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康雍时期日记作者和作品

顺康雍时期日记作者和作品

第一节　顺康雍时期日记作者和作品

顺治十八年间，明末遗民以及抗清志士先后辈出，大多写有日记传世，其中或记述抗清守城的事实，或抒发讲求气节的情怀，或考求明末的真实史迹，或载录反清的地下活动，或直书参加军事抗争的经过。这些日记作品，均关涉明清之际的其人其事，堪资史事的佐证。

关于抗清守城的事实，见之于《江南围城日记》一册。作者季承禹，字文石，江阴人。所著日记，叙顺治元年甲申（1644）及乙酉间，清兵围攻江阳城时的史事。围城时，文石年二十一，城破潜出，终身不与试事。子北斗（星灿），工文，亦拒试。此书所记典史阎应元、陈明遇坚守江明城，凡十八日，击毙清方三王十八将。迨粮尽矢绝，效死勿去。而大臣刘良佐之流，当清兵下江南，率兵十万降。作者行文，曲达其事，寓痛感于叙事之中，确实能以董狐之笔，严于褒贬。

或载录反清活动的，如叶绍袁、瞿昌文等。由于作者经历的不同，参与各地区、各阶段的活动，因而有异，往往内容纷陈，各具特色。兹分述如下：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自号天寥道人，吴江人。天启四年进士，曾任北京国子监助教、工部主事。因反对魏忠贤擅权祸国，弃官家居，家人多有文才，互相唱和。崇祯乙酉，清军进占苏州，地方人士吴日生领导之苏州抗清义师败绩，绍袁就率诸子行遁为僧，暗中仍和义师保持联系。绍袁擅长诗文词，著有《午梦堂集》《迁聊集》等。事具自撰《年谱》《续谱》。(www.guayunfan.com)《甲行日注》八卷，是明亡后绍袁所作日记。起乙酉（1645）秋，止戊子（1648）九月。因作者于乙酉年八月廿五日（即甲辰）出行为僧，故为日记颜名“甲行”。

日记略谓清军入苏州后，绍袁弃家为僧，自号粟庵。吴日生曾函达仰佩之忱，丙戌五月初四日记云：“己酉。晴。吴日生遣营校持牍至，云：武林诸义士来顾行幕，称说德义，颂叹无极。高风大节，固宜遐迩景慕，垂誉千秋矣。但山林嘉尚，独不念荷戈枕甲之瘁耶！弟血战经年，大仇未报，军孤饷乏，救援路绝，忧心如惔，未知所出，若得越中三千君子，军成犄角之势，亟图进取，所大快也。闻诸君入山问策，鲁连先生幸广引教之，无虚彼望。”即此一札，赖知吴日生固一文翰之士，而叶吴交谊，亦可见一斑。

其时作者行遁于浙西一带，一面与抗清志士暗通消息，一面对清兵之残酷镇压，志士之赴难不屈，地方官之献媚屈膝，士绅之醉生梦死，皆于日记中详述其事，抒发辛酸之感。如“九月初四日。……次塘西，又值虏舟，幸疾雨飞注，虏遥不见。津梁废矣，迷途生怅。昏雾归鸦，荻花无语，又如楚道漏天，淋漓不止。正徬徨间，有漾永庵，屹然水湄，系缆而登。主僧嗣明，留宿水阁中。绿萍覆池，衰柳依依堤上，笼烟曳雨，满目凄凉。”初五日记又云：“钱唐公使者自香积兜夜归，云：虏闻江东兵至，日夕巡谯警堞，断桥秋色，半在羌笳胡柝中，未可问西子湖也。”按钱唐公即顾汉石，系钱唐令，挂冠而去。清兵搜捕，不屈死。盖作者身丁山河破碎，极目心伤，文字极尽凄迷！

