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和“抛弃客体真实论”

二、超越客体的“真实／虚假”：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和“抛弃客体真实论”

客观的真实性通过“伪事件”和“舞台化真实”的描述为旅游客体的“真实”与“虚假”建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建构的真实性虽然承认真实的存在，但与客观的真实所包含的真实语义差异很大，它通过语境、时间、社会互动和旅游主体意识等因素来模糊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因此，客观的真实告诉了我们旅游中什么是虚假的，却很难说得清哪些才是真实的；而建构的真实则相反，论证了许多被客观主义者认为虚假的东西的真实性，却难以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虚假的。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仍然对客观的真实抱有期望，想要缓和“真实”与“虚假”的对立关系，建立一种二者之间能够沟通和转换的语境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彻底地埋葬了客观的真实。

正如前文所述，后现代主义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以批判的态度咨询理性，解构和批判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理论和观点。尼采（F.Nietzsche）曾经说过：“打倒一切允许信仰真实世界的假设。”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启蒙理性的象征，在旅游领域中便被后现代主义者彻底打倒和解构了。他们并不把旅游客体的真实或不真实看做一个问题。旅游客体是真实或是虚假，是原型还是拷贝，是现实还是象征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并没有什么关系。

迪斯尼世界往往被拿出来作为典型例子反驳客观主义的真实。但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着力点并不一致。科恩力图说明人工的旅游吸引物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成“自然浮现的真实”。而波德里亚作为后现代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仿真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的“仿造（Counterfeit）”，它和封建秩序的解构相伴出现，从符号受到等级限制，到符号按需增生。任何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原来受到限制的符号，但在形式上它仍然是对原有符号的再现，甚至要展现出与原型的差异，从而可以进行对照。第二个层次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Production）”，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通过技术对客体进行无限地复制。所有的产品本身不再是原型和仿造的关系，不再是类比和反映关系，而是等价和无差异关系。同一系列的物体成为相互的无限仿象。第三个层次是现代社会的“仿真（Simulation）”，在这个层面上，“类比”和“等价”关系都已经不存在了，所有诸如真实和虚假、真实和幻象之间的矛盾都已经被抛弃，这个世界允许没有原型，没有参照，只剩下“代码的形而上学”（让·波德里亚，2006：67－110）。波德里亚把这样一种观点带入对迪斯尼的分析中。他认为，迪斯尼乐园，特别是安那海姆乐园（Anaheim theme park），“是所有交错复杂的仿拟世界的完美典范”。首先，它包含“幻觉和空想的游戏”，与形象“遮蔽深刻现实，使这一现实去本性化”的阶段相一致。其次，公园通过“社会的微观宇宙，真实美国的宗教般的袖珍乐趣”来诱惑人群，与“遮蔽不在场的深刻现实”的形象相一致，乐园对美国的颂扬是对美国现实消失的掩饰，这一现实消失仍可以被认为是受遮蔽的真相。在第三层次上，形象“与任何形式无关，形象是自身的纯粹仿真”。我们发现：

迪斯尼乐园的存在是为了隐藏这一事实：正是这“真实的”国家，“真实的”美国才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被呈现为想象世界，为的是使我们相信其余世界是真实的，而整个洛杉矶和周围的美国则不再真实，它们是超现实的世界和仿真的世界。它不再是对现实的虚假再现问题，而是隐藏了真实的不再真实这一事实的问题，这样是保留了现实原则的问题。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94：12－13）

在这个层次上，公园的目的不是为了掩饰现实的不在场，而是为了重新创造现实的仿真，这样的现实观念可以继续作为主要的社会功能而运作。它的功能是成为不真实的制造工厂，通过假装比不真实的城市更不真实，劝诱其参观者相信彼岸世界比公园大门内的世界更真实。

埃柯（U.Eco）同样对迪斯尼世界进行了大篇幅的讨论。他写道，迪斯尼乐园“使以下事实变得清晰：在它的神奇范围内，绝对复制的幻觉”。埃柯发现，街边的建筑物都是商店，游戏和购物、游戏的幻觉和消费的现实之间的界限消失，“其虚构的是我们的购买意志，而我们信以为真，在这个意义上，迪斯尼乐园实际是消费者意识形态的典范”。埃柯认为参观者不仅“被诱惑屈从于幻觉，而且赞叹虚构的完美”，这样幻觉“模仿对幻觉的欲望”。他认为模仿达到了顶点，现实将会低于模仿，“技术比自然提供更多的现实”。埃柯认为迪斯尼世界无所谓真实或不真实，因为它是想象和创造的产物，是一种“超现实”，现实甚至无法与其比拟（U.Eco，1986：43－48）。

