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至五代润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看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
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润州，是唐至五代时期江南的重要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唐以后，润州为浙江西道观察使治所，成为江淮转输要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探索唐至五代润州地区的经济及其发展特色，是有深刻意义的。
唐代的润州下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等县。至唐末，上元县划至昇州，与今天镇江所辖区域基本接近。为方便论述，本文所称的润州区域范围主要是指除上元县以外的其他五县。
一、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
唐至五代时期，润州经济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生产在不断飞速向前发展。承接了六朝人民的辛勤开发，润州和苏、常、湖、杭等州共同成为南方农业生产的核心地区。
润州农业的发展，与六朝时期大量兴建的水利工程有关。如：南朝时已修建曲阿后湖（练湖），每年春夏雨水充沛时，湖边的农民就引水灌溉庄稼；丹阳县东北三十里的新丰塘，晋元帝时兴修，“成灌溉之利”(1)，农田大受其益；半属丹阳半属金坛的吴塘，方圆三十里，萧梁吴游兴造。大大小小众多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大量土地得到灌溉。《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引萧子良的话说：“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
唐朝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如金坛县东南的南、北谢塘，高祖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2)，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修，使两塘可灌溉千余顷水田。再如练湖本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宗永泰年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时，针对练湖被老百姓筑堤横截取湖地作农田，致使湖面日狭无法贮水的情况，采取措施将农田恢复为湖面，修建斗门，以通灌溉，使湖面扩大至周长为八十余里；句容县西的绛岩湖，可溉句容和上元九乡的水田，唐高宗麟德和代宗大历年间两次修筑，“收功济时，道甚明远，开田万顷，赡户九乡”(3)。进入五代，各级官员继续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如练湖，“兵乱之后，民残湖废……自此近湖人户耕湖为田，后来弓量，赋称租籍，农商失恃，渔樵失业，河渠失利，租庸失计”。南唐昇元年间，丹阳县令吕延祯对练湖进行全面疏浚整治，“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近万顷良田的功能重又发挥(4)。
水利建设为润州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强劲动力。唐人诗文中，有不少润州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记载。诗人张祜来到丹阳隐居，“四隅疏积潦，万顷控平田”。又说：“野食不妨菰作饭，园蔬何必稻为荠。”(5)刘长卿登上润州城楼向西瞭望，一望无际的稻田令他诗兴大发：“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蒋州。”(6)南唐诗人李中站在城楼上，也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7)。《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年间韦坚为水陆转运使，为迎合玄宗，将南方各州特产用二、三百艘小船运到广运潭，润州的特产主要是丝织品。此外，这些船中“皆有米”，说明南方各州都是优质稻谷的生产区，润州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浙西是唐代水稻的生产基地，“其范围北起润州、南达杭州，西止江宁的太湖流域”(8)。
除水稻外，润州的粮食作物还有粟和麦。南方虽不是粟的主要产区，但润州地区种植数量还是不少。《新唐书·地理志》润州土贡有黄粟，应是当地的特产。唐贞元中，常州录事参军李哲的家在丹阳县，曾收到一书信说：“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意谓润州市场上粟价较低，一船竹子可以交换一船粟米。这说明润州是种粟的，有许多人把它当成主粮(9)。润州也有不少麦的种植。唐代诗人张祜在丹阳写了不少诗歌，一再提到当地种植的麦作物，如：“殷勤东郭外，春麦又苗青”、“翟枝惊鸟噤，流麦分人咍。”(10)许浑说润州城南丁卯桥的夏天，“箪凉初熟麦”(11)。结合两位诗人的诗句，润州春天是麦苗青青，至初夏就能够收获，从作物种植时间上推测有可能和水稻成一年两季轮作。南唐诗人李中诗云：“极目青青陇麦齐，野塘波阔下凫鹥。”(12)说明至五代时润州是大面积种植麦类作物。
润州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陆龟蒙诗中说“新刈女桑肥”(13)，指的是丹阳县农村种桑的景象。许浑长期在丁卯桥生活，有众多种桑养蚕的诗句，如“绕屋遍桑麻，村南第一家”，“莺啼幼妇懒，蚕出小姑忙”(14)。润州南部茅山山区也是大量种桑养蚕：“帘前白艾惊春燕，篱上青桑待晚蚕。”(15)唐末五代，“（李）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见到“老幼十余人皆聚桑林中”(16)，说明农民种桑成林是随处可见，大力发展养蚕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特色。