时天廖讬迹空门，缱惓故国，往还诸君多志在恢复明室。丙戌三月十四访匪若、初旭、吴若英。匪若徐姓，陈湖地方起义士也。若英，诗人，所作辄抒黍离之痛！他若韩公严、沈若一、严祗教（字仲日，作者外甥）、薛谐孟、叶学山等，俱衣僧服，砥砺气节，而受戒于圣恩寺者一百余人，大抵亦皆抗清志士。其中山中九子，又为清军所急于搜捕者，丁亥四月二十五日记云：“迨夜又闻虏于山中索九人焉：杨维斗、薛谐孟、姚文初、陆履常、顾端木、吴茂申、包朗威、警及余。”

日记作者还先后揭露明亡以后，吴江官绅地主吸吮民脂民膏之馀，宴请新县令，供奉穷奢极侈。如

丙戌十月二十八日。侄孙学山来，言吾邑宴虏令之盛，笾豆肴核，费至三十余金，倍席、赍从、伶人、乐伎、华灯、旨醴，俱不在内也。不知虞悰《食疏》中所载何物，耗金钱乃尔！国破民痍之日，为此滥觞，贡媚腽肭，损俭约之风犹小，丧名义之防实大。余岂敢歌《相鼠》之章，以伤友道，不能不为君国心恫耳！虽有良朋，烝也无戎。我其诵此愧矣。

是篇附录诗篇达二百首，从日常生活接触，反映出明遗民生活动态，坚持民族气节，旨足多哉！

有以记述南明永历王朝治下史实为主之日记，推瞿昌文日记。昌文，字寿明，常熟人。南明大臣瞿式耜之孙。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帝在福建被清军攻灭。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即帝位于广东肇庆，次年改元永历。拥有粤、桂、滇、黔、川、湘、赣诸省全部或部分疆土。永历二年，式耜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两部尚书留守桂林。昌文由家乡抵桂林探望其祖。永历四年，永历帝由肇庆退驻梧州，是年五月，桂林日益危急，式耜遣昌文向永历帝陈述情况，永历授昌文为翰林院检讨。十一月桂林城陷，式耜殉难。永历帝奔南宁。昌文走避山中，为清将定南王孔有德所获，旋释放归里。

其撰有《粤行纪事》三卷，起隆武元年（1645），止永历四年（1650）。上卷记由离家起，到桂林与式耜见面止。中卷叙桂林梧州（时瞿式耜留守桂林，永历帝在梧州）往还之事。下卷记式耜殉难后，昌文被捕，直至回家时之见闻。

以中下两卷为例，大抵载述南明永历王朝治下以及最后灭亡之情况：

朱由榔驻梧州（在广西），朝臣分吴、楚两党，吴党劾楚党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目为五虎，乃将袁等五人，分别处罪。撰人不避时忌，坚持正义。记云：“顺治七年五月朔。昌文于梧州蒙召对，温慰有加。……时诏狱案定，爰书颁布中外。袁彭年功多免议，冠带闲住。刘湘客、蒙正发拟徒，丁时櫆戍靖州卫（即湖南靖县），金堡戍清浪卫（即贵州清溪县），……正人遭陷，士气侵削。王父七疏之后，愤懑不食。文亦不避时忌，朝夕与四君游，以名节气谊相砥砺。”

按是年南明王朝所据湖北、湖南一带，面临重重困难，昌文返回桂林，时为瞿式耜驻守地，式耜惄焉忧之，遣王陈策（后为叛徒，即挟昌文至梧州者）迎瞿元于长乐。记云；“八月朔。王念楚疆方棘，特面谕守战事宜，即日辞陛返桂林。”“十五日。叔父元自家乡泛海入粤，已抵惠州府长乐县。王父喜动颜色，即遣旗鼓王陈策迎之。文是时庭闱之志亟矣；然念疆事濒危，军务倥偬，王父卧不贴席，食不甘味，须发尽白，面目以时刻异。”

