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

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_牛化东将军事迹

王儒林 [1]

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现在，每当回忆起那段斗争经历，都使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一、举事前的准备工作

1930年夏天，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部第八旅(旅长谷连舫)的十五团团长王子元、副团长张东皎(共产党员)和第九旅旅长石英秀(字子俊)进驻甘肃靖远县。两部都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十五团在李岗堡成立了学兵队，队长张东皎、副队长高岗，司务长李树林。学兵队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主要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向明、李培青等，为以后发动兵暴做了准备。(www.guayunfan.com)是年年底，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靖远由马鸿宾的一O五旅(旅长冶成章)接防，驻兰州的(原冯玉祥暂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将石、王两部调驻定西，后因石、王两人不合，1931年春天，雷又将王子元调到兰州，任工兵营营长。“雷马事变”(即1931年8月，马鸿宾在兰州被雷中田扣押)后，雷又任王子元为第三路游击司令，毛仁义为副司令，张东皎任第一大队队长；张国威任大队副，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吕振华，第二中队队长牛化东，第三中队队长沈毅民，我任游击大队队长。

1931年冬，陕军孙蔚如入甘击溃雷中田。王子元部被改编为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王子元任旅长，张东皎为副旅长，孙蔚如派姚绍芳、孙作宾(中共党员)、靖任秋到靖远点编，姚绍芳和孙作宾被留在王子元部任职，姚任参谋长，孙任参谋主任。李罕言为副官主任，王寅生为军需主任，窦子章为驻兰办事处主任，我兼军法主任。这个旅下辖三个团，一个直属骑兵营，一个特务连。一团团长毛仁义，其下一营营长吕振华，二营营长王治邦，三营缺；二团团长牛化东，其下一营营长王儒林，二营营长沈毅民；三团团长杨梓林，其下一营营长周维邦，二营营长万继承，三营营长王海珊(王本人未到职，只派一连人归万继承营)。骑兵营营长王新民；特务连连长杜鸿范；教导队队长是苏醒民。这个旅人数不多，编成旅的目的主要是向孙蔚如多要些武器装备。旅中有中共地下组织团委(原是军委，石、王分开后改为团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张东皎任书记,下设三个支部：一个是军官支部，李罕言任支部书记，孙作宾任支部成员；一个是士兵支部，石子健任书记；再一个是教导队支部，苏醒民任书记。焦维炽到靖远后任团委书记。

1932年4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和焦维炽同志到了靖远。张东皎同志让我给他们安排一个“僻静”的地方食宿，我就把他们安排在李发荣家。张东皎向我介绍时说谢子长是“冬阳”同志，焦维炽是“赵仪三”同志。晚上，冬、赵两人召集张东皎、吕振华、苏醒民、张秀山、高尊德、石子健等同志开了个会，谢子长在会上传达了党让发动兵变的指示。会议最后决定：在靖远发动兵变，除地方民团组成的第三团外，将靖远的部队全部拉到陕北去，以壮大革命力量。会上提及我和张国威，说我俩虽是靖远人，但都是共产党员，也跟队伍行动。

另外，陕西省委曾派王兆庆(神木县人，是工程兵部顾问王兆祥之兄)先到靖远专门了解这支部队的情况。谢、焦到靖远后，遂派王兆庆去海原发动兵变，因营长沈毅民(中共党员)蜕变反动，兵变未搞成，王即回陕北去了。

由于谢子长同志这次到靖远没有去见王子元(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把兄弟)，王非常不高兴，再加上杜相庭(王子元的原参谋长)挑拨说：“子长来靖远，见东皎不见你，你要小心，谨防东皎把你‘吃掉’！”王更加恼火，一怒之下，扣押了张东皎和我，并缴了我营的枪、马和军法处执法队的枪支。事发后，部队中的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疏通、营救，几经周折，王才以“张东皎离开靖远”为条件，释放了张，张随后去了兰州。我先后被软禁在杨梓林的团部和商号里，后经孙作宾帮助，我才离开商号出了城。