润州地处长江南，有利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果树种植快速地发展起来。如李颀《送卢少府赴延陵》诗有“春江连橘柚”(17)，卢纶《送丹阳赵少府》诗有“偷橘爱芳香”句(18)。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润州地区橘子生产不仅仅只是农户宅前宅后庭院中的种植，而且已是有规模较大的果园出现，果树种植中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如韩翃《送元诜还江东》诗云：“客路随枫岸，人家扫橘林。”(19)既然称“橘林”，必然是成片种植的。这种大规模种植当然不只是为了家庭消费，而是为了将水果产品推向市场的。此外，如甘蔗、枇杷等也是常见的水果，张祜就说：“早尝甘蔗淡，生摘枇杷酸。”(20)五代时卢绛在润州得了重病，梦见一白衣妇人说“当食甘蔗即愈”，卢绛“喜而食之”(21)。
润州的湖泊、河道中，种植了大量的水生植物，如储光羲在金坛，见到“浦口回船惜芰荷”、“芰荷覆水船难进”(22)。杜牧曾说：“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23)润州虽不是茶叶的重要产地，但中唐以后在茅山地区已生产茶叶。齐己也说：“柳岸晴缘十里来，水边精舍绝尘埃。煮茶尝摘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24)一些寺庙的边上都种有茶叶。陆羽《茶经》将浙西茶叶分为四等，润州茶处于第四等，品质不是最高。
润州地区农民的家庭养殖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太平广记》卷439引《搜神记》，说西晋曲阿有人在“猪栏中见母猪”，说明润州地区的猪六朝以来都是圈养的。《至顺镇江志》卷4《畜》云：“金坛县子鹅肥美，特异他处，初生无百日即可食。罗隐《京口送杨子蒙东归诗》云：‘东吴逸客楼船后，抛掷子鹅离京口。’”《全唐诗》卷659罗隐另有《旅梦》诗云：“子鹅京口远，粳米会稽赊。”看来金坛县的子鹅闻名远近。可见，为了要供应城市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相当一部分农民已将养殖业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润州地区湖泊众多，有着发展渔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陆龟蒙《丹阳道中寄友生》描述说：“短蓑携稚去，孤艇载鱼归。”(25)农民划船满载鱼虾而归。由于水产品十分丰富，《新唐书》记载润州向朝廷的贡品有鲟鲊。《至顺镇江志》卷4谈到鲟鱼：“出扬子江中，大者长丈余，鼻端有脆骨……土人呼鲟黄鱼，作鲊，旧以充贡。”说明润州的鲟鱼名声在外。由于渔业生产的发达，润州许多市场都是以销售水产品作为地方特色，而且一些水产品还被输往江北，如练湖“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26)。
总括而言，润州的农副业生产与苏、常等州一样相当发达。唐人评价两浙农业时说：“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27)润州是浙西道的核心地区，粮食种植面广量大，对国家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其次润州的农田水利修建在当时有着较高的水平，一些农作物的种植已从平原向山地挺进，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再次，润州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多种经营的不断发展，标志着商品性农业已显示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
二、领先江南的手工业生产
唐至五代润州众多手工行业的生产技艺处于江南地区的领先地位，纺织、金银器制造等更是闻名全国。
1．品种繁多的丝织品
润州的纺织唐以前就名声在外。《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京口……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唐前期丝织业的水平令人惊讶。《唐六典》卷3记录的开元贡中，润州有方棋、水波绫两个品种；《元和郡县图志》卷25的开元贡润州有纹绫，开元赋有丝；《通典》卷6的天宝贡，润州有方丈绫十匹、水文绫十匹；《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折造贡有京口绫、衫段。我们对江南东道各州丝织品的品种进行统计，以州为单位，润州的数量是最多的，可初步推断润州是江东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南方丝织业的代表。
中唐以后润州丝织业继续向前发展，上贡的品种不断增加。《新唐书》卷41记录的润州长庆贡，丝织品的种类有衫罗、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等，润州成为引领浙西地区丝织业发展的代表。从产品看，润州主要生产绫、罗、绢、绵、纱、纩等。德宗兴元元年（784），镇海节度使韩滉向朝廷进献绫、罗四十担，可知这两种产品在润州是最丰富的(28)。李德裕在浙西时曾说：“至于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润州产绫、纱，所以他就能较容易献给朝廷。唐敬宗即位不久，诏浙西“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而李德裕认为“玄鹅、天马、椈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29)，因而拒绝造作。但从另一侧面看，润州是完全有能力造作这些技术要求很高的丝织物。诗人顾况给浙西观察使韩滉撰写行状时说：“今江南缣帛，胜于谯、宋。”(30)谯、宋的绢，开元时为太府寺赋列为第一等，这里顾况认为润州为代表的浙西道丝织品胜于谯、宋，他称赞浙西的丝质品有着上乘的质量。
唐末，润州还发明了织锦技术。天复二年（902），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时杭州城中有锦工二百多人在替钱氏织造，而这些锦工都是润州人，可以确定润州在战乱前已有数百人的织锦队伍，织锦业有相当规模。《全唐诗》卷757李询《赠织锦人》谈到昇、润地区的织锦业时说：“札札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织锦的花样是各式各样的。宋初《太平寰宇记》说五代时的润州仍有方纹绫、水波绫、罗、绵、绢等丝织种类，品种仍是十分繁多，显然保持了唐代的特色和技艺。
润州麻布纺织也有较高水准。《唐六典》卷20太府卿对“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进行了分等，润州上贡的火麻布是第一等，而且这种火麻布在《新唐书》的长庆贡中仍然出现，是润州的特色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2．高水准的矿冶铸造业
