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补正》再版逸事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庄子补正》再版逸事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张有京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1972年云大政治系毕业）

2015年9月间，我在与刘文典老伯伯的次子刘平章大哥相聚时，平章大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弟，我父亲与你父亲，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你父亲当年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还能为我父亲的《庄子补正》再版作《庄子补正·跋》真不容易。”他建议我将父亲当年为该书写跋的想法见诸于文字。这对后人了解和发扬老一辈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严谨、客观、公正的治学精神和做学问的态度有所教益。我想，平章大哥的建议不无道理。我依据父亲生前讲述和遗留的有关文字资料作此文于下。

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下文简称为“出版社”）再版重印刘文典先生的名著《庄子补正》，在我国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但读者尚不知该名著的再版经历了不为人所知的24年的风雨历程。事情起因还得从1956年讲起。当年出版社在征得刘文典先生认可和商务印书馆同意后，根据商务印书馆印本重印《庄子补正》，并与刘文典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在刘文典先生过世一年后的1959年，出版社排印出样书后又束之高阁，拖至1962年才决定开机重印。但出版社认为陈寅恪先生为该书写的序和刘文典先生的自序不合时宜。他们认为，时任云大历史系主任的我的父亲张德光教授是精于先秦史的学者，特请他为该书再版重印审稿和写篇新序以代替两篇旧序。为此，特派该社贾绍隆、李鸿启两位先生到家向父亲讲明来意。父亲得知该名著能再版发行，十分高兴，答应为该书再版审稿和写序，但要以新序代替两篇旧序父亲着实不敢当。首先，陈寅恪先生是父亲1939年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北大历史系）毕业论文的指导恩师，刘文典先生则是他1948年任教云大后新结交的学问指教之师。如这样做，有违尊师之德。其次，以父亲自己的拙文代替两位著名大师精典之作，实为读者一大损失，也是学界不可接受的。父亲请贾、李两位先生把他要求保留两篇旧序的意见带回出版社再做研究。同时，父亲考虑到两篇旧序的使用关系到该书再版重印的大事，即给其恩师冯友兰先生和已回安庆故乡度晚年的刘师母写信，报告出版社再版重印该书的情况。冯友兰师给父亲回信，表示对其弟子能替《庄子补正》写序感到高兴，并信任父亲能把序写好。老师的鼓励对父亲而言是莫大的荣誉。冯友兰先生在信中特别吩咐父亲：《庄子补正》是旧书重印，应保留原版本不变为妥，并要求父亲与出版社协商保留两篇旧序。石沉大海多年的《庄子补正》再版合同将付诸行动，刘师母大喜过望。一则该书再版重树了其先夫在学界的名望，可借此告慰1958年在“交心运动”含冤病故的先夫的在天之灵；再则有稿费收入，对晚年的拮据生活有所帮助。（父亲曾收到刘老师母来信问《庄子补正》出版有无稿费，平章大哥也对我讲过其父亲过世后，母亲生活较困难，希望《庄子补正》再版能有稿费）她老人家给父亲回信，对父亲能为该书写序很欣慰，同时请父亲一定要与出版社协商保留两篇旧序。父亲带着冯友兰师和刘师母的意见与要求同出版社协商，出版社仍坚持以新序代替两篇旧序较为合适。因合同双方对旧序刊用产生分歧，出版社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父亲记有：“晚，陈吕范（历史系中年教师）来告‘东川矿史’已全部印好。出版社对刘文典先生《庄子补正》是否出版未做最后决定，委托我做最后决定。”（《张德光日记》，1962年3月28日）父亲顿觉茫然。他再次亲临出版社，在协商中谈道：“《庄子补正》是研究庄子学术价值很高的精典之作，该书藏本已一书难求。再版重印该书对高校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很有必要。”在听取父亲意见后，出版社最终敲定重印。他们请父亲先行将新序写好，至于两篇旧序怎么处理下步再妥善安排。(www.guayunfan.com)再说，刘师母在接到我父亲首封回信，知出版社坚持不用两篇旧序后，她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云南省文教、出版界名望颇高的云大副校长李广田（李广田在“反右倾”中受迫害降职为副校长）身上。她写信给冯友兰先生，请冯友兰写信给李广田副校长，请李广田副校长出面同出版社说情保留两篇旧序。1962年6月5日，李广田副校长将冯友兰写给他的信转给父亲。7月3日，李广田副校长给冯友兰先生回信：“我同意保留两篇旧序，已商得张德光同志同意，并告出版社。”冯友兰先生将李广田副校长此信转寄给刘师母。刘师母又将冯友兰先生写给她的信和李广田副校长及冯友兰先生那封信转寄给我父亲，以便父亲与出版社再作协商。（李广田副校长及冯友兰信的原件我已送云大档案馆保存）

