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中国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滋养、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考古学发现，中国农耕文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肇始。兴起于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共同体——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基本实现了从渔猎向农耕的过渡。时代相当的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也显出中国先民辛苦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关于传说时代即有“以农立国”的记载，《尚书•无逸》有对统治者当“先知稼穑之艰难”的劝诫，《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诗经》也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动描述。

战国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尚农”，并以此为本，“重农抑商”，“务本”以“安邦”，“重本”“抑末”，成为“理国之道”。农业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国固邦宁的根本，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立足点，文化生长发育的根本。因此，中国文化的荣光和恒久、局限和弱点，都与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人口中居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中国农业文明发端于土质细腻疏松的黄河中下游，并使之成为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以及在汉魏以后的数百年战乱压迫下中原农耕男女的向南迁徙，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江南地区。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城市漕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湖广熟，天下足”、“苏杭熟，天下足”等谚语反映了经济重心南移的事实。南北运河的开掘，为的是以新兴的东南农业经济支撑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历史社会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自唐代以后，中国农耕区不断扩大，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渐次发展到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和西南高原。

就在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西北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廓常处耕田之业”^[3]。草枯水乏之际他们南下劫掠，来如飚风，去若收电。一旦出现有号召力的部落领袖，便会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征服战争。“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入主中原，建立起游牧区与农耕区混一的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便是煌煌巨者。

秦汉以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扰，中原历代王朝无不竭尽全力加以抵御。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古时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处于守势，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功强盛的游牧人取攻势。因此，华夏农人历尽千辛万苦前赴后继，修筑万里长城以抵御游牧人，护围自己优裕富足的农耕家园。同时，两者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为中介，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游牧民族因喜武善战、流动生活而成为异域文化的传播者，中原人向他们学习骑射，学习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另一方面，游牧人从农耕族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惯，以征服者姿态入主中原，却最终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出现农耕化的倾向。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固土重迁的习性使华夏——汉族在几千年间养育出保守性和受容性极强的文化心态。附着于小片土地周而复始的精耕细作，窒息了创新意识和开拓欲望的产生，发展了保守性；由于安居一地，甚少迁徙，只得在故土安之若素地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故而发展了受容性。这种受容性，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宽厚与兼容并包精神，如对世界几大宗教的包容，形成了中国人散漫、宽容的宗教文化意识。但这种包容是以执著自身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中国人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却不许“以人化我”的心态。因此，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没有造成双向性优化组合，而只促成了单向性的吸纳和同化外来文化，使之形成更加完备和自足的本位农耕文化。

二、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中国数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农耕经济体制的不断调节，呈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春秋以前，是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大的段落，其特点一是土地国有（“官有”、“王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国家为实施对土地的管理和贡赋的收取，在地官司徒之下设有载师、闻师、县师、遗人、均人等职官。其二是“田里不鬻”，^[5]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相接授。即使贵族，在封地之外另求土地以传子孙也不可能。三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作为主。殷墟甲骨文和《诗经》一些篇章中都有集体劳动场面的反映。到西周后期，“公田”、“私田”分野出现，劳动者要先耕“公田”，后耕“私田”。孟子把这种集体耕作的田制称为“井田制”，并加以理想化追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6]

东周以后，中国农业自然经济进入发展的第二个大的段落。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土地国有化形态“井田制”开始瓦解，诸侯贵族争夺土地、农人的战争日益频繁，“争城以战，杀人盈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7]秦一统天下变“公天下”为“私天下”的同时，“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在土地所有制上变“公田”为“私田”。秦汉以降至明清，中国自然经济形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土地国有、私有并存，私有渐居主位。秦至明清，各朝各代始终保留着国有土地，如屯田、营田、学田、官庄、皇庄、没入田、旗地等等，但私有倾向居主导地位。如曹魏时期大规模屯田，魏晋之际的豪强世族狂占田产，晋初的“占田制”，北魏至唐中叶的“均田制”等等，都是在国家干预下趋向土地私有。第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春秋时已有“爰田”现象，爰即易、换。从秦汉至明清，土地买卖的频繁程度日益加剧，宋代田产于“转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言，有钱则买，无钱则卖”^[8]，明清更有“千年田，八百主” ^[9]的谣谚。第三，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占主导地位。秦汉以后，中国农业就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10]的小家庭耕作制为主。一个家庭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织”，“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11]这种男耕女织、以织助耕、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拥有完备的自发调节功能，对商品经济有着强劲的抗御力，显示出无以匹敌的坚韧和稳固。这既是中国人自古标榜“耕读传家”的内核所在，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后发展缓慢的真正缘由。

中国文化的辉煌灿烂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充分发育的基础上的。16世纪前后，中国的农耕经济和农耕文化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值得自豪。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勤劳聪明的中华先民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富有东方色彩的农业科学，其中尤以精巧农具、培育良种、多种经营、集约耕作和充分利用自然力而著称于世。铁犁的使用，耕作复种技术的推广，远远早于欧洲各国。蚕桑和茶叶的发展，曾令世界钦羡不已。

中国的手工业也曾长期领先世界。发达的造船业，使中国人最早开辟了亚非两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冶炼业的久盛不衰，为中国农具的改进和货币的流通创立了坚实的基础。炼丹术等化学知识的积累和不断丰富，使古代中国在瓷器、漆器、酿酒、染色、兵刃、食品等方面的创造技术也相应取得突出成就。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被称为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明的伟大科技成果。

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也曾令西欧中世纪难望其项背。货币的大量使用，与西欧中世纪货币“几乎没有地位”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纸钞的使用，是中国对于世界货币发展史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