矿冶业和金银器制造业是润州较为重要的行业，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含量较高，并且显现出了生产的连续性。
唐至五代，探明的矿藏主要在润州句容县。《新唐书》卷41《地理志》记载，句容县出产铜、矾等矿。《元和郡县图志》说句容县北的铜冶山出产铜、铅。此外《景定建康志》卷42云句曲山出金，赤山出铜、铁，句容出铜器。唐前期，由于盗铸严重，恶钱泛滥，政府在润州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任命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第二年，在润州设立了铸钱监。《唐会要》卷89《泉货》云：“（开元）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浙江通志》卷87引洪遵《泉志》云：“会昌年，扬州节度使李绅于新钱背加‘昌’字以表年号而进之，有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越州以‘越’字在穿下，浙西以‘润’字在穿上。”整个唐朝，润州一直作为南方重要的铸钱地，应该说产铜量是很大的。五代南唐国，润州铜矿继续开采，铸钱也在继续。
作为唐至五代南方最为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润州金银器制造工艺的水准是首屈一指的，技术上的精细达到全国最高水平。
初唐时期，润州就有金银器制造。在镇江地区的唐墓中，发现了鎏金银梳背、双股银质钗、银质簪。银梳背上刻的凤、龟、莲荷等图案内容和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南方色彩，显示金银制品已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发展(31)。盛唐时期，润州金银器制造的精细风格成为产品的重要特征。1980年，在镇江丹徒丁卯桥附近出土了一批窖藏的唐代银铤。两年后，又发现了一大型银器窖藏，出土器物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以及盒、盆、托子、碟、盘960余件，重约55公斤。这批银器的纹饰，种类繁多，以缠枝花鸟为主，折枝花次之，团花极少(32)，“艺术风格强烈地表现出盛唐开始向晚唐过渡、承先启后的时代特征”(33)。
中唐后期，润州的金银器制造水准不断提高。敬宗即位后不久就下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20事，因为润州产品十分细巧，很合皇室胃口。时任润州刺史的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34)对李德裕来说，他并不担心浙西官府作坊造不出这类东西，也不觉得百姓负担太重，而是在为浙西不出金银，必须过江购买，在时间上来不及而焦虑。其时及稍后的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德裕亲自施舍金棺银椁，重瘗长干寺舍利。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基座发现了李德裕施舍的金银器，计有长干寺舍利金棺及小金棺、银椁和禅众寺舍利金棺、银椁等(35)。这些金银器应该说是中唐后期金银制造工艺最高水平的器物，代表了润州手工业发展的厚重实力。
敬宗以后，润州金银器制造继续呈兴旺态势。80年代后期，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唐懿宗时润州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是所有地宫容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它是浇铸而成，盆内外花纹相同，似透印而成。专家认为：“这种装饰尚不多见，精妙绝奇，堪称工艺之最上者”，“是我国迄今发现银器皿中最大而精美的珍品。”(36)盆底外壁刻有“浙西”两字，显然是由润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制作进奉的。
此外，润州还出产铜器。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辨》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然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这儿的润州铜器是官府制造的，自中唐直至南唐，生产时间较长，宋人评价较高。
3．较有特色的造船等手工业
润州地处江南运河和长江的交界处，水上航运十分发达，自然要求造船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各式用于交通运输的船只。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唐太宗颁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37)《通鉴》胡三省注中，润州是其中的一州。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润州的造船业更是快速的发展。建中年间，韩滉镇润州。李希烈作乱，韩滉“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38)。韩滉赶造出来的楼船是高三层的大型战舰，能够抵挡长江口和近海的波浪，体积比较庞大。唐懿宗咸通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认为应改变从江西到湖广的运粮路线，从海路运淮南、浙西米到安南比较方便。他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39)据此，唐末润州是造了一些海船的，载运量很大。
润州制酒业比较发达，酿酒技术较高，如丹阳县以出好酒而闻名。《嘉定镇江志》卷6引《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者，皆云后湖水所酿，故醇烈也。”后湖即练湖，好水出好酒，曲阿新丰酒从六朝起就已十分出名，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40)丹徒县也产名酒。《至顺镇江志》卷4云：“晋桓温云北府酒可饮，谢元度曾莅此镇，与亲旧书，称京口酒美可饮。《舆地志》：京口出酒，号曰京清，埒于曲阿。”京口酒至五代末年依旧在酿制。《清异录》卷下说：“张弥守镇江，一日会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夹生，副戎许鼐苍梧人，不谙北馔，甚嗜之。”由于制酒业欣欣向荣，引得政府官员对酒利垂涎三尺。李锜任浙西观察使，在政府实行榷曲的前提下，“更置官酤，两重纳榷，获利至厚”。李锜事败后，元和二年宪宗下制曰：“其润州……管内诸州如李锜作乱之后横加征剥，委元素审加勘责，具色目闻奏，其榷酒钱也宜处置闻奏。”(41)