是年十一月初五，桂林城陷，水道梗塞。廿八日昌文渡梧江后，沿途极目“室无居人，白骨满地。禾囷牛舍，燬烬狼藉”。“苍梧之西北，万山攒峙，僮瑶错处。深篁绝嶂，虎狼时出没林谷间。”据此，知南明王朝与清兵对峙期间，昌文跋山涉水，何啻百数，艰难险阻，更甚于往昔。

及辛卯正月十二，抵达剪刀源，知式耜殉难于桂林城北仙鹤岩，越七十余日，始与张同敞从容就戮，收尸者杨硕父一人而已！昌文认为清定南王孔有德劝降数回而不屈所致。日记中历数殉难者姓名及叛降者姓名，一褒一贬，何等泾渭分明！

作者旋入深山，至木皮楼，谒见南明兵部尚书刘远生，楚党党人刘湘客、按察使徐定国，拜谢杨硕父，咸属南明永历王朝坚主抗清之人物。昌文日记所载，留存了不少凿实史料，特别是瞿式耜抗清史迹以及殉难始末，内容详赡，超轶正史。

日记作者自记抗清斗争经过的，推《北征录》。作者张煌言（1620—1664），字元箸，号苍水，鄞县人。崇祯举人。工摛文，善骑射，常感愤国事，矢志请缨。明末南京之败，和同郡钱肃乐奉鲁王监国，入典制诰。又以佥都御史监张名振军，屡抗清师。逮舟山破，鲁王入闽依郑成功，煌言劝成功取南京，自崇明入江，所向克捷。撰人先移师上游，下皖廿余城，而成功自镇江败退，事遂不成。后鲁王卒，煌言散兵隐居，被清兵所获。甲辰九月七日赴市（杭州），遥望凤凰山一带。曰：“好山色！”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年四十五。著《水槎集》《采薇吟》等。

煌言日记——《北征录》，自述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军事活动，为《南疆绎史》中《张苍水传》载是岁师次崇沙事所本。

略称是岁仲夏，郑成功全军北指，以煌言习练江上形势，推其前驱抵崇明。既济江，议及首取瓜步。时清军于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放置西洋大炮数百位，欲遏煌言舟师，煌言乃先率陆师，入金山，薄瓜城。七月，至芜湖，已兵不满千，船不盈百，惟以大义号召，感孚民心。厥后，叙成功分兵他去，清方得以倾巢而出截击煌言。日记所载归咎于郑张二人战略分歧，曰：“谁意延平（郑为延平王）但舍石头城去，且奔铁甕城行矣！留都诸虏始专意于余，百计截予归路。”篇末并进一步全面回顾抗清史事，慨乎战斗艰难，国事蜩螗，事关晚明史料，有参证价值。

距清王朝建立后二十二年，日记作者仍有借寄情于花卉，实则寓国破家亡之痛的，推归庄《寻花日记》。

归庄（1613—1673），字玄恭，号恒轩，昆山人。古文家归有光之曾孙，明末诸生。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昆山县丞阎茂才降清，归庄率众起义，杀县丞，固守县城。事败亡命，野服终身，往来山水间。晚年寄食僧舍。归庄与同乡顾炎武相友善，有“归奇顾怪”之称。擅长诗文书画，画竹尤称神品。著《恒轩集》《悬弓集》《山游诗》《寻花日记》等。

庄撰《寻花日记》二卷，顾氏《小石山房丛书》本。上卷收有《观梅日记》，康熙五年（1666）所作。描叙景物，清隽飘逸，疏散有致。盖撰人身处明社既屋之际，遁入山林之后，往还者多系反抗清初统治，而隐姓逃名、志同道合之士，随笔行文，字里行间，往往无形中流露出幽愤不平之气。

按清初庄廷招聘名士撰《明史辑略》，触犯时忌，构成大狱，株连甚广，潘柽章、吴炎均预其祸。潘耒、沈筇在、徐枋（昭法）、管镜菴、葛芝（瑞五）、熊开元（字鱼山）等，皆遁迹灵岩等寺为僧，不愿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如

