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把当地的“双喜婚”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出于偶然。在我计划去湘西做田野调查时，更多的是不甘于采取更方便（但并不是更简单）的在家乡做调查来完成我的论文，而更想尝试在异文化的背景下做田野调查，虽然这不一定优于前者（这里涉及田野调查方法论的问题，已有不少关于对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3]）。于是这成了我第一次在异文化中的田野调查。当我兴奋地背着行李赶赴湘西时，我的研究主题还是比较模糊的，唯一明确的是我要“在那里”。在我终于在田野点安顿下来后（也到了晚上）的第二天，我便开始绘制社区地图，第三天我就拿着笔记本、笔和录音设备，开始了一家一户的系谱调查。当时，我只是按照在课堂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开始一般程序性的田野工作，心里还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主题和详细的调查大纲。第一家访谈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我介绍了自己的来意并对对方家的系谱资料做好记录后，户主主动说要给我看他女儿婚礼的录像。就这样在无意中，当地的婚姻制度成了我后来的调查主题。当时这种婚礼的独特性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婚礼是在生下小孩后，尤其是儿子，一般在孩子满月时（但我观察到的实际例子都不是在满月时，而是在孩子三四岁，甚至有七八岁时）举行，这时女方才送来嫁妆，并在男方家举行婚礼的一般程序。这家户主给我看的录像，就是他女儿办“双喜婚”的过程。
综观人类学的婚姻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列维—斯特劳斯的“集团联姻理论”。然而，“双喜婚”以生育为前提的事实对“集团联姻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来自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人类学中原有的婚姻理论不足以解释“双喜婚”；第二，当地这种独特的“双喜婚”并没有学术上的研究。虽然有文献提到这种婚姻形式，但大多只是把它当作奇特的婚俗来介绍，并没有认真地探讨过“双喜婚”的意义。
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以这种独特的婚姻制度提出新的婚姻理论，并且由于资料的局限和调查深入程度不够，也不足以去探究“双喜婚”的起源，不足以去考察“双喜婚”是否新近才出现的婚姻形式抑或只是古老婚俗的遗存。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在人类学婚姻研究的理论脉络下，以“结构—功能理论”为本研究的解释策略，对当地现行的这种“双喜婚”利用系统分析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考察，并探讨它如何在当地得到合理化、正统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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