，而第三产业的比例提升缓慢。[33]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型、承担着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命的特大城市，上海在节能降耗（如2007年就有三个“百万吨”的节能减排目标[34]）、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任务艰巨。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中，以文化资源补充相对不足的自然资源，以文化生产力的提高弥补产业调整的空隙，是上海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在文化大都市的战略框架下，切实地发展与提高文化产业水平，为中国大城市扬弃以制造业和重型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起到表率作用，是我们对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殷切的期待。
再次是要把文化服务纳入到上海第三产业的总体战略与优先考虑的地位。有感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巨大贡献，名目各异的现代服务区开始成为一些上海城区的追求目标。其优点是在都市化进程中敏感地捕捉到未来的发展机遇，而问题则是大多局限在经济社会层面，即使涉及文化服务业，也主要是被其中蕴藏的商机与财富所吸引，这对于提升上海的文化服务水平十分有害，与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更是相违背的。作为“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的更高发展形态，文化大都市不仅要有雄厚的文化资本、发达的文化产业、良好的城市形象与绚丽的文化名片，同时还要有更高的城市文明水平、良好的精神生态与先进的文化氛围，并在促进都市和谐社会建设、引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与目的。对于上海而言，这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满足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在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艺术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甚至在学术研究上，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都市化的背景下，一门新学科也在上海应运而生，这就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都市文化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用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生命体验与杂乱的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以期在重重矛盾与困惑中为当代人实现他们的生命自由与本质力量揭示一条历史必由之路”。[35]但毋庸讳言，在都市化进程中，特别是由于人口向中心城市的迅速与大规模迁移，使包括上海在内的每个中国大城市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文化包容性为例，尽管一直追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但在最近的全国宜居城市调查中，上海在文化包容性上仅排列第10位。这固然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如生活成本高，房价、物价、工作竞争压力大；城市过于喧闹、不安静；大城市中社会解体的程度严重，使人与人之间更缺乏沟通与交流；特大型城市不如中小城市好管理等，但在都市化进程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无疑是深层次更重要的原因，由于人口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原有的城市服务机制无法正常运转，最终导致的是服务水平下滑与城市宜居性走低。这当然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是要更清醒地意识到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真实背景，它并不比经济城市更容易建设，因而必须在思想与实践上做好面对更大困难、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Modes of Shanghai
—170 Anniversary of Shanghai Establishment Liu Shilin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hanghai has various urban elements.Particularl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s major power to promote the spatial change，administrative upgrading and position lifting of shanghai.In ancient world with limited cultural and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the nearest Jiangnan culture in distance and the Middle plain culture as the main discourse are the major cultural resources of Shanghai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Shanghai is good at drawing on the resources and advanced elements of other areas.The smart communication，interchange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are used to make up for the disadvantages.Shanghai not only interchanges with Jiangnan and Middle plain cultures but also actively pursue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Shanghai modern culture based on western rationalism，northern practical ration and Jiangnan poetic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rationalism that accumulates wealth in modern world，from the north practical ration which integrates diversified immigrants to form urban social ecology and from the Jiangnan poetic culture that gets rid of metropolitan depression and alienation.This is why Shanghai surpasses Chinese traditional cities in scale and functions and Jiangnan metropoli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is an important player among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Owing to practical use and instant success Shanghai is in great trouble in finding deep agreement with the western world in humanistic ration.Pursuing short taste and fast updating is a deep‐rooted shortcoming of Shanghai academics.The following problems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culture are all related with it.Shanghai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Knowing about the real background of Shanghai cultural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s more important and harder than the economy.We have to face grea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inking and practice.
Key words：Shanghai，urban history，urban culture
作者简介：刘士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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