二、靖远兵暴

我和张东皎被扣押，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谢子长和焦维炽立即召集有吕振华、张秀山、石子健、高尊德、苏醒民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认为形势陡变，决定提前兵变，能拉出多少就拉出多少。第二天，吕振华带东门一连人(连长曹斌奎)、张秀山带城内一连人(连长徐子猷，张为该连排长)出走。本来约定谢子长、焦维炽等先在东门外一个店中等候队伍出城后一同出走，但吕振华将队伍集合好，不见张秀山到来，怕出问题，只好带着队伍先行出发。半小时后，张秀山到了东门，知吕振华已走，遂带着队伍后追，两部分队伍均循山旁小路进了杨梢儿沟，最后在打拉池会合了。因谢子长等没等队伍，遂向东湾而去，所以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吕振华与张秀山会合后，即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　(第四支队)。因谢子长未到，吕振华代总指挥，曹斌奎为第一大队队长，张秀山为第二大队队长，苏醒民为学兵队队长(后学兵队改为直属队)。 就在举行兵变后的第二天，王子元即派周维邦营和王治邦(王子元的侄儿)营随后追至打拉池附近的狼山台子和崛嗅山附近，吕、张部均被打散，张被俘。王子元要杀张，后经王寅生，特别是孙作宾同志利用张曾在定西救过王子元的关系，说服王放了张秀山，张离靖远后去了延安。这次吕、张兵变未成功，党决定重新组织工农武装，脱离王子元的控制，独立行动。于是焦维炽回陕西向省委汇报，谢子长去了兰州。

三、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张东皎离开靖远后，在兰州见到了谢子长和杜润滋。以后我又到了兰州，经新文石印馆刘玉润、苏意如两人介绍住进了闵家桥的一个歇了业的烟房，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清静。张东皎、谢子长、杜润滋也先后住到这里，我们又继续商议举旗起义之事。有一天，谢子长从外边回来，杜润滋问：“见了吗?”谢说:“见着了，在小西湖见的，他还给了一支枪。”谢就打衣襟里拿出了一支崭新的二号自来得手枪，我当时不知道他见着什么人了，后来才知道是邓宝珊。

这期间，适逢王子元派新兵连连长杜鸿范到兰州领军装，他是跟孙蔚如到甘后在王部当上连长的，在孙蔚如部队中熟人朋友较多，交游颇广。我们和杜见面后，东皎把举旗起义建军之意图告诉了杜，他极表赞同，并愿共同举事。

会面后，杜鸿范办理领军装的手续，其他的分头联络人。4月底，杜领到2700套军衣、2万发子弹、八九十支步枪。为什么孙蔚如会给王子元发这么多服装枪弹呢？这还得从孙蔚如入甘说起。

当时，雷中田部第四师师长高振邦有两个营被打散后，一个营在营长薛宝山率领下，将其残部数十人带到皋兰北山拱巴川一带，另一营长王宗仁(靖远人)也带领数十人到了靖远平滩堡。孙蔚如得知后，命令王子元去平滩堡解决王宗仁，王遂派兵将王宗仁包围在堡子里，但夜间王宗仁突围跑了，王的部队就进了堡子。谁知孙蔚如又派兵到平滩堡包围了堡子，缴了王部的枪，还打死了大队长陈泽堂。王得知此情况后，极为恼火，质问孙蔚如，孙说是“误会”，并说：“缴了你的枪，以后给你还。”所以，这次发的东西就多些。此外，我们还从别的地方搞了十多支手枪。

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雇了一只皮筏子，于当天黄昏，由杜鸿范负责，把军装、枪支弹药都装上了筏子。第二天一早，我和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邬逸民、吴景鳌、王世昌、姜耀及所联系的几十名青年上了筏子，顺黄河而下。到了河口上岸后，又雇了骡马，把东西驮运到来家堡。

经过这一段的紧张筹备，举旗起义的时机基本成熟，我们在来家堡宣布武装起义，杜润滋和我讲了话，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并向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发了枪支弹药，不能携带的东西就掩藏在一个窑洞里。次日，队伍从靖远黄沙湾渡河开进了水泉堡。张东皎随即通知靖远城的张国威，让他们迅速到水泉堡会合。

1932年5月30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了，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插在了水泉堡。当时这支队伍只有100多人，总指挥是谢子长(化名是张为民)，政委是焦维炽(因去陕西汇报工作由谢暂代)，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邬逸民。第一支队司令杜鸿范，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我是第三支队司令。大队长姜耀，副大队长朱子休。吴景鳌、王世昌是经济委员。

