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反袁斗争_谭茂森文存

论梁启超的反袁斗争_谭茂森文存

辛亥革命后不久，梁启超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而回到祖国。开始，他对袁世凯寄望颇深，一度吹嘘袁为“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并尽弃戊戌变法中袁氏穷凶极恶地出卖维新派之前嫌，幻想依靠袁的地位和权势以实现自己怀抱多年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回国不久，他目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独裁专制、倒行逆施，即深感不满，而当袁氏妄图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时，他终于转变立场，奋起反袁，积极投身于护国讨袁的斗争中。

从拥袁到反袁是“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也是他从政生涯中的光辉时期。然而在过去的有关论著中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评价，或者语焉不详，或者贬多于褒，显然这是不公正的。恩格斯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梁启超的反袁斗争，这里主要依其在护国时期所发表的部分论著、函电，做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不妥之处，恳乞方家不吝教正。

一、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1912年3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这位前清的内阁总理大臣，尽管他曾指天发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决心“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2]但他上台伊始，就无时无刻不在做着皇帝美梦。为此他先后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悍然承认“二十一条”。1915年，他自认为复辟帝制时机已到，于是暗中指使洋博士古德诺之流抛出《共和与君主论》，敲响了帝制丑剧的开场锣鼓，紧随其后帝制御用机关“筹安会”出笼，公开叫嚣：“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3]经过一阵紧锣密鼓之后，至1915年年底，袁世凯终于从幕后跑上前台，公开接受帝位，从而使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丑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www.guayunfan.com)梁启超回国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先后担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等要职，很想施展抱负，大干一场，如他所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4]因此他在回国前夕和回国以后最初几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内阁大政方针宣言书》《呈请改良司法文》《余之币制金融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文论，并多次上书袁世凯，希望袁氏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民主富强的新国家。但由于袁世凯独裁专制，梁启超的幻想很快破灭，尤其随着袁氏帝制活动的酝酿与公开，梁对袁的态度从拥护转为不满，再从不满转为反对，并且日趋明显、激烈和坚决。素有“舆论界骄子”美称的梁启超，首先用他那支恒带感情的笔尖写了大量传诵一时、颇负盛名的文章，对袁氏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和滔天罪行做了辛辣的嘲讽、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揭露。

梁启超的反袁始于1915年年初，其时袁氏长子袁克定为试探梁对帝制的态度并进行拉拢，曾宴请梁于北京汤山，席间，袁“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5]。一开始，敏于政治、善观风云的梁启超便警觉地发现，“变更国体”的帝制活动必将酿成弥天大祸，故决定退避三舍，既免牵连，又可静观。

随着袁氏复辟帝制的加紧进行，梁启超考虑到袁氏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深感不安，忧心如焚，不得不上书直谏，于同年四月投递了“椎心泣血”“墨与泪俱”的《上大总统书》[6]。毋庸讳言，由于此前梁与袁的关系和此书写于帝制公开前，因而书中不免流露梁对袁的规劝、惋惜之意，如开篇所说他对袁“私衷感激，不知所酬……缅怀平生知遇之感”等，但其上书的主旨却是比较明确的，他写道：“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文中正告袁世凯，若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像历史上短命而亡的秦始皇、隋炀帝一样，仅恃“威力”而失人心，那么等待袁氏的必将是“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7]。文章酣畅淋漓，一针见血。名为“忠谏”之书，但其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反袁的光彩。

