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争论

恩格斯在回忆《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以后,他和马克思的工作情况时曾说过:“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66]这就是说,他们在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后,就要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克服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这个国际性组织的初衷是: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别的国家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而实践的结果,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原来的设想,而是通过这个组织进行了反对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及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马克思恩格斯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在当时西欧工人运动、特别是流亡国外的德国工人中影响颇大的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1846年春,魏特林应马克思邀请抵达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他参加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力图使他克服共产主义学说的空想与密谋性质,争取他成为同盟者。可是,这时的魏特林已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裁缝帮工,而自认为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因而拒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劝告和帮助。在1846年3月30日召开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围绕着在德国出版共产主义著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原则作为宣传的基础:是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和宗派密谋的手段,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和正确策略?魏特林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蔑视革命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所需要的仅仅是热情,而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论和系统的组织工作。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不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那就司传教士们所说的一套空洞而无耻的把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激发别人的预言家,而另一方面则只能是一些张着嘴听他话的蠢材。马克思愤慨地写道: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魏特林在德国当前的任务是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指出,现阶段德国共产主义者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战胜封建势力,争取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扫清基地和准备条件。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示要同阻碍工人运动前进的“手工业共产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为此而不惜同魏特林决裂。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进行的第二场斗争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内部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从批判克利盖开始的。克利盖原是德国新闻工作者,“正义者同盟”成员。1845年9月他以同盟特使身份到了纽约以后,在那里建立同盟支部并领导“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他“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67]。1846年5月11日,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领导下,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不顾魏特林的反对,通过了由他俩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通告》指出,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学说变成为“爱的呓语”,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68]这个通告给了克利盖以致命的打击,使得他很快就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为了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卡·格律恩直接进行斗争和在巴黎筹建通讯委员会分会,恩格斯于1846年8月作为通讯委员会的代表派往巴黎。在这里,恩格斯同卡·格律恩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恩格斯在论战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共产主义的宗旨作了通俗而深刻的说明,指出:“(1)实现同资产者的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其他手段。”^[69]恩格斯的坚决斗争,使格律恩连同他宣扬的蒲鲁东协作社计划一起遭到了失败,这对当时领导中心仍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进行的第三场斗争是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贫困的哲学》。该书出版后不久,马克思于1846年底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对蒲鲁东的这部著作进行了纲领性的评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撰写了《哲学的贫困》。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不仅发展了唯物史观,而且提出了剩余价值的初步思想,从而阐发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首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里,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与揭露了蒲鲁东方法论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实质,抨击了他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所谓研究,撇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建立世界的新方法。他的庞大的经济矛盾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探究,而完全是用政治经济学抽象范畴拼凑而成的。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0]他还指出,作为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他明确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就深刻说明了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其次,《哲学的贫困》在确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剩余价值思想。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劳动一商品”、“劳动价值”、“劳动价格”,还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用语。但是,他给这些概念增添了足以说明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剥削关系的新内容。马克思这时已经完全明白,在工人凭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由于劳动而从资本家手中所取得的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这个“差额”就是资本家财富的来源。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来源相同。在这里,马克思虽然尚未科学地解释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但他已经一般地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他指出,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阶级则死于贫困。所以,恩格斯曾指出:“当时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71]

最后,基于上述新的历史观与经济思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有:第一,关于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历史作用。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72]第二,关于工人组织的必要性以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同盟或工联是工人群众最初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73]这就是说,为了反对联合的资本,工人形成为一个阶级并组成自己的政党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工人必须参加争取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但又不能停留在经济斗争上,必须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这就阐明了无产阶级最重要的策略原则之一,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统一。第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与道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备条件是社会发展已达到的阶段中,既得的生产力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能再继续并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尖锐化并将导致全面革命。这种革命必将采取“肉搏”的形式,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结尾引用乔治·桑的话指出:“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74]第四,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目标,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写道:“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然而,与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同,“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7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发现;而在《哲学的贫困》中又发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已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