经父亲与出版社几次协商，出版社终于同意再版重印该书时保留两篇旧序。纠结在父亲心头的一桩大事终于尘埃落定，他静下心来再次研读《庄子补正》。经过几易数稿，终以精美的古文作成《庄子补正·跋》。向来做学问极严谨的父亲，为一位著名国学大师的名著作跋更为谨慎。跋文完稿后，父亲曾征求过几位老学者的意见。其友人任继愈先生对跋文评价：“跋文抓住了《庄子补正》的主要内容，其中庄周梦蝶、生牛全牛等例突出了补正学术价值。”（1984年父亲交学校的科研成果统计底稿）云大中文系老教授张为骐先生评价：“《庄子补正·跋》学问实在，文章典雅，云大不可多得。”（《张德光日记》，1962年7月29日）云大历史系老教授李埏先生曾著文表达了父亲作此跋之严谨：“刘叔雅（文典）逝世后出版社拟出版其遗作《庄子补正》，以德光同志深于先秦诸子之学，特请他写篇序跋，他十数易稿，成《庄子补正·跋》一文，国内精于古文辞的老前辈看了，都以为不可多得佳作。”（《忆张德光同志》，《云南画报》1986年第4期）

7月末，父亲完成了该书审稿，保留了两篇旧序，新增《庄子补正·跋》。7月23日“出版社来两人谈《庄子补正》付印问题”（《张德光日记》），10月27日“出版社送来审稿费156元”（《张德光日记》）。该书再版重印一切准备就绪。因到次年3月仍未开机排印，1963年3月10日冯友兰再次给父亲来信赞《庄子补正·跋》“跋文很好”，信中又言：“刘先生在自序中有庄子教忠教孝等语当然是错的，你可在跋文中写几句说明刘先生自序作于抗战期间，有些话是有感而发，后来他也不坚持这种说法。”父亲尊师令，又在其跋文原稿加上“补正旧版自序作于抗战期间，痛‘尧都舜壤，复兴何期’，激而为教忠教孝之语，盖亦心怵危难，当思匹夫有责之义。厥后先生每言旧见之迂，时势所限，其失宜可不烦较论矣”。（此信原件现存于安徽大学刘文典纪念室）1963年末，该书仍未开机再版重印。为满足学校教学与研究需要，父亲找到云大分管科研的寸树声副校长反映，在征得出版社同意后，寸副校长从学校科研经费中划拨出有限经费，先行在校内少量排印该书，发给与专业相关的少数老师使用和用于校外学术交流。父亲在1962年7月已完成该书审稿并与出版社商议好有关出版事项，不知何故一直不见出版社付诸行动。这一拖拖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该书再版重印终化为乌有。其实此事并非难解，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版社怎能贸然出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著作。直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一片大好社会景象中，云南人民出版社终在24年后的1980年再版重印了《庄子补正》。该书保留了两篇旧序，增加了父亲所作《庄子补正·跋》。

父亲在1958年“交心运动”中曾在历史系大会上，对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做了检查，受到批判。1959年“反右倾”中，系里召开了两次党员大会，发动到会者揭发父亲的“右倾”错误。父亲在党内大会做了多次检查并接受批判。所幸未划为“右倾分子”。1962年他为何又忘了前车之鉴，站出来为1958年被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呢？其一，父亲是书香世家的子弟，自幼受儒学教育影响，极为尊师。1948年他应云大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辞去兰州大学教职，任教于云南大学文史系，与刘文典先生相处相邻11年，他十分敬佩这位在国内学术界颇负名望的老前辈。文典师也看重这位学术功底深厚、谦虚求学的中年教师。父亲做学问每有疑虑均得到文典师的精心指导。1953年，父亲任历史系主任，多得文典师的关心、支持。父亲请他到历史系上课或作学术讲座他从不为难父亲，每请必爽快答应。历史系李埏先生曾在系上向老先生们赞道：“还是德光有能耐，能私下搬得动刘文典先生。”能为《庄子补正》作跋，不仅是对文典师的敬重，也是自己的荣耀。其二，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也做过多次自我检查和自我批判，也接受过他人批判，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文典师同广大高级知识分子一样热爱新中国，拥护党的领导，愿接受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在“运动”中受到批判，问题出在旧的权威思想在他身上表现突出，讲话还像在旧中国那样傲气，也不看看形势，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自然会引火烧身。父亲认为对刘文典先生的批判不是要否定他的学术成就、否定《庄子补正》的学术成果，而是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手段。对《庄子补正》再版重印不会有错。其三，1958年以来极“左”的教育，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巨大负面效应，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为此，1961年9月中央出台《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校六十条》），提出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要以教师为主；正确划分政治与学术问题的界线。

《庄子补正》书稿封面

《高校六十条》出台后，云大在新到任的党委书记、校长高治国带领下，校党委坚决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走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的路子，提出必须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倡青年教师尊重老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做好老教师的助手；并为以往受到错误批判的老教师甄别平反，使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此外，在落实《高校六十条》期间，云南省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马继孔同志在云大党内会上曾两次讲到“庄子可以研究，刘文典的庄子云大可以继承下来”。（摘自1968年8月31日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我为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高校六十条》贯彻执行省委领导对庄子研究可行的讲话，使在“政治运动”的沉闷气氛压抑下长年谨慎治系的父亲心情豁然开朗。此时的父亲认为《庄子补正》再版重印是与《高校六十条》和省委领导讲话精神相符的，这是促使他接受出版社为该书审稿和写跋的动因。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