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数据的选择

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城市相对贫困最重要的两个群体是低收入的产业工人（尤其是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并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相对贫困群体研究实证部分所用到的数据包括两个：一个是专门为本项目设计的北京市××××总公司下属社会福利企业职工调查数据（以下简称“职工数据”）。另一个是二手数据，即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调查数据（以下简称“农民工数据”）中的北京部分。

“职工数据”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市××××总公司下属的社会福利企业职工。社会福利企业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为集中安置残疾人劳动就业而兴办的特殊企业。改革开放以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社会福利企业由于自身固有的劣势导致生产效益不断下滑。特别是200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府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以下简称《通知》），使得福利企业实际获得的税收优惠较过去相比有大幅度的降低。税收优势的削减对于在市场竞争中本来就处于竞争劣势的社会福利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本次调查到的企业情况来看，截至2006年底总公司下属的93户企业中，正常经营的有61户，停产企业有25户，半停产的有7户。在正常营业的企业中，真正营利的只有22户。职工问卷调查从2007年11月初开始12月结束，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90份，有效问卷790份，占全部问卷的98.75%。调查对象的选取的原则是个人平均月收入低于2　000元的职工。以下是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7-1）：

表7-1　职工数据样本特征的百分比分布（%）及均值（N＝790）

从上表可以看出，参加本次调查的职工从事有收入工作平均每月为1108.86元（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为2　462.45元），而2007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322.25元（年平均工资达到39　867元）。也就是说，被访职工的收入仅相当于北京市职工月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用国际贫困线法（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50%）来衡量的话，这种收入状况属于严重贫困。除了国际贫困线法之外，还可以利用恩格尔系数法来衡量被调查职工的贫困程度。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年人均食品支出为4　934元，即每月人均食品支出411.17元。当年城镇家庭人口规模是2.8人^[1]，在去除规模效应之后那么每户食品总支出应在800元/月才可能得到营养保证。如果按照贫困线是食品支出的3倍进行计算的话，那么北京市三口之家的贫困线应该2　400元左右。而本次调查的职工家庭月平均总收入为2　462.45元，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贫困线上下。从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790位被访职工中只有30户接受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说只有这30户被认定为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的职工调查数据基本符合相对贫困定义。此外，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社会福利企业职工，是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底层。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部分职工本身就是残疾人或者家里有长期病人、需要护理的残疾人，因此较之一般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艰难。

本研究使用的另一个数据来自200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项目“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的调查数据。该项目选取了北京、深圳、成都和苏州四个城市，共完成有效问卷2　617份，其中北京部分问卷744份。本研究只使用北京部分的问卷，以下是北京农民工数据样本特征的基本情况，见表7-2：

表7-2　农民工数据北京地区样本特征的百分比分布（%）（N＝744）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民工大多数每月收入在1　000元左右（501—1　500元/月的占90.3%）。这一收入水平尽管高于各地的最低工资水平，但却远远低于这些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2]，可以说是城市就业人员中收入最低的群体。此外，农民工虽然收入低，但他们在城镇的生活成本却要比城镇居民高得多。作为外来者他们要租房，而房租往往占据了他们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为远离家乡，与家人联系的通讯成本也随之增加。农民工往往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如果生病的话大都需要自费。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农民工无法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也无法享受其他各种城镇社会福利和服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往往很低，其生活状况也令人担忧，因此本研究使用的农民工数据也是比较符合本书关于相对贫困的定义。利用这两个数据，以下从收入与支出、就业与社会保障、住房与教育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描述北京市这两个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