袁世凯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面对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他不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推行帝制。1915年8月，称帝心切的袁世凯为了早日黄袍加身，竟借洋博士、筹安六君子之口，公开上演复辟帝制丑剧。此时梁启超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是他公开反对袁氏帝制的第一声，因系公开发表，梁仍碍于与袁的旧情，故语气显得有些缓和，同时更由于长期以来梁思想深处始终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重视立宪而轻视共和，故文中有不少贬低共和之词，他曾自白：“鄙人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但是纵观全文，梁启超反对袁世凯变更共和制度，复辟君主专制的立场却是十分鲜明的。他明知帝制主谋不是别人正是袁氏自己，却明知故问：若行君主制，则谁当皇帝？由“今大总统”吗？而“今大总统”已屡次宣言不肯帝制自为。以袁之矛攻袁之盾。他还进一步指出：国体一变，宪政不行，“则乃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在这里，他一语道破了“变更国体”的实质即是复辟君主专制制度，而这是他所一贯坚决反对的。诚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于袁氏的帝制自为除了抨击和揭露外，也无不惋惜、忠谏之词——这正反映了梁启超思想深处的矛盾心理，但其结论却是明白无误的：“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8]所谓“现行国体”即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又高唱“虚君共和”，而在袁氏图谋推翻共和、复辟君主专制的严峻时刻，却挺身而出，维护共和，这不仅是梁启超政治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也表明了他反袁的坚定立场。尤需指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原写有“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帝制），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后经友人相劝，始删去。[9]由此可知，所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虽有许多矛盾而不可解的观点，但在梁的思想深处其反袁态度却是十分坚定的，后来许多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16年3月，由于护国战争的迅猛发展，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相继独立讨袁，走投无路的袁世凯眼看大势将去，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而独立各省为了进一步揭露袁氏的帝制阴谋，特将袁氏党徒伪造民意拥袁为帝的电文汇集影印公之于世，梁启超就此写了一篇《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文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袁氏及其党人，纵有万手，当莫能掩，纵有万喙，当莫能赖。……此果何等妖孽，何等罪业。”痛快淋漓地把袁氏盖在“帝制自为”的妖魔罪孽上的所谓“民意”“公心”等遮羞布撕得一干二净，把袁氏及其党徒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章进一步指出：“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梁启超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一幅洪宪帝制群丑图，袁氏依靠利刃的威胁、金钱的利诱，躲在幕后操纵控制，而唆使其一小撮党羽，即所谓“筹安六君子”“七凶”等“十三太保”者流跳上前台群魔乱舞，而实际上不过是袁氏一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傀儡丑剧而已。接着梁启超以大量的事实、生动的比喻，说明袁世凯是一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是一个专营偷窃的过街老鼠和背叛民国的窃国大盗：“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今乃专用鼠窃伎俩，昼伏夜动。东偷一盂，西偷一钵。以前清托孤之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10]这里梁启超虽因其固有的改良思想而把“前清”与“民国”相提并论，但却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袁氏的阴险奸诈的凶残面目。

在举国一致的愤怒讨伐声中，1916年6月，袁世凯这位寡廉鲜耻的洪宪皇帝终于一命呜呼，结束了其罪恶可耻的一生。至同年底，余恨未消的梁启超又发表了《袁世凯之解剖》一文，对袁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把他定为“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他的“关门做皇帝”犹如称雄长于甕中的“醯鸡”[11]。梁还断言，袁是当时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源和最坏最恶劣的统治者。“中国祸乱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12]对袁世凯做了斩钉截铁的盖棺定论。

二、梁启超从拥袁转向反袁的原因

梁启超从拥护袁世凯转变到反对袁世凯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的原因，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种意识形态即地主阶级的君权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冲突的结果。

袁世凯出身于地主、官僚和军阀三位一体的家庭，从小深受孔孟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为了荣宗耀祖而投靠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成为“有造之士”。甲午战争后主持小站练兵时，曾编《劝兵歌》，竭力宣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13]。戊戌变法中，为了显示对清王朝的效忠而可耻地出卖维新派，从而博得主子的嘉奖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成了大清帝国的忠实臣仆。清末，革命风潮一日千里，腐朽的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当此之时，袁世凯上书西太后，提出“拨本塞源”四策，力主镇压革命，宣扬“忠君爱国主义”，[14]全为西太后所采用。足见其忠君思想之根深蒂固。辛亥事起，他眼看清王朝大势已去，绝难起死回生，于是忠君思想一跃而为帝制自为思想，妄图取清王朝而代之，建立袁家王朝而一统天下。他采用卑劣的两面派手法，以革命党压清帝退位，以清帝退位逼革命派交出政权，在攫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旋即做起皇帝梦，短短三年，即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进而成为终身大总统，再而成为洪宪皇帝。他在《公布改革国体请愿之命令》文中赤裸裸地宣称：“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后，改定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惟有速定君主立宪（实为君主专制——引者注），以期长治久安……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15]这段不打自招的供状充分暴露了袁世凯极端仇视民主，梦想复辟帝制的大地主大买办的阶级本质。