二月十三日。……晤吴开奇及筇在、镜庵二僧于座上。吴生者，亡友潘力生（即潘柽章，弟耒，字次耕）之弟，吴赤溟（即吴炎）之门人也。二君以国史事被杀，家徙塞外，故生改姓，窜于山中。余见生，伤其兄及其师，为之执手号恸。生出诸诗古文相质，才笔惊人，志尚尤可嘉。筇在者，宁国沈眉生（即沈寿民）之侄，以其父佥宪公己亥之事遇害，遂戒荤酒，托迹空门，能词赋，著述甚多。镜庵，昆山人，姓管氏，与吾宗有亲，今为灵岩书记。

上述潘耒曾改名吴开奇一事，各书未载，堪资考证。明亡以后，有专以搜访明代真实史事的，推谈迁。按谈迁（1593—1657）系十五世纪爱国史学家。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人。屡任明代大官之幕友，先后任胶东高弘图相国、义乌朱元锡等记室。在京获识著名藏书家曹溶、吴伟业、霍达等。顺治十年，北上遍访明朝降官、贵族子孙、宦官以及明公侯门客，城乡居民，搜采遗闻，注意档案史料，多散见于以《北游录》为名的日记。著作尚有《国榷》《枣林杂俎》《枣林集》等。

《北游录》九卷，起顺治十年癸巳（1653），止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详叙四年间之经历见闻，所作诗文，附载篇末。

据日记，作者为了访求明代信而足征之史实，客居燕山，广交广询，笔录见闻，掌握文字史料之失记。一如谓明太监有僧服潜隐，惓念故国者，甲午正月癸丑记云：“出广宁门里许，入天宁寺，故阉赵连城之璧尝掌惜薪司，出曹化淳之门，僧其服，语旧事一二，不忍述。”二如称顺治二年（1645）明代著名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与高弘图时相过从，曾相约作虎丘之游，同游者为明工部尚书朱国盛。当横舟对月时，高弘图不箸，并于闰六月绝食而死云云，俱作具体细节描写，堪徵高坚持民族气节，拒作贰臣之决心，早已下定。癸巳闰六月己卯记云：“崇祯甲申冬，胶州高相国弘图解绂，僦居姑苏城隍庙之南。明年二月，途返之常熟。毛子晋（晋）邀相国于虎丘，同云间朱太仆国盛、吴人徐元叹（波）、僧石林横舟对月，进河豚，相国不箸。……明日，相国出淳化阁帖，俱硃笔旁注，云文衡山，似未然。寻别相国，四月终相国趋杭州，五月终趋绍兴，闰六月，相国绝粒，卒。”三如遍访真实反映明代史事，而属于清初禁秘之书。如甲午（1654）二月丁亥，向曹太仆借刘若愚《酌中志》、孙侍郎承泽《崇祯事迹》，记曰：“侍郎辑崇祯事若干卷，不轻示人，又著《春明梦馀录》若干卷，并秘之。”又若孙承泽撰《四朝人物传》，甚浩繁，秘甚。谈迁从吴伟业处转辗借钞，遵嘱录之勿泄，“勿著其姓氏于人也”。四如明清两代文物保管问题。明代“节慎库”内宋代文物，历经沦桑，俱加封存，至清人入关以后，则散佚殆尽。甲午七月己酉记云：“晴。午过吴太史、周子俶所。太史疾少间，云先朝节慎库内图书，俱宋宣和物。金人入汴，归于燕，元仍之。明初徐中山下燕，封府库图籍。甲申之变，李贼遁，都人清宫，同年孙北海身入大内，见封识犹中山时也。今散佚无一存。”