起义后，我们即派人到定西找吕振华，去海原通知杨林、高昆山等组织兵变，同时去北湾、糜子滩、石门川、大庙等地发动农民来参加游击队。

四、水泉堡初战

当杜鸿范在兰州领去军用物资后，孙蔚如即电告王子元去接应，但久不见音讯，孙又在电话中问王子元：“你知道吗?他们在北山插红旗了。”王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只好搪塞说：“略有所闻，已派部队收拾去了。”随后，王即派第三团一营营长周维邦为总指挥，骑兵营营副梁占胜为副指挥，率队到水泉堡攻打工农红军。

水泉起事第三天(六月二日)，我们得知了周营进犯的消息，随即根据形势做了相应的部署，谢子长对同志们说：“红军是打出来的，他们来了我们就打。敌人自命有神枪手，我们有的是革命的赤胆忠心。”决定由张东皎、杜鸿范率队伍在前线抵抗，我据尖山东面防敌后袭，谢子长、杜润滋、邬逸民等守卫堡子。

敌人一上来就拼命攻打堡子，战斗很激烈。打了半天，我伏兵冲出山口，绕到敌后猛击，周维邦被打死，梁占胜被打伤，敌军顿时溃乱。我军立即追击，张东皎老远看见旧部张丙辰(原是张的随从)，就站起来喊：“张丙辰，我在这里，你们快过来……”不幸中枪挂了彩，混乱中被敌人所俘。敌人威逼东皎写信把红军叫过来，东皎同志严词拒绝，当场被敌人用刀杀害，壮烈牺牲(东皎同志的遗体后由群众张守联、李应琪等人掩埋)。战斗中，杜鸿范手上负了伤。战斗延续到黄昏，子长同志决定撤退，这 时，敌人也撤回了靖远。

水泉一战，除东皎牺牲，鸿范负伤外，部队其他人无伤亡。当晚，部队经四沟门到雪山寺，我带的六七个人也经大红沟到了雪山寺，休整了一天。八日(旧历端午)到了白茨林，这是周维邦家的寨子，他家有猪有羊有米面，我们就在这个寨子里过了个端午节。队伍到了兴仁堡，休息了几天，计划去海原。经过谢子长、杜润滋做思想工作，兴仁堡的刘安国表示愿意带队伍参加游击队，并约定游击队先走，刘随后派其子刘进忠带队去海原。队伍到了园子河时，谢子长给海原的同志写信说:“我们来攻海原，望你们做内应。”信末盖了“子长”名章，这时我方知原先的“冬阳”、“张为民”就是谢子长同志。后海原的同志说：“你们不用攻城，我们出来。”因此，游击队才没去海原。

而后，谢子长因离开西安较久，急欲回去，杜鸿范需要养伤，我们遂派常焕章同志护送他们离队，同时，也送吴景鳌、邬逸民同志去了兰州。游击队同时进行了整编：一、二支队并入第三支队，我任司令，杜润滋任政委兼参谋长，姜耀为大队长。游击队离开园子河，经会宁、靖远交界处西上到了宋家河畔，在休整的同时，计划下一步行动。

五、水泉堡二次战斗

游击队在宋家河畔休整后，即经会宁、榆中边境到平滩堡，由平滩堡渡过黄河绕道北山到南山尾。之后，杜润滋带大部分人复回到水泉堡，我带少部分人夜至糜子滩，派人潜入县城了解敌情。

时王子元受命调防海原，城内只留下很少人等待交防，孙蔚如派其特务营营长王云山(人称“王平儿”)的接防部队尚未到达。面对这座空城，我本想带人进去收拾他们。孙作宾知道我有进城的意图，及时派人送信给我，说王云山马上就到，进城要吃亏的!我打消了这一念头，遂由糜子滩到三角城过河，经陡城，旱平川到了水泉堡。

游击队二次到水泉堡，受到贫苦群众的热情欢迎，不少人还参加了游击队。旱沟的杨汝霖、糜子滩的杨培成、红柳泉的郭映珠、石门川的高步青、张宝卿等都带着人和枪来参加了，几天时间就达200多人。我带的第三车队除原有姜耀的第一大队外，又增加了杨培成的第二大队和郭映珠的第三大队。王子元调防时，孙作宾同志抛却旅参谋主任的官衔来到水泉堡，加上宁夏中宁县的李子和、中卫县的孙绍堂、梁光华等也带着人马到了水泉堡，他们被编入第四支队，孙作宾为司令，下辖三个大队，李子和为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队长，孙绍堂、杨汝霖分别为第二、第三大队队长。全军合计有五六百人，声威大震。

