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华叶氏的姓氏权力来源

姓氏权力

“九思公”是玉华叶氏的最高领袖（封建宗族家长）的称谓，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职位叫这个名字。新叶村历史上有一系列德高望重的族人曾经获得过这个称号。“九思公”这个词的本身其实是玉华叶氏宗族全体民众对这个位置上的领袖的评判标准，同时也是宗族领袖自己的行为准则。“九思”取自孔子的《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6]也就是孔子评判君子的标准。

是不是玉华叶氏每一届九思公都能做到此九点，我们只能从文字上来考证，可是我们也不能据典纠理，毕竟人无完人。

除了九思公这个最高的家长，套用现在很时髦的名词“CEO”，那么整个玉华叶氏宗族的任何一个封建时期的时间片断，还应该有各种级别稍弱的家长，我主张使用“村庄精英”^[7]这个词。因为就整个国家官吏制度中村落宗族的管理并不需要国家的行政委任，中国古代的情况其实和现在新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这些村庄精英共同承担了整个村落宗族的良性的运作，尤其是单姓宗族的长治久安，我们可以从最简单也是最绝对的方向推测，也就是说假设如果宗族管理不善，不能形成良性进程，最终的结果是村落的倒闭或者演变成为杂姓村，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其为杂姓村的一个成因。

村庄精英通常是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生产力或者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些村民。我们可以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影响力来源，把村庄精英分为治理型精英和非治理型精英。治理型精英指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落家长，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或者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保甲制度等），或者获得宗族村民的一致拥戴。而非治理型精英指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比如经济能人、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风水能人、村痞地霸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姓氏村落社会中的文化体系认同和利益联系，如源于个人魅力、德高望重、血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恩情施受关系、经济互利关系等，也可能源于非治理精英村庄外部的个人关系网络，比如有官方资源背景、与村落外部某强势人物的关系密切等。

在封建中国的各个朝代，总是从每个朝代的早期到中兴阶段到朝代末期，玉华叶氏的村庄精英均呈现多元化格局。村一级别的治理和村落公共事务的效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庄精英互动博弈过程中协商、默契与利益互惠的达成。而常常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德行兼备的村民担任，这一点说出来多少让人有些失望，却是历史的事实。当然必须声明，玉华叶氏之叶克诚、叶震、叶天祥、叶一清等都是德行兼顾的村落领袖。

非治理型精英在村落中也会崛起，通常会发生在中国封建朝代的中期阶段，这是因为氏族村落经济社会分化紧密关联的缘故。进入各个朝代的中兴和盛世，随着大环境经济的好转，总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8]，我们不讨论他们在村落中使用什么手法，毕竟在这段历史环境相对缓和的时候，村落中一批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通过勤劳和努力率先富了起来了，于是必然宗族村落中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虽然大家的姓氏相同，但是大批经济能人因为拥有经济资源与同族的村民也形成雇佣关系，而对部分村民形成支配关系，于是在村落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不但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示范作用。发家致富本身就可以得到族人的倾佩，如果他又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在宗族的立场上办理同族公共事务上尽力，那么就会更加获得村民的普遍尊重，成为村庄中具有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之威的经济型精英。到了各个朝代的后期，大环境的国家专治力量、战争和其他强势因素，常常能够打破了宗族制传统村庄共同体的封闭状态，于是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而是具备时代性质的）因素不断渗入村落，村落内部围绕利益分配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传统人伦格局相互博弈导致了村落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旧的权力传承运行序列规则被打破，而新的规则尚未完善，姓氏权力出现暂时真空。从现代的管理学角度分析，在一定的人群中，总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在发挥作用，如果正统权力^[9]在基层出现真空状态，就会有别的势力形式来填补。宗族姓氏权力的断裂与空白，为非治理型精英的生存与发挥影响提供了空间。伴随着朝代的变迁、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因素，一大批宗教组织也可能乘虚而入、或者死灰复燃并抢占村落资源（人和物质），在古村落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垄断村落政治资源。

非治理型精英的异军突起形成了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多元精英竞争的权力格局。在经过多灾多难的中国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洗礼与训练后，非治理型精英常常逐渐熟悉掌握和学会运用“民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很多朝代到了中后期，总是会出现有如现在意义上的民主萌动，虽然它的高级程度远远没有我们的这个时代发达，但是总可以说是萌芽状态）技巧和政治策略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毕竟因为所处的封建中国的历史形态，好似不良的子宫到底孕育不出健康的胎儿，但是毕竟非治理型精英也可以逐步具备了与治理型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挑战治理型精英，觊觎宗族村落家长权力的一支“劲旅”。

夏姓外迁以后的一段时里，整个村落仍然还存有多个姓氏，但是玉华叶氏连续四世的积累，后又八世的团结，其他姓氏毕竟各自只管各自，不可能也肯定不能团结，玉华叶氏规模上越来越大，从人口上占据了村落的优势，人多好办事，于是外姓氏几乎根本没有机会掌握逐渐以玉华叶氏为中心的村落权利，更别说宗族权利。经过几百年的筛选，不能掌握姓氏政治权利，即使以往曾经经济实力优厚，但是在时间上得不到总体累积，总是处于消耗的处境，便也会逐渐失去经济地位，各种外姓氏在新叶村这个地方消失也在情理之中。宗族的姓氏权力逐渐演变成了村落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还是文化权利，这是伴随着玉华叶氏前十几代人的努力而实现的。

如果说孔子的“九思”准则为宗族村落家长的衣衫外表，那么上面所描述的姓氏权力的更替规律便是家长们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