谈迁身为明末遗民，对异族统治者入关后，出现民间种种惨象，感到痛心疾首。诸如“经东长安门而回，有竖标鬻其子者，闻畿以南，流亡载道”。“吴太史云：黄石斋先生子三人，今岁饥，为闽人啖其二，仅少子在。”“过熊希周，希周买姬，云祁阳孝廉郑翀女，己卯榜。前年被掠，昨夏入燕，落北里，赎以百金。”有关访问，排日纂录，或叙其时饥馑载道，或述良家为娼，或谈惨啖人肉，经作者日事调访，写入日记，确补正史之缺。

清初明遗民在日记中，时寓怀念故国的悲思，如黄淳耀、黄向坚的作品便是一例。

黄淳耀（1601—1644），字蕴生，嘉定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及福王南都亡，嘉定失守，偕弟渊耀入僧舍，相对缢死。治理学，著《自监录》《知过录》，工诗古文，有《陶菴集》，事具《明史·儒林传》。

所撰《甲申日记》（1644）一册，起一月，止三月。多谈治理学心得；一月日记，言心性居敬，以二程书、《近思录》为准绳。次月则分身口意三方面自检。三月又分早起、粥后、午后、灯下、夜梦诸时以自省，所谈多属“收心返性”问题。死前数月的日记，自表讲求气节，称“朝闻道，夕死可矣”。联系当时背景，字字句句，对清王朝的不满。

距此记七年后，有《寻亲纪程》。作者黄向坚（1609—1673），字端木，先世常熟人，后移居苏州。其父以崇祯癸未得云南大姚知县，举家迁徙，独留向坚。已而明亡，关山阻隔。途历半载，抵大姚，得见父母安然无恙。留五月，侍父母以归。事具归庄《黄孝子传》。

其间著《寻亲纪程》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朔，担一囊一盖一草履启行，从吴江入嘉兴，至杭州，渡钱塘江，历严、衢、袁诸州，而入长沙之醴陵，渡湘江，历宝庆，而至武冈州。中途触冰雪，陷泥潭，涉深溪，攀峻岭，手常擎盖，足重茧。转辗至贵阳，入云南之平夷卫。又西出碧鸡关，历安宁，过楚雄，而达姚安，时翌年（1652）五月望日也。计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计约万里，从而可觇清初交通梗阻，道途难行。撰者身丁明社既屋，多怀黍离之痛，马思故枥，人思故园，常为之泣下。日记是在“茹荼拮据，笔砚尘封”下脱稿。行文凄迷悲恻，有窒息之感。偶摘一小则如下：

至平越府，山势巍峨，路纡折如羊肠。……今十里立塘，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即有奇山异水，不敢流览。一宿山寺，一宿塘铺，炊饭烘火，不得倒睡。自高阳市入贵阳府，计程一月有余。由谷角，历关隘数里，验票进城。城内屡遭屠戮，民居寥寥。

向坚又有《滇还日记》一卷，起顺治壬辰（1652）十一月四日，止癸巳（1653）六月十八。盖其侍父孔昭自云南姚安归苏州之行程及旅途见闻。

据其自记，归来行资未备，先后行滇中及黑盐井诸门生家，斧资得不乏。遂于癸巳正月发云南。及贵州平坝，遇见骑兵载辎重，掳妇女数百千计，盖清兵战胜明军之反抗，所掳获者，取道黔中，故得遇云。

是记所叙行程，凡历省七，府三十有三，州县卫司关驿镇寨不可胜记，共行二万五千里，俱择要笔录。如述出滇黔诸关，严查验票，和后代的通行证或护照，不无类似之处，有助于了解清未统一疆土前之交通情况。作者所记其父沿途怀故国之思，往往触景生情，感慨系之。其一如“壬辰十二月十六日。过碧鸡关，行二十里，达滇阳驿。父见风景非昔，无限唏嘘”。即此寥寥六句，明遗民爱故国之思，跃然于纸墨间。