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我们组织战士中的铁匠打造大刀、长矛和斧头。王子元部队的修枪工匠也来到水泉堡修理枪支，我们又派杨盛亭、高占林分别奉兴仁堡和拱巴山，通知刘安国、薛宝山的人马到水泉堡集中。

在水泉堡建军、扩军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唤起民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教育群众懂得“穷人要翻身,就要掌握刀把子”、“要过好日子,就得斗争”的革命道理。水泉堡这个一直冷清的村镇,一下子活跃热闹起来，许多商贩赶来水泉堡做生意。

约6月底，驻靖远的王云山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要我们接受收编。孙作宾同志洞察敌人的骗局，指出决不能上当，同意收编就会把队伍搞垮。我们商定了缓兵之计,派张宝卿进城跟他们周旋,并提出收编条件是:游击队不进城,要另指定地点给我们驻扎。王见此计不成，便倾巢出动进击水泉堡。当他们从县城出发时，水手詹学信(我当营长时的一个排长)深夜派人到水泉堡报了信。

王营一到，就以两个连的兵力向墩墩梁方向猛扑过来，一个机枪连占领了旧堡子梁，封锁了游击队的后路。但游击队以逸待劳，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敌人伤亡惨重。天黑后，他们悄悄摸到堡子墙下，想爬上堡子，游击队便用早已备好的滚石打击敌人，使之无法得逞。为了拔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们抽出三十多名战士，由刘汝华、万夫长率领，准备一半人用枪，一半人用刀在子夜时进行袭击。正要行动时，天气骤变，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借着闪电，我们清楚地看见敌人龟缩在战壕里，于是，立即改变计划，趁雷电暂停之际，迅速撤离堡子突围北上，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转移了。

第二天清晨，敌人继续向堡子进攻，可是听不到还击。群众嘲弄他们说：“那是个空堡子，你们打个啥呢!”但敌人望着堡子上的红旗，还是不敢进去，硬是强迫一个老百姓上堡子去看。在空堡子的炕角里，找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杨波(定西人，1930年在兰州给我当勤务兵，听说我在水泉堡，跑来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撤退时，他一直睡着没醒。老乡问：“游击队呢?”杨波说：“晚上他们商量突围出去攻打靖远县城。”老乡告诉了敌军。群众也纷纷说，他们攻靖远城去了。王云山立即着了慌，掉过头来就朝靖远城狂奔。声东击西之计，吓跑了“王平儿”。

那晚，我们撤出堡子山，经四沟门到陈沟吃了一顿羊肉饭。稍休息后，经轱辘梁到石门川。

石门川是我在王子元部当游击大队长时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关系甚好，游击队得以安然地休息了五六天。我在石门川等候大庙的张雨村，五佛寺的马子杰和他们所联络的人，并安排在高步青的堡子里造枪。游击队由孙作宾、杜润滋带领再去水泉堡。到了水泉，小杨波还在，他坚持要求归队，作宾见他太小，劝他回家，说跟游击队要跑路、打仗。他说:“我能跑路，不怕打仗。”最终还是归了队。游击队在水泉堡召开了群众大会，万良才在会上代表群众讲了话。

游击队从黄沙湾过黄河，到北山扎巴子岗时，与宁夏马鸿宾部驻一条山骑兵冶成章部遭遇。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游击队伤亡很大。被包围的人，虽经大队长杨培成率刘汝华、万夫长、杨雄尧、陈仓等奋勇堵击接应出了一些，可是敌人将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贵仁(外号王金牙)等杀害了，并在一条山悬首示众。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作宾、杜润滋果断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之后，孙、杜去了兰州，并派郝新亚同志到石门川将北山失利的情况告诉我，让我暂去宁夏。

六、走宁夏，返兰州

1932年8月，我与郝新亚雇了一头毛驴经香山到了中卫，碰到一个去靖远的筏子手，坐他的筏子去银川。水手到城里吃饭，我和郝在南关旅社吃西瓜等他，那水手刚买好饭，偶然听到旁边两个当兵的说：“王儒林在南关吃西瓜，我们告官去，抓了有赏。”水手连饭也没顾上吃，急忙跑来告诉我们，我们即刻离开旅社到莫家楼吃了饭，晚间又乘筏子出发了。