梁启超虽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他较早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中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他曾猛烈地批判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君权思想：“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6]激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憧憬“君权与民权合”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从此民权思想成为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远大理想。20世纪初，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深受西方民权思想的进一步感染，其政治主张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甚至从君主立宪一跃而到民主共和。1902年他发表了《拟讨专制政体檄》，公开声明与专制政体誓不两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号召国民：“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朝食。”[17]为了变革社会，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不惜采用“破坏主义”即革命手段，甚至采取“有血之破坏”即暴力革命。他断然表示：“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18]并曾主动约请孙中山商谈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革命的大计。虽因他人作梗，最后合作未遂，但他仍对孙中山表示：“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19]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他因片面夸大中国人民的所谓“四大弱点”，即“爱国心薄弱”“独立心柔脆”“公共心缺乏”和“自治力欠阙”[20]而认为中国人缺乏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资格，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民主共和倒退为君主立宪，再退到“开明专制”。但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立宪政体，而立宪恰恰就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标志之一。

由此可知，袁世凯和梁启超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一个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总头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利害冲突，所以当袁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推行帝制，妄图变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就不能不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到反袁护国的行列中，成为一名呼啸向前、冲锋陷阵的斗士。

第二，革命派和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推动。

在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帝制的斗争中，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始终高举革命的大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但也毋庸讳言，孙中山也曾被袁的假象所迷惑，1912年他就说过：“欲治民国……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21]但时隔不久，上海滩的枪声、宋教仁的血案即惊醒了孙中山，他愤怒谴责“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毅然表示“誓必去之”[22]，断然决定以武力讨袁。从此孙中山就像当年反清一样，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武装反袁的道路。1913年“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他毫不气馁，于次年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建立中华革命军，并派人回国策动军事讨袁，决心“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1914年秋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指斥“袁贼苦吾国民久矣！”坚定地表示要“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23]这篇讨伐檄文实际上成了护国反袁的先声。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后，孙中山即明确指出袁氏“私与日人结托，急欲制其王冠”[24]。同年底，袁氏承认帝位后，孙中山立即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发誓要“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国民“犁庭捣穴，共戮国贼”，[25]毅然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历史重任。

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革命派，虽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组织“欧事研究会”，积极从事反袁斗争。黄兴曾揭露“袁世凯所行的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坚决表示“非先去袁氏不可”。[26]许多研究会会员更直接卷入了军事讨袁的斗争，李烈钧还担任了护国第二军总司令。

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淫威统治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反袁斗争风起云涌，猛烈地震撼着袁氏的统治基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年爆发于河南的白朗起义，该起义历时三年，遍及五省。义军谴责袁政权是“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后期更猛烈抨击“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27]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反帝制的民主革命色彩。

目睹国中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轰轰烈烈的反袁浪潮，梁启超绝无可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虽因其由来已久的改良思想和一度对袁的幻想，他曾不止一次地指责革命派是什么“乱暴派”，其主张是“暴民政治”，并攻击“二次革命”造成“生灵涂炭”“国事日非”等等，但其对袁政权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回国不久，即发现在袁氏统治下，“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笔安能罄”，“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慨叹“惟以忧患终其身而已”。[28]而在其公开讲演中，更直言不讳地表示“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之所以“暂主维持政府，俾国家犹得存在，以为将来改良政治的地步”。[29]梁启超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支持袁氏的目的仅在于为了将来的“改良政治”，所以当袁氏因卖力地推行帝制而遭到举国人民同声致讨时，他深感当时的形势是“山陬海遖，闾阎市之氓，则皆日皇皇焉，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意识到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犹如赵匡胤发动的“陈桥之谋”的重演，陈胜、吴广领导的“渔阳之变”的再现，敢于帝制自为的袁世凯虽貌似强大，不可一世，实际已成了“众矢之鹄”，正处于“虎尾之危”当中。[30]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梁启超正是通过审时度势，认定袁氏复辟帝制必然灭亡，因此断然决定反袁的。护国战争爆发前夕，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得更加明白：“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割，噬脐何及？”[31]为了“自树”“自存”，为了不落“牛后”，他终于与袁分道扬镳，倒戈相向，投身于反帝制的火热斗争中。

