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抢米
湖南为鱼米之乡，所产粮食除供应本省外，每年大量外运。自20世纪初岳州、长沙、湘潭、常德开埠以后，日本从湖南购运的大米数量猛增。1909年夏，滨湖一带“淫雨兼旬”，“堤垸十溃八九”，岳、常、澧各属县大水灾一直延续到秋冬之际。灾民“扶老携幼，男号女啼，遍野沿门，鸠形鹄面，食树皮、草根、观音土及糟糠而毙者，所在皆是，大都身无完肤，一息尚存者割以充饥”，甚至出现“生人相食，或杀同伴，或杀己孩，或易子相食”。但“奸商觑得厚利者，纷纷囤积居奇，而不肖官吏复阴与首尾，时时私运出境”。[1]外国列强抢购谷米尤为猖獗。士绅王先谦等联合布政使庄赓良，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岑抚畏外人甚”，没有答应。此时，长沙四乡吃排饭的饥民越来越多，岑春蓂见事态严重，电请军机处转商外务部批准解除和日、美、英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按商约规定，禁令要在公布21天后才能生效，于是“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2]名为“禁运”，实则“速运”。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愈益严重。此时，距新谷上市尚早，地主奸商囤积，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往年，长沙米价每石二三千文，此时猛增至七八千文，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本地居民嗷嗷待哺，外地涌来的饥民更无食可乞。长沙街头，“老弱者横卧于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粪渣食之”。[3]数以万计的饥民求生不能，只能铤而走险。
1910年4月11日，南门外有一位靠挑卖河水营生的贫民黄贵荪，其妻携八十文钱前往碧湘街戴义顺碓坊买一升米，店主以其中有几文钱是烂钱而拒收。黄妻又乞得几文钱，再去买米，而此时米价又涨五文，仍无法买回一升米。气愤之下，跳老龙潭自尽。黄某赶来，痛不欲生，携小孩一同投水而死。这一悲剧激起民众的无比同情和悲愤。翌日，一老妇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时亦遭遇类似境况，老妇斥店主无理，店主反唇辱骂。邻众闻声赶来，盛怒之下，捣毁碓坊，抢光大米。巡防队赶来弹压，并禀报善化知县郭中广。郭至碧湖街被民众团团围住，众怒难犯，只得婉言开导，“担认平粜，约以翌午为期”，才得以脱身。
4月13日，岑春蓂责令巡警道赖承裕缉拿“滋事”群众。赖承裕率缉勇将刘永福送巡警公所收押。当局不开仓平粜反而拿人，群众更加愤怒，拥至里仁坡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放人。赖承裕率兵勇前往训示，并威胁说“如不解散，当照乱民惩办”。群众怒不可遏，蜂拥向前，摘掉赖的翎顶官帽，将其捆吊在树上，饱以老拳。副将杨明远上前救护也被殴伤，所带差勇溃散。此时，赖承裕一名亲兵急中生智，脱去号衣混入人群中，诡称殴之无益于事，不如将其扭送抚署找岑春蓂论理，随即背起赖承裕奔驰入城。群众不知是诈，跟着来到了巡抚衙门。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打辕门，毁照壁，锯旗杆，捣石狮，有的人直向内堂冲击。岑春蓂下令开枪，当场打死饥民10余人，伤数10人。饥民愤恨至极，拥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各家米店、碓坊堆栈存米一抢而空。警兵站岗的木棚也被捣毁，各业工人分头至街道鸣锣，嘱咐各铺户次日一律罢业。
4月14日，抚院门前围聚的民众越来越多，有的拥入抚署大堂。岑下令军队开枪，打死20余人。愤怒的群众火烧巡抚衙门，顿时抚署内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等处浓烟滚滚，火焰冲天。之后，饥民对教堂和洋行等发动了全面冲击，被焚烧捣毁的机构有40余处，如英国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德国德宜公司和立朋聚尔教堂，美国圣公会、遵教会、信义会等教堂以及英美烟草公司，挪威路德教堂，日本领事署、三井洋行、日本邮便局等。大清银行、官钱局、长沙税关、府中学堂及中路师范学堂也被焚烧或捣毁。据日清汽船会社上海支社报告：“统率各街乱民的，每处仅三四人，皆以青布包头，身穿青色短衣，赤脚行走，身材短小精悍，又甚为矫捷，登高跳跃如履平地。其语言与长沙居民不同，不易与人交谈，奔走时左手持石油罐，右手拿火把或铁棍，若有居民请求他们停止放火，则仅点头应之。”[4]据载，4月15日“初更后，各段屋顶忽疾走有声，居民登楼眺望，有匪人头扎青巾，身穿青衣，两手持有凶物，吆喝兜拿，竟以未能用武，逸去”。[5]可见，这些头裹青巾、身着青衣青裤、动作迅捷的青兵充当暴乱指挥，焚烧教堂、衙门、洋馆，暴动一结束，一溜烟地失去了踪影。据说，这些青兵就是10年前在京津地区反洋的义和团团民。
当群众斗争进入高潮时，布政使庄赓良一面怂恿王先谦等士绅电请清廷撤换岑春蓂，一面唆使喽啰乔装成“饥民”，扛着写有“众绅公议，平粜申冤，藩台担保，诸君请退”的高脚牌“游街晓谕”，并应允抚恤死伤者，企图以伪善手段笼络人心，平息风潮，挤走岑春蓂，以取而代之。当群众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时，其狰狞面目则暴露无遗。4月15日，庄赓良以代理巡抚身份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刽子手们打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在大街小巷肆意杀戮。数日内，“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6]风潮发生以后，清政府一面电令湖广总督调派鄂军，驰赴湖南，帮同镇压；一面令海军处“速为酌派兵轮，多配炮弹，克日驰往长沙一带”。4月16日，英、日、美、德等列强亦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余艘兵舰，帮同镇压。于是，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被中外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去。事平后，日、英、美、法、德、挪6国勒索88万两白银，以常宁水口山、龙王山银矿作抵，先由大清银行垫付。[7]
长沙“抢米”风潮是一次自发的民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波及全省，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当群众焚烧巡抚衙门时，同盟会员陈作新曾向湖南革命党提出乘时发动起义的建议，革命党人认为群众是“乌合之众”，袖手旁观，错过了大好时机，殊为可惜！
【注释】
[1]中国纪事·长沙乱事.国风报，1910（8）.
[2]湖南省城乱事余记.东方杂志，1910（5）.
[3]湖南荒象志.汇报第2974号.
[4]饶怀民，藤谷浩悦.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长沙：岳麓书社，2001：8.
[5]抢米风潮日录.近代史资料，1955（4）.
[6]文斌.一九一○年长沙饥民抗暴见闻.见：湖南历史资料，1961（2）.
[7]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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