顺治中，还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记游日记传世，之一为黄宗羲的日记作品。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受业刘宗周，南太学诸生作《留都防乱公揭》，推宗羲为首。曾坚持反宦官之斗争，几遭杀害。清兵南下，其募义兵，进行抵抗。撰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其有《匡庐游录》一卷，日记体。系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至十月所作。按其时黄梨洲赴江西，作庐山之游。取白居易“匡庐奇秀甲天下”之句，爰颜日记名曰匡庐。至则穷香炉峰、遗爱寺诸胜。遇僧智瑞，作者亡友陆鲲庭之门人也。所赋《掩关》诗，颇多警句。经桐庐后，同范吉生共行止，遇江姓者，书诗于扇。点滴资料，均可供研究黄宗羲生平时作参考。

顺康雍时期诗文家、理学家、词臣、考官、御用文人等，继承宋代日记传统的，不乏人在。顺治时作者推姚廷遴、多尔衮、彭孙贻、窦克勤、陆嘉淑，所作或以内容见胜，或因工于叙写传世。略如抨击时政的，为《历年记》。撰者姚廷遴字纯如，上海人。明季御医永丰之孙。先任县吏，继为乡农，所交多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在他笔下，每多揭露县官酷虐，如顺治十八年（1661）一月至三月，上海多雨歉收。知县涂贽“征粮甚迫，比较严切，百姓无措，多借营债，情愿加二利息”，如过期未付，便“拿到家去吊打，惨状万千，顷刻几倍，破家者甚多”。日记还尽情叙述在此大灾之年，浦江两岸哀鸿遍野，而尚书、大将军、提督之类大官，“按临沿海等处”，“下属迎接，供应浩繁”，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作者就知见所及，摊出了封建统治的罪恶事实。

清初诗人抒发黍离之感的，之一是彭孙贻《岭上纪行》。孙贻字仲谋，浙江海盐人。明末拔贡生。工七言律诗，被王渔洋所赞叹。痛父殉于明亡之难，终身不仕。著有《茗斋集》《虔台逸史》等。

《岭上纪行》两卷，系顺治六年（1649）所写日记。彭氏自故家起程，经苏州、镇江、芜湖、铜陵、九江，而抵南昌，所历三省多在山中行。时距明亡不久，战后伤痕，随处可见。日记所叙，弦外之音，大有河山虽存，面目已非之感。如八月初九，“荡桨金山下，缘山脚而登”，联想弘光时明代副将郑鸿逵“拒守兹山，叠石为垒”，而今安在哉！十三日亭午，抵达芜湖，到处见髀疽溃血，涔涔满地，为之凄然神伤，谓“俗于此日祀亡者，侨寓江干，临风凄恻”。他类似表达忧心惨切的文字，不胜枚举。

此年九月，彭孙贻登江西章贡台，旁询遗民有关当地抗清故实，纤悉必书。据称台附近是涌金门，顺治六年九月初，犹为集中饲马的所在。记及“赣城有马数千匹。舟泊涌金门，每旦饮马斯门者，不下二万余匹”。据此可见距今三百四十年前，江西省军马集中喂养地点之一，为涌金门。同年十月，撰者客居南昌，当地历经战火，所住寺观，坍败零落，已“无门扉窗楯，西北风作，衾寒如泼水，鼠大于狸，狼跳攫啮，彻夜喧豗，不得美寝”。战后情景，栩然入画。这时知清兵“入粤者络绎，水陆断绝”。要离南昌，船行已不可得，因附柴船走小港，下建昌。类似云云，堪供研究清初江西一带交通史者所考镜。

笔触有关书院故实的，推《寻乐堂日录》。作者窦克勤（1653—1708）字敏修，号静庵，河南柘城人。治经学，从师耿介于嵩阳。壮年中进士，授检讨。嗣后创办朱阳书院，成才称盛。有《朱阳书院志》《窦静庵先生遗书》等。