第三，北洋内部的矛盾与列强态度的变化。

袁世凯赖以起家和发迹的北洋集团，本是对内独裁、对外卖国的反动封建军事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矛盾。随着袁氏帝制活动的酝酿和公开，北洋内部的矛盾和裂痕已渐露端倪，所谓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退隐”较早，而段祺瑞、冯国璋早就对总统宝座垂涎欲滴，但袁要当皇帝，传子传孙，使他们美梦破灭。于是段托病辞陆军总长职，退隐西山，静观时局；冯电称病拒参谋总长职，坐镇南京，拥兵观望，甚至与反袁派暗中联络，互通声息。而袁的老友徐世昌对帝制也持“我不阻止，也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32]的骑墙态度，请辞国务卿，悄然离京而去。非北洋系的黎元洪也深感帝制闹剧难逃厄运，为了避祸，不仅拒封武义亲王，且屡辞副总统职。对于北洋内部的重重矛盾，曾任袁政权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等要职的梁启超早有警觉。1916年6月，冯国璋更遣人告梁帝制已在酝酿，并派他入京晤袁探听和劝阻，“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冯将军据以宣布于各报，谓此议可暂寝矣”[33]。但不到两月，即有“筹安会”事，帝制真相大白，袁的两面派手法加深了袁、冯间的矛盾，从而也促成了梁的公开反袁。随着反袁斗争的发展，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梁的反袁立场也因之更为坚定。如他所说：“被袁氏三十年来最亲交之友人……文官若北方之某氏，南方之某氏，武官若北方之某氏，南方之某氏，皆凝然示其不屈之态。”正因袁氏集团的分崩离析，加之“良心”的驱使，“遂迫使我不得终默”，[34]起而讨袁。

袁世凯独裁政权的后台老板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和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列强各国曾对袁氏帝制活动争相支持和怂恿。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露骨地声称：“中国应该有皇帝。”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上书劝袁“为君主之制”，胡说“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35]为袁氏称帝鼓噪。但是当袁的倒行逆施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袁政权岌岌可危，从而使其在华殖民利益受到威胁时，列强各国权衡利弊，决定抛弃袁世凯，另觅新走狗。以日本为首，邀约英、俄、法、意等共五国，于1915年10月、12月两次向袁提出警告，劝袁暂为“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并威胁将对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36]与日本朝野均有密切联系的梁启超，清楚地看出袁政权已处于空前的外交孤立之中。早在1915年4月，梁就指出袁行帝制致使“友邦责言”，“强邻狡焉思后”，若仍一意孤行，“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奉劝袁氏“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7]及至“五国警告”发生后，梁更奋笔写了《国体问题与外交》《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文，抨击帝制，痛斥袁氏及其党徒：“倡变更国体说者，又虽万死何以谢天下也。”在致友人信中，愤怒谴责袁氏复辟称帝：“训至召五国干涉，使我国民蒙此奇耻大辱。”进而把袁比作历史上的卖国贼刘豫、石敬瑭等辈，[38]“彼今以骑虎之势，作包羞之谋，亦惟效刘豫、石敬瑭，将绝好江山，揖让与人，而自居儿皇帝、侄皇帝之列”。[39]把卖国求荣、妄想称帝的袁世凯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读来令人拍案叫绝。护国战争爆发后，面临灭顶之灾的袁世凯企图垂死挣扎，拟派特使周自齐前往日本摇尾乞怜，这时日本已感到袁氏危在旦夕，难以起死回生，故而婉词拒绝。对此，善观风云的梁启超大受鼓舞，断言“即此一着，老贼之气已夺矣”[40]。

梁启超从拥袁转向反袁，决非“投机”，也决非单纯“为了争夺领导权”，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使得忧国忧民的梁启超“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41]从而在他充满矛盾的一生中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页。

三、梁启超反袁的重大意义

护国时期，梁启超始终坚持反袁立场，与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护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加速了袁氏集团的分崩离析。

1915年初，汤山“宴请”后不久，袁氏帝制尚未出笼，梁即给袁氏上书，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反帝制立场，这无异于给袁当头泼了一瓢冷水。1915年，帝制公开后，梁忍无可忍，当即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发表在《大中华》杂志上，京津各报相继转载。除内容外，还因此文系出自昔日的拥袁派、名噪一时的大人物之手，故刚一发表，即震动全国，传诵一时。该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袁身边炸开了花，给袁氏复辟帝制以致命一击，使得袁氏惊恐万状，气急败坏，千方百计进行反扑。袁先以20万元巨款贿赂梁，梁不为所动，次欲请几位与梁名望相当的名流学者著文抵挡，找状元公张謇，而张不在北京。找被其软禁多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又“决志趋死，义不受辱”。找“筹安会”要角严复，但严虽列名“筹安会”，也恐众怒难犯而婉词拒绝。袁无奈只好推出“六君子”中孙毓筠、刘师培等辈，摇动秃笔，草草拼凑两篇奇文，也不过是鹦鹉学舌，毫无新意。这种袁党自拉自唱的陈词滥调，国人皆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袁氏黔驴技穷，终于图穷匕见，竟指使党羽对梁匿名恐吓，甚而遣人杀气腾腾地威胁梁：“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已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但梁既已决计反袁，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故面对威胁坦然笑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42]袁的威胁利诱、疯狂反扑，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梁启超的斗争对袁氏打击之重。几十年后人们回首往事时还说道：“《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轰动中外，给了这些丑类以沉重的打击，现在已时隔六十多年……而这个虎虎有生气的题目，却还深深地印在一些老年人的脑海里。”[43]