在这里，波德里亚和埃柯的观点消除了原型的必要性，继而也就超越了客观性的“真实”与“虚假”、“想象”与“现实”，从而解构了真实，摧毁了真实。正如弗杰曼在谈论迪斯尼文化时说：“真实和虚假的概念无法捕捉迪斯尼仿真的实质。在那里，事物并不是真的或假的，而是真的真实、假的真实、真的虚假和假的虚假。”因此，在迪斯尼世界，真和假之间没有绝对界线，真的可以变为假的，反之亦然。“迪斯尼的意图就是把真和假并列”，并且“系统化的模糊真实与虚假的界线”（M.Fjellman，1992）。其中，技术的发展在消除旅游客体真实与虚假的界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杰明认为，现代技术能够使非真实看上去更真实，迪斯尼世界便是证明。一些传统的民族歌曲能够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重复播放，从而产生出一种深度文化体验的幻觉。正如麦克科龙等人写道，“真实和本真首先归因于技术……对于传统遗产，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现实如何依赖于令人信服的表演，是‘舞台化真实’如何良好运行的……呈现出来的‘真实’越多，事物就越真实”（D.McCrone，1995：46）。这就意味着，传统或遗产的“真实”是“生产”和“制造”出来的，而现代先进的技术保障了“制造”真实过程的良好运行。

后现代主义中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观点在具体的旅游目的地实践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目的地的市场营销中，他们往往构建或“仿真”一种“真实的图景”来进行促销。例如，对旅游产品的商业化气息进行限制，进行小批量生产或高价出售，让游客误以为这是本地的特产。戈朗沃德（Grunewald）甚至调查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以假乱真”的案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

（在巴西的印第安地区）萨满因为他们的一些有趣之处，几乎所有的旅游者很愿意拜访。在可拉·威尔莫拉（Coroa Vermelha），两个Paraxo族印第安人在没证明自己Paraxo印第安人的正统性的情况下，宣称他们是萨满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这种“个人营销”因而也不被认可。这意味着他们仅仅是“旅游者的萨满”。今天，他们中的一个住在雨林“生态旅游”区的一座草房中，仍然在当“旅游者的萨满”，而其他Paraxo印第安人拒绝承认他的萨满地位。看上去他保持着他的“旅游者萨满”地位，并因此而获得他在群体中的（合法）地位。

（Grunewald，“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val”，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1014－1015）

这个案例即使不能说明真实的虚无，也至少能够表明旅游者眼中的真实和本地文化的真实是不一致的。上面案例中“真实的制造”虽然没有太多的技术成分，但说明了西方对于他者的想象在构建“真实的旅游者萨满”中所起的作用。就像萨义德（E.Said）认为东方在西方人看来是同质的一样（爱德华·W.萨义德，1999），旅游者似乎也只满足于他们心目中的萨满形象。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真实”虽然能够“生产”，但需要游客认账。如果游客不认可“制造的真实”，后现代的真实就没有意义。那么，游客对于这种超越真实的“真实”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与麦康纳认为游客在寻找真实不同，后现代主义认为游客总体上来说对客体的真实性并不关注，因此，真实性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

旅游者寻求客体真实的动机通过各种观点被否定。科恩对后现代旅游者进行了描述。首先，如果吸引物能够娱乐旅游者，那么，旅游者就并不关心吸引物是否真实或属于本真，并且有可能将吸引物看做是真实的；其次，旅游者能够接受“舞台化的真实”，因为他们知道旅游活动对脆弱生态和文化的影响，因而帮助保护生态和文化，并接受一些对本真的修改；第三，文化产品是否被旅游者视为真实依赖于旅游者所需要的体验类型（E.Cohen，1988）。在案例研究中，麦金托什和普林提斯在对三个古不列颠时期主题公园的1 200名旅游者进行调查后发现，旅游者对知识本身记得的很少，但却产生了很大的情绪影响。通过对旅游者的心理过程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旅游者对历史知识是有选择的进行吸收，并且加入了很多个人化的含义。因此，与其说旅游者是在关注历史，不如说他们是通过访问对他们自己“充满意义的环境”来获得一种自身的真实性体验（A.Mackintosh，R.Prentice，1999）。麦克格内杰在对参观印度尼西亚塔拉托拉加（Tana Tonaja）死亡仪式的旅游者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旅游者其实很少关注客体的“本真”，他们需求的是建立在导游手册等文本上的“真实的奇风异俗”。文本影响着他们看待客体的角度和方式，继而也影响着他们的旅游体验（A.McGregor，2000）。克朗对英格兰都铎庄园（Tudor Manor House）的建筑遗产进行了调查，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历史事件表演，力图让建筑遗产成为展示英国内战时期的历史画卷，产生一种现实感和真实感。但旅游者的反映显示，建筑遗产更多的是在反映自己，而不是它所想要构建的历史场景（M.Crang，1995）。有人则走得更远，甚至认为旅游者在寻求虚假，麦当劳和迪斯尼就是实例（G.Ritzer，A.Liska，1997）。