到了宁夏城，我借洗澡之机一方面歇息一下，一方面给蒙回学校的康秀峰(武山人，是我1928年在兰州国民第三军官教导团政训班的同学)联系，康接到电话后随即和我见面。康说：“魏协寅(甘谷人，也是同学)现在省政府军法处工作。”饭后我们去找他，魏对我们也很热情，知道我们还没住所，就留我们住在他那里。郝新亚把我送到了宁夏，逗留了两天，就回兰州找孙作宾去了。

在宁夏我化名王农生，经康秀峰介绍，结识了蒙回学校校长史良若。史是宁夏警察厅的一个科长(校长是兼职)，康请史帮忙给我在乡下找个地方住。第二天，史让其弟史悟亭和康秀峰把我领到离城十多里的王文举老先生家。王老先生五十多岁，淳厚朴实，念过书，历史掌故知道得不少，家里生活并不宽裕，我给了他银币20元做生活费。稍后，史悟亭也来同住，史谈吐率直，性格豪爽。我有一本苏联小说《革命之虎》，是描写一些革命者艰苦奋斗的故事，有的受尽困苦磨难，有的被关进牢狱，有的壮烈牺牲。史对这本小说很感兴趣，并从中汲取了革命思想。有一次他对我说:“一个革命者在刑场上被杀头，是件痛快的事。”针对他的思想，我适时地给他讲革命道理，他挺乐意听，日子一长，他也表示愿意参加实际斗争。

一天，康秀峰拿来孙作宾发来的电报，要我返回兰州，我立即跟史悟亭辞别了王老先生来到银川城。史良若同意史悟亭跟我去兰州，康秀峰也辞去了教员职务与我们同行。我托在电台工作的一位亲戚梁生渭复电孙作宾(孙发来的电报就是他转给我的），我问梁，电报能否发到?他很有把握地说，有多少我都能发出，你尽管放心，做去兰州的准备。这时碰见吕明成，他听说我回兰州，也要同去。我们四人雇了杨掌柜到兰州运货的骆驼，夜里走沙窝、过草地，白天休息，几天后到了营盘水。

要过一条山时，我怕受到盘查，就让康秀峰、史悟亭骑骆驼走了，我和吕明成连夜顺洞青沟走五佛寺。路过一所小学校(校长是吕志义的堂兄，我早认识)，我们喝水休息了一会儿，吕校长让我到扯木峡找吕某给找筏子。辞别了吕校长，我们刚走出不远，忽然后面有人追上来喊:“站住!”持枪飞跑而来的那个人一见我惊呆了，说:“大哥，你怎么敢到这里来?前几天还到处抓你呢!”此人姓王，给我当过班长，当时在五佛寺民团里当班长。他说：“你们走，如果前边遇到问题就回来找我。两个钟头你们不回来，我知道你走了，就回去。”我们在扯木峡顺利地过了河，到了石门川高步青家。我把想去糜子滩家里看望一下老人的打算说了，高步洲答应送我去。

经炭窑子、枣刺滩过河到坝滩，住了一夜。第二天见到张国威，他听说孙作宾叫我去兰州，也要去。几个人谈了一夜，说好到兰州会面。高步洲把我去糜子滩一事告诉了高步青(在县上当自卫队队长)，他就派了四个自卫队队员带枪把我送回家中。

在家里，我见到老母亲和哥哥。由于王云山抄家，哥哥被抓受了酷刑，还陪了杀场，母亲惊吓成疾，卧病在床。但他们都觉得我走的路对，对我干革命毫无怨言，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几位亲朋来家里看我，大家都痛骂王云山凶狠恶毒，把靖远人民害苦了。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我安慰了母亲、哥哥，辞别了众亲友，返回三角城。然后，伙同张国威、杨培成一起去了兰州。

七、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及活动

1932年冬，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了。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常黎夫任秘书长，李慕愚负责宣传，马豫章负责组织，孙作宾为军委书记。