梁启超的积极反袁与北洋内部冯国璋、段祺瑞的消极反袁是互为影响的。早在帝制酝酿之初，梁即有利用袁、冯矛盾之举。护国战争爆发前，他也曾多方动员冯加入反袁行列。1916年3月，袁世凯因军事镇压失败而被迫取消帝制后，为了迫袁退位，将斗争进行到底，梁曾抓紧时机，先后致电冯、段，有意恭维冯：“公之守正卫国，贤愚无不仰同。”“天下安危，系公一身。”[44]也颂扬段：“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局。”[45]既希望其挺身而出，推倒袁氏，也在于离间其与袁多年的旧谊，以弱袁势。未几，图谋取袁而代之的冯国璋，在发表了北洋集团内部第一篇劝袁退位的“铣电”后不久，即在南京召开了未独立各省军阀的代表会议，公开讨论袁氏退位问题。尽管因各省军阀各怀鬼胎，会议争吵不下而草草收场，但南京会议召开本身，却已表明袁氏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已失当年威风，而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不再是铁板一块了。

其次，带动了进步党的反袁，加速了资产阶级反袁各派的大联合。

1913年成立的进步党，本是袁世凯为了对付国民党而授意组建的御用组织，袁在利用其完成了独裁统治的建立后，遂过河拆桥，将其一脚踢开。作为该党实际领袖的梁启超公开反袁后，以进步党为代表的改良派也纷起反袁。该党在京要员多借故挂冠而去，如理事长、参政院院长黎元洪称病闭门家中，理事、农商总长张謇告假还乡江苏，理事、教育总长汤化龙避祸上海，前内阁总理熊希龄省亲回湘等，以消极反袁。而有的成员、各支分部更步梁后尘，奋起讨袁。如该党党魁之一的孙洪伊曾效学梁启超，致电袁氏，猛烈抨击帝制，痛斥袁“欲效石敬瑭、刘豫故事，暂窃帝号”。复“泣血敬告”同乡父老兄弟，“激励同胞，申讨国贼……誓将侄皇帝、孙皇帝驱除于域外，而为四万万同胞还自由之神，二万万里中国成不朽之业”，为此“粉身碎骨所不辞，赴火蹈刃所不避”[46]。安致远等一百三十七人致电各省分支部，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袁氏肇叛，帝制自为……甘心卖国，便彼私图。”并且抱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进步党过去拥袁的所作所为做了深刻的反省，真诚的自责，敦促各省党员，群起讨贼，以反对帝制，捍卫共和。他们沉痛地写道：“吾党四年以来，拥护袁氏，断送国家，应速忏悔，声罪致讨，以补前过，岂宜希荣苟合，摇惑人心，媚兹一人，负罪万世？”[47]海外许多支部也掀起反袁高潮，表示与袁誓不两立，不共戴天。如日本东京支部集会，声讨袁氏“独夫逆党，叛国害民，罪所当诛”。通告海内外，一致行动，“驱逐逆贼，恢复主权”。[48]

