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通常被当作“社会”的对立面，如在滕尼斯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或被当作“国家”的对立面。在后者这里，社群被理解为是根植于某种先于国家政治制度的事物中的，而在前者那里，社群则被理解为是建基在某种比现代社会的联合性秩序更为本质的事物之上的。在许多人看来，社群预设了一种社会本体论，而这种社会本体论，如果加以仔细考察的话，则可发现实际上是一种非社会的范畴，常常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的。因此，政治共同体通常便被看作是根植于某种先在的文化社群中的，因为人们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能提供持久的规范性纽带[1]。
作为社群主义话语在当前道德和政治哲学中流行的先决条件，很大程度上其是由两本开创性的历史著作造就的——那就是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创造》和J·G·A·波考克的《马基雅维里时刻》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969年和1975年)[2]。在后来的两本关键性的著作中，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1981)和迈克尔·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进一步发展了社群主义。
桑德尔在书中对现代自由主义提出了以下批评:“①‘自由选择的个人图式’是虚假的，②‘如果不参照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一种共同生活的参与者的角色，我们就不能构想我们的身份’，③‘政治商谈是在一个政治社群的共同意义和传统内部(持续进行的)，并不诉诸完全外在于那些意义的某种批判立场’。”[3]这分别反应了他关于社群的三种立场:(1)反原子主义，作为构成个人认同的一种因果要素的社群。(2)元伦理的社群主义，作为价值之根源的社群。(3)强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质性价值的社群。
其中约瑟夫·拉兹、查尔斯·泰勒和桑德尔是第一种立场“反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一立场关注的是个人相对于他所在社群的本体论关系。社群主义的主张反对将个人视为外在于社会的、完全成形的和自足的个体，只有为了促进自己的预先假定的利益和价值，才会承担社会和政治关系与义务。支持这种原子主义立场的各种版本的主要传统，是那些早期的社会契约理论，如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他孕育了理性选择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
第二种是元伦理社群主义。关于元伦理社群主义的论辩关注这一问题:“什么是有关道德与政治价值的最有效论证形式?具体的道德与政治价值的维系应该以普遍主义价值来证明其正当性，还是价值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并且与具体的政治社群、情境和传统相关?元伦理的社群主义主张后一种立场。这种争论已经发展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基础主义与情境主义、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争论。元伦理的社群主义将普遍主义和主观主义视为它的对立面。
元伦理的社群主义可以划分成两个群体，二者对于为什么政治价值尤为不能以普遍主义价值为其提供依据以及为何社群是价值的来源等问题的回应有所不同。第一个群体来自当代认识论的后现代一脉。在当代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家中，通常被认为属于这个群体的是像理查德·罗蒂、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一派的代表。在罗蒂看来，传统认识论总是以确定的基础作为认识的起点，认识就像镜子一样对这一基础作反映，基础就成为了认识的权威和标准。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在消解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确定主义之后，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约定的、任意的、不断增生和开放的认识论，他们反对认识中的权威主义和终极目标的追求，主张一种多元的、无权威、无定论、无目标的自由主义的认识论。第二个群体表达了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古老传统。其中代表包括本杰明·巴伯、迈克尔·奥克肖特和迈克尔·沃尔泽。这一群体认为，无论普遍性价值在其他情境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自主的政治领域中并不具有自动生效的权威，这个领域有着它自身的以自治的政治价值要求为基础的独特的有效性标准[4]。这个传统把政治社群看作是产生约束性政治规范的唯一合法方式。
第三种强社群主义立场。强社群主义的论辩也可以称为政治论辩。在这种论辩中，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分别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实质性政治社会提供根据的理论，这两种政治社会是依据根本不同的联合原则构建起来的。这种社群主义主张一种具体的政治联合形式——政治社群，并且只能通过它才能表达出社群主义的生活方式内在地优于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它对应的政治联合形式——自由主义国家。近年来在政治哲学领域提出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麦金太尔、桑德尔、汉娜·阿伦特。
需要指出的是，反原子主义和元伦理的社群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中的某些版本是相容的，并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和制度，甚至反对强势的社群主义的政治价值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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