我由银川到兰州后，住在新文石印馆和孙作宾见了面。孙告诉我：“党决定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同日寇和汉奸败类作斗争。为了顺利而有效地开展工作，重要的是先组织武装。这需要搞一个合法的名义，党正在进行这一活动。”他还告诉我，史悟亭、康秀峰都见到了，他们在兰州都有熟人，已住好了。第二天，吴鸿宾和孙作宾同志一起来新文石印馆看望了我。

后来应康雨农(“菜根香”老板，和我是同学)邀请，我就住到他家。他一见面就说：“你在靖远干得对(指搞工农红军打游击一事)，我赞成。”康雨农的父亲康陶然曾当过武威、临夏、靖远等县县长，后来到兰州经营酱菜生意。1928年，其父携眷回川，留康雨农在兰看守家业。由于我住在他家，特委的同志们也经常来，一来，总要谈些革命道理和时事形势，给我的教益极深，对雨农的思想影响也很大。他常对我说:“各地大小军阀横行霸道，就知道要钱要粮，再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老百姓水深火热、生命不保，长此下去，如何得了！”我说: “物极必反，人民早晚会起来的，你看着吧。”

甘肃绥靖公署主任邓宝珊的秘书葛霁云(天水人，是甘肃较早的共产党员)，与邓宝珊相处甚深，特委请他向邓为我讨个职务好进行活动。绥署参谋长续范亭、团长杜汉三、甘肃清乡督办邢肇棠也都向邓说了话，邓答应给我“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职务，招集旧部，俟人马集齐再给编制。我以“招募专员”的名义去靖远，召集在靖远、银川、海原、榆中、古浪一带隐蔽的原工农红军游击队员，举起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开展革命活动。我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1933年1月，正值春节，我同李慕愚、吕振华、史悟亭、吴焕然、刘宝元、吕明成等十多人到了靖远，其余人住在旅店里，我和李慕愚住在李发荣家。随即以“招募专员”名义致函靖远县政府，见到县长彭烈武，说明此来的任务，请其协助。这位县长很客气地问：“要不要设办事处?”我说：“打算设在北湾。”他同意了。我们到北湾时，正赶上正月十五闹社火，群众送社火到招募处，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

随后，古浪王丕荣(现名王克宽)带着四五十人来了，还有10多匹马。王说:“薛宝山、杨得胜(藏族，永登西大滩人，外号杨西番，杨番子)跟着就来。先前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水泉堡时，薛宝山、王丕荣、杨兴旺等七八十人就曾去水泉堡参加游击队，可是走至吴家川，遭到王云山营的堵截，没能过河跟游击队会合。这次我到北湾，他们又陆陆续续来了。”我问王：“你们怎么知道我到北湾了?”原来孙作宾在兰州告诉了薛宝山，并让薛转告所联系的人到靖远找我的。

不久，人马过百，我们要求绥署发给养，回文说:“给养由该员自筹。”我们觉得不发给养还便于活动，于是转移到靖远、榆中交界的园子岔。接着，薛宝山、杨得胜、张子明及雒成瑞等所带人马也都到齐了。

1933年3月中旬，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式在园子岔成立。李慕愚政委向全体人员讲了话，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国民党反动派持不抵抗主义，节节撤退，东三省人民妻离子散，惨不可言。日本鬼子的侵略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东北早已有了抗日义勇军，我们也要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跟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抗日……大家欢呼赞成，当即贴了盖有“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是请篆刻家陈鼎，字少亭先生所刻)的布告，公之于众。

义勇军总指挥是我，政委李慕愚，副总指挥薛宝山，参谋长张子明，参谋有刘宝元、郝新亚、史悟亭等，副官长雒成瑞，副官有乔侠波、朱星垣等。

我们编了一个大队，由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第一中队队长吕振华，队副吕明成；第二中队队长孙绍堂，队副常焕章；第三中队队长王丕荣，队副宋占奎。每个中队有两个或一个分队。另有一个侦察小分队，武振华为队长。杨培成、李文华(字子彬)则在北湾、糜子滩、三角城、下河一带动员青年参加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后，薛宝山即赴兰州联系人员并活动武器弹药，李慕愚则到兰州向特委汇报。特委决定让军委书记孙作宾与李慕愚同去靖远，对义勇军进行视察指导。两人行至北湾，被民团扣留。民团团长李瑞如，早在孙作宾同志任王子元部参谋主任时即相识，适遇驻靖远的李贵清部派人到北湾催粮，不得不假意将孙、李二人捆绑，待催粮人员一走，就立刻松绑放行，并表示愿与义勇军交往。