梁启超的反袁不仅带动了进步党的转变，也最终促成了反袁各派的革命大联合，这在护国首义之区的云南表现尤为突出。云南辛亥革命比较彻底，民主共和观念尤为深入人心，又地处西南边陲，进可攻，退可守，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故反袁各派纷纷遣人入滇密筹讨袁大计。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先后派吕志伊、李烈钧、熊克武等入滇，与滇军将领罗佩金等联系，运动滇军，发展组织，成为云南起义的核心力量。欧事研究会的黄兴、李根源等也派人到云南活动，主张在滇、粤发难，“割据一二省，响应必起……此可制猿之死命”[49]。他们后来曾助蔡锷安全抵滇。地方实力派的云南都督唐继尧曾一度拥袁，后经党人多方争取，晓以大义，加上受梁启超反袁的影响[50]，态度有所转变，曾派人或致函电与孙中山、黄兴、梁启超、冯国璋等联系，希望“促成各党派乃至海外名流耆彦，通力合作，一致讨袁”[51]。而改良派势力之深入云南由来已久。辛亥以后，立宪党人刘显治、戴戡、熊铁崖和任可澄等先后在滇担任要职。进步党成立后，更在滇组建了云南支部。由此可见，边地云南早为反袁各派聚首合作之区。梁深谙此情，1915年8月抄天津密议时，即商定由蔡锷通过函电，联系滇黔，促其合作，准备讨袁。由于各派的活动，滇中反袁情绪日益高涨，曾先后三次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心“与天下英雄歼此国贼”[52]。讨袁战争一触即发。梁深感革命党人已在“谋摇滇桂”，“自动则皆股肱，被动则我归淘汰。得失主机，间不容发”[53]。遂决定即刻离津，蔡凭其领导云南辛亥革命，有效督滇的崇高威望而走云南，梁到两广，分头行动，共同讨袁。蔡到滇后，备受各界欢迎，随即召集各派，再行会议，庄严宣誓，议决立即宣布独立讨袁。与会者除蔡、唐外，包括革命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罗佩金等，改良派戴戡、任可澄、王伯群、陈幼苏、藉亮侪等，终于形成了反袁各派大联合；蔡因与滇中军、政各界的特殊关系，起到了联合各派的桥梁作用，而梁的反袁最后促成了各派联合的实现。后人曾说，由于梁启超的反袁，“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联合阵线”[54]。这一评价是比较公正的。

以国民党为首的革命派和以进步党为首的改良派同属民族资产阶级，尽管长期以来两派存在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严重分歧，但反对封建专制却是两派的共同点，所以当袁世凯企图恢复封建帝制，倒行君主专制时，两派的联合就成为可能，而由于梁启超的反袁帝制，这种可能终于变成了现实。正是两派联合的实现，才保证了护国运动的胜利发展。所以梁启超事后总结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的主因。”[55]孙中山也指出：“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56]此确属不刊之论。

再次，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动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

无数事实表明，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靠两杆子，即枪杆子与笔杆子；总要靠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即军事战线和思想舆论战线上的斗争。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历来有一个致命弱点：没有枪杆子，遇事往往唯张空拳代人呐喊。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以舆论宣传和组织能力见长。在整个护国运动中，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这一特长。他先后写了大量的函牍、电报和论著等，除前述外，诸如《云南独立通电》《广西独立通电》《护国军军政府宣言》《护国军军政府布告》等，均出自他的手笔。既反袁坚决又才华横溢的梁启超，通过这些文电、论著，无情地揭露袁氏叛国称帝的滔天罪行，猛烈抨击封建帝制，热情宣传民主共和精神，全面论证了护国战争的伟大意义，积极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坚决打倒袁世凯，的确起了重大的舆论宣传作用。蔡锷曾说：“帝制义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抑非先生言之，故不足以动天下也。”[57]蔡系梁的忠实学生，此说不免有溢美、夸大之词，但其宣传、唤醒、鼓舞国民，增强其反袁斗志，壮大其反袁声势，坚定其反袁信心和决心，当属实无疑。

