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操作准则”

一、伟人的“操作准则”

“操作准则”(operational code)一词是政治心理学家莱特的创造^[42]，意为政治领导人所运用的一系列政治策略。白鲁恂用它来表示毛泽东作为政治决策者表现出来的具体政治风格。

白鲁恂认为，对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作为决策者的风格，都可以从六个成系列的一般化主题入手进行描述。^[43]这六个主题分别涉及世界观、风险与理性的运用、行政管理的基本风格、对正式的非人格化组织的信任度、决策的开放与参与度、面对政治冲突时的反应与回应攻击与批评的方式。

从毛泽东的世界观来看，浓厚的矛盾意识支配着他。他的哲学著作中有大量关于矛盾问题的讨论；作为一个决策者，他能够轻松地运用矛盾概念改变立场，擅长在对立面之间进行转换；作为一个精于策略的领导者，他善于运用矛盾概念转换问题的性质，使之或者平息下来或者变得具有威胁性。总之，他是一个工于运用矛盾与对立统一概念的政治家。

在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时，毛泽东不像多数决策者那样追求确定性，或者只肯作合理的冒险，相反，他往往舍弃那种将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喜欢作出高风险的政治决策。他也不畏惧失败，反而一直为成功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所吸引。

摇摆于统治与治理之间，是毛泽东的行政管理风格。尤其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风格通常是先不插手日常行政决策与管理，而是退隐一旁，观察着政府的运转，考虑应该做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再出来干预政府的具体工作与细节。

在正式的非人格化官僚组织与跟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个人之间，毛泽东明显表示出对前者的不信任，而愿意与遵照其指示的人商量问题。不过他对下属的信任也很少持久，时常抱着怀疑的态度。从他的责任意识来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经常模糊正式官僚组织之间的责任界限，也使得党的权威与政府权威之间缺乏清晰的界定。

就决策的开放与参与度而言，毛泽东同时作了平民主义的代言人与列宁式的精英主义的实践者。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平民主义情感，高度赞颂群众的智慧与力量，要求决策从群众中来，主张“大众卷入”(pupolist involvement)。另一方面，又以神秘的、群众无法知晓的方式依靠与政治精英的联系和“精英幕后决策”(elitist seclusion)控制着政府的运行，以致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表现出高度的神秘性。

毛泽东对待批评与冲突的态度，同样是模糊的。“与渴望秩序、害怕出乱子的大多数中国人相反，他似乎乐于从破坏与斗争中获得乐趣。^[44]所以，他赞美政治斗争与矛盾，欢迎政治中的冲突与摩擦，将冲突与斗争理想化。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别人对他的攻击与批评意见高度敏感。

不难看出，毛泽东作为领导人或决策者的“操作准则”复杂而费解。不过它们却赋予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在整体上异常清晰的模糊与矛盾性特征。这意味着，可能有某些一致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白鲁恂就此指出，毛泽东政治风格上的“这些特征并非毫无关联的随意呈现，如果从毛泽东人格的一致性来观察这些特征，它们马上就会呈现出有意义的整体一致性”^[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