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性组织与城市现代化契合

宗族性组织与城市现代化契合

———以温州市龙港镇为例

陈文苞

（新雅集团）

1984年，在温州市的江南平原一带⁽¹⁾，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率领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建设“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拉开了农村城市化的序幕，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正如秦晖认为，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而言，严格地讲中国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唯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像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庄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²⁾。在龙港镇，昔日的农民成为居民，从农村到城镇，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导下，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存在于农村的社会关系、组织形态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温州许多乡镇自发地产生了各种带有宗族性质的组织，这类组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它们非但没有消亡，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尽管他们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但是作为一个潜在的组织，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政府应如何对待这类组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本文以温州市龙港镇为例，对宗族性组织的原始形态、演变以及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宗族性组织的原始形态

中国的乡土社会，农业是主导。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村庄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单元。农民很少流动，农村信息相对闭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是呈“同心圆”之形状，即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³⁾在这种“差序格局”状态中，法律往往让步于“村规民约”，解决村民之间矛盾纠纷、处理日常关系不是诉求于法律，而是依靠村内的几位长辈出面“摆平”，这些长辈往往是村民在各房推选出来，且都比较能干，有一定的文化，社会阅历丰富。他们虽然没有组成一个完善的成型的组织，但是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个以“族长”为核心的、相对固定的“班子”，这个“班子”掌握着村里的一切资源，处理村中大小事务，诚如费孝通所形容的“长老统治”。

笔者曾在温州江南的陈家堡村实地调查，该村有温州地区最大的祠堂，是陈姓人数最多的村庄。村民称呼族长为“管大众”，其产生的程序如下：首先由各房推选出几名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选举出一位办事公道、家庭富裕、所在家族人丁兴旺的人作为“管大众”（族长）。新中国成立前，“管大众”俨然是一村之主，权力很大，他可以支配公产收入。此外，他还拥有最重要的一项权力：掌握着一面“令旗”。平时令旗深锁在匣子内，一旦村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如宗族械斗），族长将启动程序。令旗出匣，祠堂鼓响，村民必须集中于祠堂，听从号令。

“族长”处理的事务小到邻里纠纷、贫困救助，大到村际往来，甚至宗族械斗。这些依靠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农村组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无论在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年代，“长老统治”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不要小看这些村里的“长老”，在温州农村，“宗族械斗”是一个让历届政府头痛的问题。村与村之间每年总会发生不同规模的械斗，最惨烈的甚至会波及好几个村庄，“宗族械斗”给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造成社会不稳定。而宗族械斗的组织者，往往就是这些“长老”，当地人称呼为“宗族头子”，“他们多在幕后活动，整个械斗事件的形成、发动、运作、结束及善后，是一个经他们长期预谋、策划、准备、组织、分工严密的完整过程”⁽⁴⁾。但是要平息宗族械斗，维持村里的和谐稳定，也要依靠这些“头子”。陈定模在钱库区任区委书记的时候，就是充分地做好各村族长的“思想工作”，彻底地解决“宗族械斗”这一难题。陈定模解决农村的宗族械斗采取“对症下药”的办法，首先要解决各村族长的思想问题。陈定模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每年召开各村“族长”（相当于现在“老人协会”会长）会议，向他们讲清楚宗族的历史缘由和危害性，以及当前的社会形势和国家法律，并肯定他们在协助政府作好地方工作的成绩，特别是有效地制止一些宗族间的纠纷。此后，一旦发生村民纠纷，这些“族长”都主动出面协商解决，个别协商不成的，族长也会马上向区、乡政府汇报，因此，各地大小纠纷都能及时地消灭在萌芽状态。⁽⁵⁾

由“长老”组成的宗族性组织，尽管与现代社会组织不同，但在小农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聚族而居的村庄，基本上每个村庄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依靠血缘为纽带的群体，其凝聚力和排斥性较强。即使在现代的村庄中，村“两委”行使必要的行政权力外，凡是涉及村内一些重大事情，还是必须向村内的“长老”们“通气”，必要的时候还得靠他们“拍板”。“长老组织”虽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有时甚至凌驾于“两委”之上。