润州还是重要的漆器制造生产地。《宝庆四明志》卷17云：“香山智度寺，县（慈溪）东三十五里。……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负漆器五百入寺，曰：‘汤和尚于浙西丐缘，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边随至矣。’”时浙西节度治所为润州，五百件漆器的生产地肯定是在润州地区了，质量得到僧人的认可，才会不怕麻烦将它们从数百里外运到海边的明州。
三、发展缓慢的商品经济
唐人认为润州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42)。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在润州聚集着一些实力较强的商贾，利用了润州交通上的便利，赚取巨额的利润。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43)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润州显然是一个商业都会。
润州城内设有商业经营的市。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44)。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并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唐代中期，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45)。润州市中开设了很多酒楼，杜牧说：“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46)润州紧逼长江，市中货物是通过船只来装卸的。《江表志》卷1描述说：“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从淮南过来的船只数量极多，交贸兴旺。唐末五代时，商品只能于市内交易的规则被打破，商品交换在市外已经出现。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47)。这些商摊显然不是在市中，而可能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区。
润州城内居住着众多人口。《全唐诗》卷697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谈到润州“十里旌旗十万兵”，意谓城中居住的士兵就达10万人，虽是虚指，但足以说明驻扎在润州的士兵众多。除了士兵，居住在润州城内普通百姓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润州天宝间总户数超过10万，假如我们猜测其中的10%至20%左右住在城内，那么润州城内有市民在10至15万左右。如果再加上停留在城内的富豪、官员、北方南来的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估计润州城内的总人数可能在20万左右。如此数量的人口，必然要求商业供应的极大丰富。
推动润州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城中出现了一个消费阶层。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润州城内不仅有上述这些人员，而且还聚集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人、文人学士以及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润州，过着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们人数相当多，又有经济实力，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48)这儿的“江南”实是指南唐国，润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刘邺父刘三复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49)，人就住在润州。杜牧谈到王璠镇浙西时，“京口繁要，游客所聚”(50)。说明润州是北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官员中有不少人特别喜欢润州，如南唐昭武军节度使刁彦能“乐其风土”，遂定居在京口(51)。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
润州各县商业是以县市为中心展开的。如句容县地处山区，“介万山中……仅与秦淮接，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而四周农民“趋日中之市者率仗车以任负”，只能用车辆装载了货物入市交易(52)。山区的商业虽然不太繁盛，但已使众多农民卷入商品市场中了。金坛县的商业呈熙熙攘攘的景象，“县郭舟人饮，津亭渔者歌”(53)，划着小船满载水产品进入市场。江南的县市一般是白天为市，但以早市最为热闹。有人早晨从丹阳县市回家：“早市归人语，昏亭醉客眠……夜出津头火，晴昏巷里烟。”(54)在市中吃饱喝足后满意而归。
县市外，在农村自发出现了一些农产品交换的集市，它们均不是政府公开批准设立的，但却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一般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丹徒县东南有新丰市。《江南通志》卷26《关津二》云：“新丰镇，县东南四十五里，与新丰塘相近。唐至德二年，赵侃等济江至新丰，大败永王璘，即此。……又唐人诗‘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非长安新丰也。”内中所引诗见于《全唐诗》卷331陈存《丹阳作》，知草市立于水陆交通便利处，市中有酒店的开设。
尽管润州商业发展有上述景象，但总体上说，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较迟缓，也许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重镇，润州的商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程度不够，商品的数量和市场的发育、城市的消费实力、农村市场的活跃与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是有一定差距的。