梁启超的反袁除了宣传、组织作用外，还直接影响着整个护国战争的进程，包括滇、黔、桂、粤等省的独立，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的成立及其采取的措施等。在战争的战略部署和军队建设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护国战争打响后，梁曾多次致函蔡指示机宜。他根据原定计划——云南首先独立，贵州接着响应，广西继而响应，然后北进四川，东下广东的战略设想，分析了全国形势，尖锐指出滇、黔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西南责任之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针对敌人对反袁各派的挑拨离间、造谣煽惑，强调要竭尽全力，维护反袁阵线的团结一致。他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因两派分裂而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可贵地反躬自省：“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袁氏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以这用血换来的经验指导现实的反袁战争。为了保卫和巩固讨袁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以便把斗争推向全国，他认为“全力归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因为“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他还正确地解决了斗争中的敌、友、我问题，提出“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的重要原则，即坚定依靠护国军，尽力团结川军，狠狠打击北洋军。护国战争是以少击多，以弱敌强，护国军不仅人数少，而且多是因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而来的新兵，为了提高战斗力，以战胜组建多年、屡经战阵的北洋军，至关重要的是加强练兵。对此梁启超认为，练兵“则不能专注于练，而当尤注重于教。所教者，不能专注重于技术，而当尤注重于精神”。也即对士兵灌输革命思想。他还指出，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军心的固结，而“固结军心，以爱国观念为根本……真实之固结，要以将校与士卒个人感情之胶漆为最有力”。尤其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以兵止兵”的著明论断，认为“计非以兵止兵，则天地永无清明之日。……夫必今之有兵，以异于昔之兵，然后能有所挟持以息之”[58]。梁曾自称“文弱书生”，“素不知兵”，向来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而在这里却提出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建军思想，并隐约地阐述了革命的普遍道路，即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的暴力统治，这不仅闪耀着梁启超军事思想的光辉，而且正确地指导着护国讨袁战争的实践。无怪乎唐继尧、李根源等多次电邀梁早日莅滇主持大计，唐表示：“务恳先生惠然命驾……为国计、为滇计，皆不可吝此一行。”甚至有反袁各派“原拟俟袁逆推倒……以先生为总理”[59]之说。蔡锷也认为梁若能到滇主持，“则风声所播，不啻十万雄师也”[60]。在席卷全国的反袁斗争中，护国军师梁启超运筹帷幄之中，护国主将蔡锷决战沙场之上，师徒二人，一文一武，各扬所长，相得益彰，与反袁各派共同推动着护国战争向前发展。

在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的危难之秋，梁启超义无反顾，奋起反袁，除了舆论宣传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策划和发动了护国讨袁战争，从多年的君主立宪派一变而为民主共和派，尽管他在护国运动时期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对运动仍是有巨大贡献的，他不失为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并且只能是这样！

（原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五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7页。

[2]沈云龙主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页。

[3]《筹安会宣言》，载《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2页。

[4]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页。

[5]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3页。

[6]关于此书的上呈时间，孟祥才《梁启超传》认为在1915年底梁离津南下前夕，而《梁启超年谱长编》和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均认为在1915年4月末，今从后说。

[7]《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8]以上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9]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1页。

[10]以上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4卷，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刻本，第5页。

[14]参见袁世凯《密陈大计以遏乱萌折》，故宫档案。

[15]《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6～1037页。

[16]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18]李华光、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5页。

[19]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20]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21]《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5页。

[22]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38页。

[2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108页。

[24]张其昀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编印，1963年，第595页。

[25]胡汉民主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4～15页。

[26]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7、383页。

[27]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225页。

[28]梁启超：《与娴儿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3～664页。

[29]《共和党之地位及其态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21页。

[30]《上大总统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页。

[31]《致藉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32]沃丘仲子：《徐世昌》，崇文书局1918年版，第27页。

[33]《国体战争躬历谈》，载《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34]《袁政府伪造民意秘电书后》，载《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35]参见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36]参见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37]《上大总统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38]刘豫，宋朝官僚，金兵南侵时杀抗金将领以降，受金册封为“齐帝”，多次引金兵攻宋，后被废。石敬瑭，五代时后唐节度使，勾结契丹贵族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晋帝，复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并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39]《致藉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40]《致蔡锷第三书》，载《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6页。

[41]《护国之俊回顾谈》，《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42]《国体战争躬历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3页。

[43]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44]《复冯国璋电》，载《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45]《致段祺瑞电》，载《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46]李希泌、曾业英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83页。

[47]《中华新报》，1915年12月11日。

[48]《贵州公报》，1916年2月25日。

[49]《致张孝准书》，载《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1页。

[50]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反袁后，唐继尧曾致函梁：“读大著一篇，首倡正论，不禁五体投地。”见《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页。

[51]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

[52]庾恩：《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云南省图书馆藏。

[53]《复陈幼苏、藉亮侪》，转引自谢本书、冯祖贻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5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8页。

[55]《松坡军中遗墨》，松坡学会1926年印，第1页。

[56]《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页。

[57]《盾鼻集》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58]以上所引均见《致蔡锷第一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741页。

[59]《唐继尧致梁启超函》，载《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425页。

[60]《蔡锷致梁启超函》，载李希泌、曾业英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