“长老”组织的存在有其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如这些老人可以帮助村“两委”贯彻上级的政策，处理村内棘手的事务，特别是江南农村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有时村“两委”不方便出面，此时通过各村的“长老组织”之间有效的沟通协调，可以平息矛盾，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这些“长老组织”一般听取村民的诉求，代表村民利益，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村民修桥修路、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对农村的和谐稳定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然“长老组织”也有负面的影响，如一旦有权有势、品行不端的人（即“村霸”）操纵村内的“组织”，往往会侵吞村内的公共资源，发生中饱私囊、恃强凌弱等现象，致使政令受阻，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允许村办集体企业。在温州农村，许多农民纷纷“洗脚上岸”，投身于经济大潮，积极创办私营企业，有的农民成为百万“营销大军”。商业的流通、信息的畅达打破了农村封闭的格局。此外，乡镇的“户籍改革”促使大量的村民向城镇迁移。如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迁入城镇生活工作。龙港镇原来不过是几十户人家的农村，在政府的引导下，随着江南三区以及周边乡镇的农民的迁入，自发地形成一个经济繁荣、居民富裕的城镇，成为我国农民自费建城的“样本”。

二、城镇中的宗族性组织的演变

随着农民迁入城镇成为居民，他们的生活、身份以及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温州江南出现了许多“空心村”，如苍南有一个叫“九刀连”的小村，青壮村民几乎全部到龙港、金乡、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发展，全村土地抛荒，除了个别不喜欢在城镇生活的老人外，几乎见不到人，该村的“长老组织”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⁶⁾

农民在新的环境中生活，原有的宗族性组织形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陌生的环境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编织出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小共同体”的约束，人的生活更加自由，他们在各行业尽情地发挥聪明才智。⁽⁷⁾毕竟他们还是农民，他们渴望在城镇中能够拥有一个类似于在农村中“长老组织”的团体，这个团体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安全感，感受到邻里之间的温暖，能够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起初，在龙港镇内自发地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同乡会”的小团体，它们是由同村、或同姓、或同宗的居民组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这些名目各异、以血缘关系组合起来的新“共同体”逐渐扩张。比如“江南陈氏研究会”，由几个姓陈的热心的人士出面，吸收镇内同姓的有一定成就的居民组成；又如“至德联谊会”，由姓吴的企业家群体组成；如“林氏同宗会”，由姓林的知名人士组成。据不完全统计，在龙港镇内，这些组织起码有上百个。

这些宗族性组织是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自发自愿组建而成的，我们姑且将这些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带有农村宗族性的组织称呼为“新社团”。

“新社团”不同于传统农村里的“长老组织”，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新社团”是以姓氏为标准，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观念，比如“江南陈氏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四个姓陈的大村，同时进行联宗工作，吸收了王姓（历史上王和陈是同宗）、胡姓（陈姓和胡姓的共同祖先为西周时期的“胡公满”）等加入。

“新社团”虽然是按照传统的血缘和姓氏联合而成，但组织架构却是现代的，如社团内设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会员等职位，并有明确分工，民主推选，按照规定的程序产生会长。会长每月或者每年都要召开月会、年会，讨论组织内的大小事务。从成员组成来看，大部分会员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有的经商、有的教育、有的办企、有的从政。此外，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如政府退休的官员）还被聘请为社团顾问。“新社团”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除了收取会员的会费外，还有经济人士的赞助。

三、宗族性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相比，“新社团”是基于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自发组织，政府民政部门一般不会予以审批，但是只要不危害社会，政府也很少去取缔。“新社团”在龙港大量存在，形成了一种除政府之外的、不可忽视的、隐形的民间力量。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带着宗族血缘色彩的组织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1．在政治层面上。在农村，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从政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村民崇拜权力。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退休老人，回到农村后一般会受到村民的尊敬，若无特殊情况，会自然地成为“长老组织”的一员。在城镇的“新社团”内，官员同样受到同姓成员的敬重。在新社团开会时他们可以坐主席台，并且被安排发言。“新社团”作为一个载体，可以为各个阶层提供交流和融合的平台。如在职的官员通过这种渠道，结识同姓的政治、经济、文化界人士等。“新社团”也通过各种力量支持同姓官员的工作；官员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新社团”也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忙。