四、江南北部的交通枢纽
唐至五代，南方商业贸易发达，必然交通货运繁忙。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府》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交通运输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沟通和加强各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润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交通上担当起特别重要的角色。
润州位于隋唐江南运河北端入江口，北面长江，隔江与扬州相望。处在这样的重要水陆交通路线的节点上，润州作为两浙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润州向北可沿运河到达中原，向西沿长江南可达岭南、北可沿汉水进入中原，西可达剑南益州。
经过润州的水陆交通，纵横交错。如由润州渡江，经扬州、楚州、泗州，循运河可以到达汴州、洛阳和长安，与中原、关内相连。《元和郡县图志》卷25谈到从润州“西北至上都二千六百七十里，西北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里”。这条线路主要是通过山阳渎、淮水、汴渠到达中原地区，而在江南境内以江南运河作为连接，从而把江南和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条沟通南北漕运的主要线路，可以说是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时人曾赞叹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55)可见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这条运道直到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后才被彻底阻断。
随着南朝的灭亡和建康地位的下降，隋朝沟通江南河以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交通中心实际上移到了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设在润州就有着这个因素，因此江南北部地区向江南腹地的交通实际上是从润州向外辐射的。由润州向外的水陆交通线路有多条，如润州水路向西，可由长江到达昇州、宣州和江南西道；同时还有一条陆上驿路，和江并行。《全唐诗》卷492殷尧藩《旅行》（一作《金陵道中》）云：“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鹧鸪。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庐。”这条驿路两旁种树设堠，官马来往不断。
再如润州向东亦有水、陆路可至常州，随后到达苏、杭，或经常州到达湖州。元和四年（809），李翱自中原前往岭南，到达扬州后，渡过长江经润、常、苏、杭进入浙江，一直往南，“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56)。意谓运河中埭堰将水位调整得高下错落，行船十分方便。
从润州过江到扬州，必须依靠船只。润州的船只一般是从蒜山渡过江。《元和郡县图志》卷25云：“蒜山，在县西九里。”《嘉定镇江志》卷2《津渡》云：“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与瓜洲渡对岸……蒜山渡，今西津渡也。”政府为了保证渡口的通畅，要派兵守卫渡口。《丁卯集》卷下许浑有《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敬宗宝历二年（826），浙西节度使李德裕曾上奏曰：“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57)唐后期至五代，官方继续加强对渡口的管理。徐知诰守润州，马仁裕监蒜山渡，“首闻朱瑾之乱，驰入白之烈祖，即日度江定乱，以功迁左领军将军”(58)。
润州的交通沿线旁有系统的馆驿客舍制度，为来往的官私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促进了商业货运的发展。如在润州南三里有通吴驿（向吴亭），陆龟蒙《润州送人往长州》诗中有“秋来频上向吴亭”句(59)。润州城西江南河的入江处有京口驿，《全唐诗》卷138储光羲《京口送别王四谊》云：“江上枫林秋，江中秋水流。清晨惜分袂，秋日尚同舟。落潮洗鱼浦，倾荷枕驿楼。”丹阳县云阳桥南有云阳驿，《至顺镇江志》卷13说此驿“东临漕渠，南面市河”。金坛县南30里唐贞观中建有华阳馆，县治西50步武则天圣历年间建有延陵馆。句容县北六十里下蜀戍西靠长江边有竹里馆，而县东有青阳馆(60)。此外《景定建康志》卷16还说句容有昭华驿：“昭华驿，在句容县。开宝中焚圮。太平兴国二年移县街东。或云望仙驿是也。”开宝中此驿已建多时，很有可能设立于五代时期。
随着社会活动的频繁，润州的交通路线附近还出现了许多私人经办的供来往客人饮食住宿的场所，如逆旅、客舍、旅舍、店、候馆等。贞元中，萧洞玄自浙东前往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61)这个在常州和润州交界处运河边上的逆旅，处于社会的最基层，主要接待的是运河上来往的船夫客人。
不可否认，唐代的润州是江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它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江南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犹称列岳”(62)，所谓“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63)。因此润州在交通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之所以能设在润州，以及此后江南东道一分为二，润州成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润州交通地位重要性的认可。
五、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原因