《日录》二十五卷，起顺治十年（1653），止康熙四十七年（1703）。综览日记，作者生活几与书院相终始，师友中与耿介、汤潜等过从很密切，所述重点，实亦在此。理学家登封耿介兴复嵩阳书院，一年之间，总是多次约游书院，下榻敬恕堂，一起讨论《易经》，赋诗联吟。凡是书院的教育活动，校舍的修葺，都按日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窦静庵致力朱阳书院教育事业，达二十多年之久。日必有记，事涉多端，确是攸关清初中国书院史的宝贵资料。日记载及书院命名朱阳，曾由其父翰林院庶吉士窦大任所订定。校舍几经修葺，圣殿、居仁斋、由义斋、藏书楼均分期开工，限日完成。他如定书院院规、讲教育法令，以及平日讲稿，皆附篇末，可和《朱阳书院志》并读。

日记撰者交游，多顺康间名儒耆宿，举其荦荦大者，若宋犖，字牧仲，精鉴藏善画，有《緜津山人诗集》，和窦家结秦晋之好，日记屡叙宋牧仲为其孙儿求聘窦氏三女的前后细节。次如李塨字刚主，系与颜元齐名的教育家，静庵与之互投书札，探讨学术，多详载于日记中，总之，此书是顺康间著名教育家的生活实录，很有参考价值。

清初记行日记之一，为陆嘉淑《北游日记》。嘉淑（1619—1689）字冰修，浙江海宁人，有《辛斋遗稿》。

《北游日记》一册，费演抄本，系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作。此年四月撰者由水陆取道入都，六月即整装南返。其中北上道途的艰难，朋踪的聚散，以及登临、吊古、旅中唱和的诗什，有蒋沐（广文）别下斋校梓全集时所未及搜采者。清学者管芷湘推誉此记，堪与黄庭坚《宜州家乘》相媲美。

康熙六十一年间，在爱新觉罗·玄烨统治下，号为“治平”，一方面开博学鸿词科，编纂类似《全唐诗》《佩文韵府》之类大型书籍，汇集了大批著名学者文人，一方面兴《明史》《南山集》等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

综观这一阶段日记作者辈出，如屈大均、王士禛、方象瑛、陆陇其、高士奇、陈奕禧、杜臻，高宅揆、徐炯、张鹏翮、张英、李澄中、查慎行，杨甲仁、戴名世、郁永河、顾彩，汪灏、高懋功、吴振臣、杜昌丁等。从他们日记中，可以反映出学者文人的学术动态，也表露了一些作者抨击当时弊政的内心世界，确是这一阶段日记的特色所在。现就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略选若干于下：

清初诗人屈大均有日记。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工诗，和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撰《翁山文外》《诗略》《诗外》《广东新语》等。

翁山日记，颜名《宗周游记》。自称偕三原杜苍舒游陕西，其地“即宗周之地”，便以宗周为名。起康熙四年（1664），止次年（1665）。

综览所叙，一是民间风俗。四年冬，入潼关，见陕人常服白色，值庆贺亦穿白而往。翁山既简记其事，复略考原因。如

是日初入关。见陕人皆麻葛巾，白袍，无有异色衣冠者。盖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尚白，故以白为常服。遇庆贺亦皆麻葛巾白衣以往。吊丧则加一白布于巾上云。

又陕中元旦斗鸡，元宵悬灯于白杨之上，均相沿成习，堪资采风。据日记，陕地三原，泾阳早称繁富，二月二、二月三两日，均有庙会风习，一时丝竹管弦，百戏纷陈。距今三百二十多年前，陕中民间俗习，地方剧曲繁兴，经作者轻抹几笔，得见梗概。

二月二日。观会于桃花洞，洞去泾阳六七里，有东岳祠，士女至者数万人。百戏纷纶，迭呈妙幻，若走打碟，搊筝唱炼，相演元人院本杂剧。弹大小琵琶，歌讴风花雪月，琐南枝、玉娥郎，凡数十队，多边塞音声。

二是地方特产。他过潼关，抵岳庙，饮华明良酒槐曲酒，食形如鲥之石华鱼，还笔涉陕中肉类、饭类、酒类的品种，烹饪制法的不一，有关食品的方言，凡此不失为清初陕西食品史料。