孙抵达后，我们研究了在军队的建党问题。为了扩大力量，将一个大队改编为两个大队:一个是骑兵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一个是步兵大队，由吕振华任大队长，下辖的分队也相应增编。遂派出薛宝山去活动枪支、人员，郝新亚上兰州联络搞兵暴。

雒成瑞由于没有当上大队长，心怀不满，拉走十几个人到北湾西面的太安堡。后听说他又想回来，我即带了四名战士，当面劝他归队。正巧这时北湾小学校长李端如派人给我送信，说李贵清派乔维三打你们来了，队伍已到北湾，正在喂马、休息。这一下雒成瑞慌了，他自顾不暇，我们一行5人立即离开太安堡，向四龙方向奔驰。敌骑兵40余人随后紧追，跑了近二十里到鹁鸽堂，我们弃马上山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敌人有伤亡，见攻山难以得逞，就牵去我们的马，作为战利品撤走了。

下午，我们在山上又饥又渴，李家台子的李发汉从山后送来梨、馒头，黄昏下山到李家吃饭、休息。孙绍堂在梁家沙河，闻讯赶来，孙说：“让他们先走，你休息一夜，咱俩明早走。”第二天早上，由于军队封锁了平滩堡渡口，我俩走聂家窑顺南面沟里下到蒋家湾过河，日落时，通过冰桥过了河。过了河就是文笔山，我俩口干舌燥，幸好山上有积雪，我们就用雪水解渴。走了一路陡峭的小道，快到天亮才回到园子岔。

我们扣押的榆中县甜水岔(应为小岔岭——编者)的恶霸地主展迎福潜逃了。他家存粮很多，我们就决定给群众开仓分粮，随即通知北湾、平堡、蒋滩、金园一带贫苦农民到甜水岔来，人背驴驮，一直分了三天。当时正值春荒，不但解决了群众口粮，还解决了春耕的种子问题。我们还镇压了另一个恶霸地主雷福兴，群众拍手称快，要给义勇军送锦旗，我们谢绝了。

我们走到苏家拉牌时，靖远县政府派人送来绥署的训令说：“据报，该员在靖远有土匪行为，着将所召集的人马带回兰州听候点编。”我们也正想借此机会到皋兰北山活动。途经北湾时，一些豪绅地主对我们存有戒心，派人送来千两烟土，我们就用它发了饷，每人2两，连送训令的两个衙役也各给了2两。这两人回到县城就当了义务宣传员，逢人便说：“义勇军好!”

我们又经崖渠水、王家岘子到了后长川。这时贺晋年同志也带着水北门兵暴出来的人到了后长川，跟义勇军会合了。部队添了人和枪，就到红沙岘休整。

八、三省联军围剿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及水北门兵暴，影响极大。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十分惊慌，立即将情况电告蒋介石。蒋唯恐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立即命令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及西北“诸马”限期围剿消灭义勇军。

这一来，宁夏出动了第三十五师一O五旅冶成章的骑兵，青海出动了驻河西的马二虎黑马队，兰州方面出动了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袁福昌骑兵团和绥署张绍武的骑兵连、驻靖远的乔维三营，从四面向皋兰北山义勇军所在地逼近。

义勇军转移到红沙岘，原计划经洮、岷到陇南一带活动(因孙作宾同志联系的柴宗孔的人马在那里)，扩大力量。所以，在皋兰北山兜圈子，集合人马，然后向罗山集中。但敌人行动很快，在红沙岘布下了包围圈，越缩越小。

4月下旬(农历三月初)的一天早晨，兰州袁福昌团逼近义勇军驻地。我率十余人在前山抵抗，其余主力由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等同志率领据后山。由早到午，战斗非常激烈。前山人伤弹尽，敌人复由左翼攻上山，我和同志们从右翼退下，又被山沟里的敌人堵住，无法突围，我迅速埋好枪支后被俘。后山因敌强我弱，节节后退，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孙绍堂、乔侠波、史悟亭、郝新亚等30余人在战斗中被俘，其余被冲散。