瑞森杰尔和斯坦勒对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真实性的看法都提出了异议。他们说道：

如果后现代主义声称旅游者很少关注真实性是对的，那么他们对客体真实性的探讨就属浪费时间。没有人，包括旅游者，会再关注它。如果建构主义所声称的真实性源于社会构建是对的，那么客体真实性作为一种流动的、非持续的和超越共识的现象，对确立未来研究和知识探索的基础没有实用价值。如果客观主义所说的真实性具有可以对旅游客体进行客观度量的属性是对的，那么它应该很容易经过实证而得以甄别，因而也无须再进行研究和探讨。所以，看起来在旅游研究中没有必要再对真实性进行继续探讨。

（Reisinger，Steiner，“Reconceptualizing Object Authenticity”，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5：73）

实际上，他们也要求在旅游研究领域抛弃客体真实性的概念。同时，他们分别从实践意义和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抛弃客体真实性概念的依据。

在实践意义上，瑞森杰尔和斯坦勒认为各方在客体真实性的概念上无法达成一致。“要在一个决定性的、固定的、客观的现实和一种社会或个人构建的多元现实取得共识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共识既没有意义也不合逻辑。没有了一种可以分享的理解，客体真实性的概念就无法为构建旅游研究和进一步思考提供基础”（Y.Reisinger，2005：65－86）。他们根据昆恩（Kuhn）对研究目的的叙述，即研究实践应该产生出一种获得群体认可的范例知识进行推断，那么，目前对于客体真实性概念的探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客体真实性的概念导致理解上的混乱，应该被抛弃。同时，瑞森杰尔和斯坦勒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作为他们论点的理论基础。对海德格尔来说，事物就是事物本身，独立于人们的经验而存在。这使他看上去与客观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达成了一致。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地了解事物本体，事物的本质远比它所显现的要丰富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事物具有能够超越直接体验的形而上特征或本质，而是因为事物并不随人的主观意愿而显示出它的所有特征。这里，海德格尔似乎又与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了一个阵营。因此，瑞森杰尔和斯坦勒指出，旅游者所体验到的所有事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真的”还是“假的”，都应当被看做是旅游的“礼物”。学者也应该让旅游客体成为对旅游者来说本身就是的东西，而不应该试图对客体真实性的概念和含义进行限制。因为这种限制侵犯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合作主体关系和旅游者认识的动态自由，表现为专家话语对旅游者认识权力的侵犯。所以，站在意识形态乃至伦理的角度上，客体真实性的概念也应该被抛弃（Y.Reisinger，C.Steiner，2005）。

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的真实性在反对客观真实性方面比建构主义走得更远，构建主义认为真实是相对的，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所谓“真实”是制造的产物，真实和不真实并没有界限，从而彻底埋葬了真实。瑞森杰尔和斯坦勒表面上抱有一种超越各家争论的态度，但其“抛弃客体的真实性”的观点实际上与后现代主义达成了同盟。因为尽管他们认为客体具有超越主体意识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却是不可能完全被认知的。同时，他们认为“旅游者能够接受所有的体验”，无论真实与否，都可以作为“旅游”的礼物，对旅游者而言都是真实的。其实，这不奇怪，作为“抛弃客体真实论”的哲学基础，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就刻下早期“后现代”的足迹。尽管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种观点都关注旅游者对待客体真实的态度。无论是伯斯廷和麦康纳对旅游者旅游动机的解释差异，还是建构主义者认为的客体真实与否依赖于旅游者个人的视角和解释，乃至于后现代主义否定旅游者追求客体的真实，都将一系列重要问题推向前台：旅游者对于客体真实形成种种观点或态度的主观意图是什么；旅游者到底在关注什么；旅游者借助于旅游客体或旅游客体的真实性要达成何种体验；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就产生了一种探索旅游者主观意图的真实性样态——存在主义的真实（Existential Authent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