润州交通货运业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繁盛的机遇。润州处于六朝以来政治的核心地带，农业开发较早，水利建设比较兴盛，耕地质量较高，因而随着唐五代农田水利建设的继续加强，粮食作物的种植就与附近的苏、常等州连成一片，成为南方粮食生产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唐以后南粮北运，“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64)，润州的粮食种植面广量大，无疑是北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其次，润州经济作物的种植较为普遍，许多农民种桑养蚕努力发展副业经济，养殖业和捕捞业都比较发展，润州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迹象已十分浓重，显示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
从手工业的角度上来看，润州在纺织业、金银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较有特色，工艺水平较高，产品得到人们的喜爱。手工业的发展从时间上和技术上看，不但唐前期就有相当高的水准，而且技术含量领先于南方其他地区，是南方手工业发展的代表。如润州的金银器制造盛唐时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制造工艺炉火纯青，在整个江南处于领跑地位。
润州的商业虽然不如苏、杭等州表现出色，但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增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渐显繁盛，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大量剩余农产品被运进了市场，加上城市消费阶层队伍在中唐以后的突然庞大，城市消费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城市居民和市场的联系程度趋于紧密。不可否认，由于润州交通货运业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繁盛的机遇。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唐后期至五代之际，润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却渐渐地被分割，向南进入岭南、福建和向东与海外交通的中心移到了杭州，沿长江西进和向北通中原的作用随着金陵的崛起又为金陵所取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盛中唐以后又被苏州抢去了风头。换言之，润州江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转移到了苏、杭和金陵地区。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润州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较高的水平，城市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为什么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却是这样的脆弱？
《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从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中“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来看，固不是虚语。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杭州在浙西本是第二等的城市，但钱氏建国后，杭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升，所以这时的杭州成为第一等的中心城市了。昇州“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准泗”(65)，历来交通十分方便，自南唐定都金陵后，“贾客来帆宿岸阴”(66)，金陵作为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快速形成。我们认为，润州中心地位转移到苏杭和金陵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与唐末五代的政治、军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末吴越和吴、南唐地方政权互相割据一方形势的出现，使杭州和金陵作为两个重要的地方政治中心的地位确立起来，润州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有了较大的下降，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大受影响。其次我们认为润州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转移，还可以从经济因素上加以考虑。
笔者认为润州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丢失与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是紧密相关的。
其一，过度依赖交通货运的单一经济模式是润州失去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主要原因。唐代前期，润州的交通中枢地位相当突出，粮食漕运十分繁忙。如玄宗时裴耀卿改革漕运，三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裴氏上疏中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67)江南这么多粮食主要就是从江南运河的沿岸装船，经过润州再过江到扬州的。裴耀卿又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予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68)他将南方用江南、江东、吴三个概念轮番使用，足以说明这些粮食主要是浙东和浙西地区生产的，都是经过润州运到北方的。当时船只一般是从润州西的蒜山渡过江，江面停泊着大量的船只。又《景定建康志》卷19云：“下蜀港，在城东北一百里，句容县北六十里。