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原则

1.3.1　理论运用

1.3.1.1　两部门理论与劳动力转移

城市化的明显特征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8]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迁移呢?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首先提出，后经约翰·费改进的两部门理论模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动力转移的理论。^[9]两部门理论把国民经济看成是由两大部门构成的，即农业与工业，或农村与城市。这里的农业指的是不发达农业，也就是传统农业，主要特征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很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个定理:其一，在固定数量的土地上，随投入的劳动单位的增加，总产值的增量呈递减趋势，即“土地收益递减律”。这种关系反映的总产值上就是总产值的增长逐渐减小，其上升趋于缓慢。其二，人口是持续增长的，直至达到某个极限。就其本性来说，如果不是受到某种压力，是不会想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尤其是在不发达经济中，高出生率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就会对数量不变的土地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土地递减规律的作用，平均产值就会不断的下降，也就是人均消费额不断下降，从而导致贫困化。最低生存费用是人活下去的最低的生存标准，低于此生存标准，人就要死亡。所以，如果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标准，就会发生饥荒、疾病等来减少人口。这也是经济内部的一种调节机制。直到使人口下降到最低生活标准为止。这样，经济体内部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使得经济体内部各种力量在最低生存费用水平上达到一种均衡。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

在传统农业中，家庭是基本经营单位，农活是全家一起干，收入是全家一起分享，不能把某个家庭成员定为失业而排除在生产与消费之外，所以失业是隐蔽的。这种传统的农业经济，其生产是非营利性，新增人口作为其社会或家庭成员，自然加入其生产与消费过程，不计其贡献大小，这称为“共同体原则”。传统农业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内部劳动力的过剩，一部分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蔽失业状态。而劳动力过剩的原因又在于持续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土地是非再生性资源(或非再生性资本)，其规模不可能像人口那样持续扩大。因而，当人口持续增加时，就会对有限的土地形成不可逆转的巨大压力，造成土地收益递减趋势，这是传统农业部门的情况。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基础性产业，正是形成了由于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出现了农业收益递减的规律，也就是说农村有劳动力转移的内在要求。

现代工业部门所使用的大量厂房设备都是再生性生产资源。随着工业发展和资本积累，这些资源规模可不断地扩大，其扩大的速度往往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样，每一个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源就会越来越多，边际收益也就会越来越高，呈递增的趋势。这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区别。现代工业的发展可以把传统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使农业劳动收益大于最低生存费用。这样，整个经济就从收益递减变为收益递增，而从低水平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因此，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是一个劳动力(或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的转移过程，这既是城市化过程，也是工业化过程。

城市只要有新的就业岗位提供报酬超过农村的制度工资，劳动力就会被吸引过来。从城市方面而言，城市生活的消费比农村高，有许多农村所没有的生活成本，如交通、能源、污染、拥挤所造成的成本以及失业风险等，这些都得在工资中得到补偿。所以，我们说均衡城市工资等于农村制度工资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额外补偿。但是，还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劳动力在城市中所得的实际工资，它必须高于均衡工资，这样才会对农村的劳动力具有吸引力，才会引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10]

在制度工资、均衡工资和真实工资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向外流出，农村制度工资上升(制度工资为人均产值);因而均衡工资也随之而上升。均衡工资与真实工资之差成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之差，它可以提高其生活水平，也是吸引农村人口注入城市之所在。若真实工资不变，均衡工资上升，则增加收入减少。如果随制度工资的上升而均衡工资上升，在达到真实工资后，增加收入就没有了，农村和城市的收入也就相等了，从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也就停止了。这样就给出了城市化完成的条件。当然，农业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业的边际产出。加快均衡工资的提高，从而也就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了城市人口聚集的速度。与此同时，工业的边际产出也会随技术的改进而提高，从而提高其真实工资。但最终均衡工资总会达到真实工资，从而完成城市化的进程。^[11]

1.3.1.2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刘易斯模型做了修正，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城乡收入差别，由此而来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又导致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进一步严重。托达罗进一步认为，要建立一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人口流动模型，就必须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托达罗提出了人口流动模型。^[12]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其动力不仅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率，即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托达罗假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按照托达罗的观点，农业部门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但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城镇就业概率的乘积。城市就业概率越大，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就业概率与迁入城市的人口数成正比例关系。迁移者在城市中的就业概率取决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概率越大，两者成正比;相反，城市失业人数越多，就业概率越小，两者成反比。当城市中存在着高失业现象时，农村劳动者在决定是否迁往城市工业部门工作时，就不能仅仅考虑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异，而必须在获得高收入和遭受失业风险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但是，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工资水平降低，或者增加了城市失业率，从而使得预期的城市实际工资水平和农村实际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迁移才会停止。^[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