2．在经济层面上。“新社团”的运作需要经费保障，但光靠收取会员的会费很难维持日常开支。“新社团”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社团内经济人士的捐赠，这些经济精英承担着大部分的经费。“新社团”内的成员间在经济上互助比较常见，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同宗同姓的人士携手创办企业的实例在龙港镇比比皆是。比如一家名叫“六桂集团”的印刷企业，创办人姓龚，他通过龚氏家谱获悉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原为兄弟。于是，他经过一年时间的联系走访，筛选了同宗同祖六姓氏愿意入股联合创办实业的有识之士，筹建“六桂印业有限公司”。此外，在苍南发生的全国首例“农民告县长”一案中，农民包郑照在与政府的“较劲”中，包姓人士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和支持。

3．在社会关怀层面上。在农村中，贫困人家或贫寒子弟就学可以得到族内“长老”的帮助。而在城镇中，社会关怀是“新社团”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新社团”一般有专项的救助资金，每年都开展救助贫苦家庭、资助贫困学子读书、参与社会公益等活动。比如有个叫“至德联谊会”的社团组织，全部是由姓吴的人士组成，这些人都是政界、商界、文化界精英，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名望。该会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社会影响力很大。每年年终，由会长带领慰问组到龙港吴姓的困难家庭慰问，或看望孤苦人家，或资助贫困学生，或深入山区探望吴姓的老人孩子。在龙港，大大小小的类似“至德联谊会”的“新社团”几乎都从事着社会关怀的工作。

“新社团”还有类似于古代“会馆”的功能，到城镇寻找工作、投资置业、担任政府要职，通过“新社团”可以有效地解决诸多困难，增强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各类资源共享，为同姓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便利的条件。因此，在现代社会，宗族性的社团非但没有消亡，反而以新的形式在都市强劲地扩张，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精英的支持，这与社团从事社会关怀事业有极大的关系。

4．在文化层面上。文化建设是每个“新社团”都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如整理家谱，理顺姓氏的源流；开展联宗工作，为会员找到共同的祖先；开展名人文化研讨等活动。比如苍南最大的宗族组织———陈姓组织中，由一些社会贤达、政府退休人士出面在全县范围内成立“《陈氏通览》编辑部”，设置专门的编辑机构和专项资金，历时三年编写成《陈氏通览》和《陈氏统谱》。《陈氏通览》梳理姓氏源流，收集民间故事、英雄人物，具有一定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又如在苍南成立的“郑氏世界联谊会”苍南分会，不定期出版报纸，组织郑氏知名人物外出经贸考察，开展各类祭祖等文化活动。龙港的“高氏联谊会”举办了“高机与吴三春”学术研讨会。

四、结论：如何看待“新社团”

尽管“新社团”名称各异，但他们都是脱胎于传统农村的“长老组织”，或者说是“长老组织”的延续。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新社团”不断地流变，它吸收了现代组织的管理方法，但又不同于农村的传统宗族组织和现代社会的社团。

政府对待“新社团”的态度是基本不反对。应该看到，这些“新社团”分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比如社会关怀、经济互助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稳定、整理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现实层面来看，“新社团”极富生命力，在龙港镇，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组织，其中最有名的当推陈氏、杨氏、林氏、王氏、章氏、李氏、上官氏、吴氏等，他们自筹经费，自发组织，有科学规范的组团原则，内部人员分工明确，通过民主程序选出负责人，“新社团”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不断吸收新会员加入组织。这些组织按照传统的组训，发扬优良传统，弘扬正气，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然而“新社团”毕竟带有一定的血缘色彩，有着封闭性和排斥性，且会员皆为同姓人士，入会也没有严格正式的审核程序，而且对个体也没有严格的约束，会员良莠不齐，入会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政府在管理这些“新社团”时，要扬长避短，实施有效的监控，既要发挥他们的正面作用，也要防止宗族主义势力的抬头。

【注释】

(1)这里的江南平原指的是鳌江以南的“江南三区”———钱库、金乡、宜山，当地人称为“江南垟”，现归属于苍南县管辖。

(2)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3)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4)刘小京：《略析当代浙南宗族械斗》，《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5)吴逢旭、陈文苞：《温州试验：两个人的改革开放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6)陈文苞：《“九刀连”村的故事》，《温州瞭望》2004年第12期。

(7)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秦晖在该书中认为，传统中国的基础为乡村高度自治的“小共同体”。此共同体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并排除国家权力控制，内部自足和谐、温情脉脉。这种自治的社会基础是宗族血缘纽带和家族，其伦理基础则是儒家学说。按这种模式，中国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通过挖掘传统资源，中国或可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