唐世置盐铁转运使在扬州……于江南岸置仓转般。今下蜀镇北有仓城基并盐仓遗址尚存，后有河入大江，里俗呼曰官港，即古漕河也。”中唐以后，除运输粮食外，盐铁茶叶等转运也是经润州过江。为方便运输，政府必然在江边比较安全的地方设置仓库、码头。我们从上面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到，润州是南方大宗经济产品过江的一个重要关口，它必然使当地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物力和人力卷入其中，并且有力地推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然而，润州的交通货运业却是一种依赖型的模式，它必须仰仗扬州及扬州以北运河的畅通，仰仗北方中原地区社会不出现大的动乱。唐穆宗长庆年间，窦易直为浙西观察使，“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69)。前面交通要道稍有不畅，货物就全部积聚在润州。也就是说，如果北方物资需要量减少，或者有人切断交通要道线，润州的货运就失去了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唐代后期，藩镇动乱不断，漕运线不时被切断，润州运输促经济的发展模式就受到了影响。唐末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北上的线路完全阻断，润州的影响首当其冲。这之后，金陵的地位就开始上升，并且很快取代了润州。
第二，城市消费人口数量的有限，制约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现新的经济因素。尽管我们估计润州城内有人口20万左右，但由于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市中驻军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与商品市场并没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从许浑的《蒜山津观发军》诗，知渡口是浙西兵的重要驻扎地。有人对韩滉为浙西观察使时的军事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润州不仅有镇海军的牙军，还有浙西道三个外镇军之一的丹阳军，浙西道的总兵力在三万以上(70)。相比较苏、杭和金陵来说，润州城内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生活的人口要少得多。如苏、杭和金陵，城市人口总数量超过润州，而且这些人中往往有许多是官员（离职、退休、官员家属等）、贵族富豪、文人士子、城市手工业者、城市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等等，相反，润州这样的人虽也有，但总体感觉还是少了很多。
中唐以后，北人大量南迁。李白曾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71)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十分广泛，润州是移民进入南方的一个落脚点，所以有大量的北方人来到润州。不过我们发现许多北方人到润州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而是分散到了润州下属各县，这与许多人到了苏、杭在城内住下来有较大的不同。据现存史料，我们收集到了一些北人南来的例子，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后是到了润州的各县。更有一些人在润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向南搬迁，进入其他州境内。如明万历《黄岩县志》卷6记载，项斯家是在唐后期从润州丹徒县迁往台州黄岩县的。
第三，部分手工业的发展虽然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但这些手工业产品还无法有效地流通进商品市场，或者说带来繁盛的消费，有效地推动商品经济的兴旺。润州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纺织、金银器制造和造船业，但润州出名的纺织品在当时更多地是作为赋调上交给政府，至于本地市场上有多少丝织品和火麻布产品，恐怕是不容乐观的。润州具有很高的金银器制造水平，产品技术含量很高，但这毕竟是高级的奢侈品，大多是由官府作坊生产，产品数量有限，消费者稀少，对商品市场繁荣的作用比较有限。我们认为，润州手工业生产中大众商品生产的水平处于一般水平，手工业由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紧密度还不够，因此润州并没有出现金陵和苏、杭那样的商品经济的兴旺局面。
总体而言，润州在经济上发挥出的巨大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商业经济的影响力不够，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是十分勉强的。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实际上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随着唐末政局的混乱和运河的被切断，润州江南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让位给了苏州，交通中心的地位也让位给金陵这一重新兴起的大城市。
（本文与陈巧凤合作，原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本次收录时恢复了发表时由于版面因素删削的部分内容）
【注释】
(1)《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
(2)《新唐书》卷31《地理志五》。
(3)《全唐文》卷445樊绚《绛岩湖记》。
(4)参见吕延祯《复练塘奏状》，载《全唐文》卷871。关于润州水利建设的详细内容，可参张剑光、邹国慰：《唐五代环太湖地区的水利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张祜：《丹阳新居四十韵》、《丹阳闲居寄郑明府如苑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外编》第二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8页。
(6)《全唐诗》卷151刘长卿《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