战斗失利后，贺晋年、吕明成率60余人向东北突围。吕明成受伤，同志们将吕扶到我的马上，路上又遇冶成章骑兵，吕明成枪法很准，双手使枪，打死不少冶旅骑兵。敌集中火力射击，吕二次受伤落马，敌人误认为吕明成是我(有人认得我的马)，当即被杀害，并将首级带回一条山示众。贺晋年等七八人被俘，其余数十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贺等被俘后，敌人将他们拴在马尾上拖到黑石川，晚间又装进粮食口袋，锁到房里。第二天到一条山，正准备枪毙时，适逢马鸿逵的母亲路过这里，她听说要枪毙“土匪”，一问，都还挺年轻，出于宗教迷信，即对冶成章说：“你们要毙的‘土匪’其实是些年轻的娃娃，放了吧!”就这样，贺晋年等才免遭屠杀。

王丕荣、宋占奎等率领的100余人，在红沙岘失利后，退到一个大涝坝处据守。这时薛宝山、杨得胜率领的100多人也同时到达，共200余人。敌军马二虎的黑马队追上来了，他们就据坑抵抗。由于人多枪少，弹绝以后，除少数人脱险外，其余都壮烈牺牲。王丕荣被敌人打落下马，敌人以为他死了，拿走了他的枪和马。实际王未死，后被群众救出。

张子明会集了近百人，东退十五里至一个小山沟里，因见同志们在涝坝牺牲惨重，他十分气愤，决定连夜反攻，解救被俘同志。但又遭到黑马队冲击，与之激战，大半人伤亡，率30人退至东山沟。夜间，在路上又遇冶旅骑兵，又有伤亡，最后只有张子明、马子杰、朱星垣、毛世英等很少一些人脱险。

被袁福昌团所俘的同志被押到后长川时，天已傍晚。大伙在吃晚饭时，李慕愚对我说：“老黄，你这个教学的不教书，乱跑啥!”他这样说，一是为了麻痹敌人，二是示意难友叫我黄先生，不要称王司令。夜间，我和吕振华等锁在一间房子里，孙作宾、李慕愚等锁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想挖墙逃走，因墙是石头砌的，没法挖。第二天天一亮，敌人送来一大锅黄米饭，大家吃饭时，敌人又追查我，同志们齐声说：“开火时，他早已骑马跑了。”我想：若到兰州，绝无生路。我下决心逃走，万一逃不脱，宁肯死在路上，也不能到兰州送死。孙作宾、李慕愚也支持我逃走。我就趁大家吃饭的混乱之机，溜进一间猪圈，里面有个小仓子，内已藏有一个战友武继光。我俩一同伏在席子底下。饭后敌人点数，发现少了2人，立即追问被俘人员，并威胁说：“不交出来，全部杀头。”没有人吱声。敌人又拿出一堆银元说：“谁说出来，这是赏钱。”还是没人吱声。敌人见软硬都没用，就到各房子里搜，搜到猪圈，小猪一阵乱叫，因敌军士兵多是回民，忌讳猪，就退出去了。这时，外面的同志嚷着：“我们的人给你们抬伤兵去了。”后听见敌人喊了声“向右转”，便走了。我和武继光马上跑出小仓子，顺着路旁的小渠沟跑了二三里路就上了山。

我们刚上了山，听见后长川有狗叫声，这是刘汝华逃出后引起的狗叫，我们到梁家堡时，刘汝华也到了。牛化东带着人正找义勇军，到距红沙岘约七里处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正在打仗，因无武器，只得转回。后得知义勇军失败了，他就去了静宁。

孙作宾、李慕愚到兰州后，经邓宝珊部队中地下党员的营救和禁烟善后局长仲兴哉出面作保，获得释放。史悟亭同志经吴鸿宾营救，因史在狱中用的化名是石磊，姓名不合，未成功。吕振华在辛亥革命时与邓宝珊共过事的高世秀关系很好，邓曾答应高世秀不杀吕，但事后，吕与史同遭枪杀。临刑前，二人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

孙绍堂被俘后押到兰州，机智脱险，潜入靖远，又到李贵清部队中活动，再次捕送兰州，但孙又趁放风之机越狱逃走。郝新亚两次越狱未成，最后与崔仰亭、李培青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红沙岘血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牺牲是极其惨重的，但烈士们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1986年3月修改稿

【注释】

[1]王儒林同志原为甘肃省政协常委，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