(7)《全唐诗》卷748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
(8)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9)《太平广记》卷363引《通幽记》“李哲”条。
(10)张祜：《闲居五首》之三，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外编》第二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4页。
(11)《全唐书》卷529许浑《闲居孟夏即事》。
(12)《全唐诗》卷784李中《村行》。
(13)《唐甫里先生文集》卷4《丹阳道中寄友生》。
(14)方干：《丁卯集》卷下《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二首》，四部丛刊本。
(15)《全唐诗》卷526杜牧《秋晚怀茅山石涵村舍》。
(16)《稽神录》卷1《李诚》。
(17)《全唐诗》卷134。
(18)《全唐诗》卷276。
(19)《全唐诗》卷244。
(20)张祜：《江南杂题三十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外编》第二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1页。
(21)《江南野史》卷10《卢绛传》。
(22)《全唐诗》卷139储光羲《同武平一员外游湖五道时武贬金坛令》。
(23)《全唐诗》卷526杜牧《秋晚怀茅山石涵村舍》。
(24)《全唐诗》卷847齐己《与节供奉大德游京口寺留题》。
(25)《全唐诗》卷623。
(26)《全唐文》卷314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湖颂》。
(27)《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28)《资治通鉴》卷231唐德宗兴元元年五月条。
(29)《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30)《文苑英华》卷973顾况《赠太傅韩公行状》。
(31)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唐墓》，《考古》1985年第2期。
(32)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33)陆九皋、刘建国：《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试析》，《文物》1982年第11期。
(34)《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35)秦浩：《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36)石兴邦：《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法门寺文化研究—考古卷》，法门寺博物馆1983年版。
(37)《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八月条。
(38)《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39)《册府元龟》卷498《邦计部·漕运》。
(40)《李白集校注》卷10。
(41)《册府元龟》卷491《邦计部·蠲复三》。
(42)《文苑英华》卷408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
(43)《刘禹锡集》卷28《重送浙西李相公》。
(44)陆游：《南唐书》卷9《卢文进传》。
(45)《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署四》。
(46)《樊川文集》卷3《润州》。
(47)《景定建康志》卷14《五代润州刺守》。
(48)董逌：《广川书跋》卷10《李后主蚌帖》。
(49)《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置四》。
(50)《嘉定镇江志》卷15《巡官》。
(51)佚名：《京口耆旧传》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程文：《弘治句容县志》卷9《县治碑刻》引张榘《砌街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
(53)《全唐诗》卷134李颀《送刘主簿归金坛》。
(54)张祜：《丹阳新居四十韵》，《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补逸》卷11，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8页。
(55)《全唐诗》卷508李敬芳《汴河直进船》。
(56)《李文公集》卷18《来南录》。
(57)《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58)《十国春秋》卷21《马仁裕传》。
(59)《全唐诗》卷624。
(60)关于竹里馆，《文苑英华》卷298卢象《竹里馆》云：“回首金陵岸，依依向北风。”青阳馆，《全唐诗》卷206李嘉祐《句容县东青阳馆作》说：“夕照留山馆，秋光落草田。”
(61)《太平广记》卷44引《河东记》“萧洞玄”条。
(6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垂拱052（无志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3)欧阳忞：《舆地纪胜》卷7《镇江府》引李德裕《游北固》。
(64)《权载之文集》卷47《论江淮水灾疏》。
(65)《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
(66)《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
(67)《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68)《全唐文》卷297裴耀卿《清缘河置仓纳运疏》。
(69)《旧唐书》卷167《窦易直传》。
(70)李碧妍：《唐镇海军研究》，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4～55页。
(71)《李白集校注》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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