三是载录文物。翁山至友王宏撰山史，精金石，擅鉴别，著《砥斋集》。丙午二月，往砥斋，常和山史析赏碑碣拓本，如观《华山庙碑》拓本，论“其结体运意，乃汉隶之壮伟者”。并到西安府学附近碑洞，观晋唐以来碑刻。

四是文苑交游。在陕和曲阜颜光修订交，两人均以诗鸣。又与研究九经注疏的李天生相往还，翁山规劝勿徒事注疏，应致力经文。

此外，尚有短期日记，一为康熙六年八月所写《自代东入京记》，二为康熙七年八月所作《自代北入京记》，抒写途见民生疾苦，“有生长不识布者”，确有助于认识封建社会贫苦生活之一角。

诗人日记另一作者是王士禛（1634—1711）。士禛字贻上，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擅古文诗词，游秦晋洛蜀闽越江楚间，融怿荟萃，一发之于诗。著《带经堂集》《渔洋诗话》《池北偶谈》等数十种。

渔洋日记卷帙浩繁，惜皆散见。加以汇辑比勘，共得七种：（1）《蜀道驿程记》（1672），是和郑日奎赴四川典试时作。（2）《南来志》（1684），是康熙廿二年，奉使祭南海，记从北京到广州之里程见闻。（3）《北归志》（1685），记自广州到新城之行途及景物，并叙与文坛友好之频繁接触。（4）《北征日记》（1688），记北上时参加骈文家陈其年、姜宸英等评论诗文之活动。（5）《迎驾纪恩录》（1689），载及康熙玄烨南行，撰者往迎于山东德州，和诗人李之芳、钱钰等唱和。（6）《秦蜀驿程记》（1696），叙及趁赴陕西四川祭告西岳之便，遇到不少旧雨新知，鉴赏所珍藏之历代名书画。（7）《赐沐纪程》（1701），是康熙四十年告假返家时所作。既详与张英、陈廷敬等编次康熙诗文集之经过，又笔触王廷纶在福建替他梓行《池北偶谈》的实况。

据日记，渔洋在赴蜀途中，约宋琬、施闰章、沈荃、程可则、李天馥等，一起唱和。北上以后，交接词人约近百数。一些学者如陈奕禧、靳熊封、焦毓鼎等，也有不少诗篇，留存渔洋日记中，无异是清初诗史。

渔洋还评论了诗文创作，缕述了诗友活动。当时姜宸英特邀朱彝尊陪同拜访渔洋，把新作《游上方山诗》，请加斧正。查慎行、陈奕禧也是一有著述，马上就寄奉乞加润饰。渔洋对后辈掖奖备至，见到奕禧《皋兰随笔》，赞赏地说：“譬噉谏果，当是余甘回齿颊矣。”

朱彝尊和王渔洋友谊极深，经常带着宋元善本名椠，要求渔洋审定，从版本讨论到书籍内容，大多是一以渔洋意见，作为评论之依据。无论是宋刻本《唐摭言》，还是宋僧文莹《玉壶清话》之鉴赏语，都是这样。

日记撰者擅长书法，见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其书法活动，日记载述甚多，如赴蜀途中，曾应沈荃之索求，为写陆游《阆中诗》，按阆中离成都六百余里，渔洋抵此，挥笔至“俱是邯郸枕中梦，坠鞭不用忆京华”句，不禁为之低徊，情见楮墨。在阆中，渔洋赞赏胶州童子宋世勋题壁，“大字方圆径寸，势甚飞动”。又推崇北方女书家姜淑斋，“工晋人书”，骏逸飞洒，超轶前人。因此京师士大夫获其纨扇便面，片言只字，无不珍若拱璧。

在前往临潼县途中，饱览秦中名士藏画，将见到的题跋，一一随手札录。在靳熊封寓所，激赏黄鹤山樵、王蒙画之竹木流泉，认为甚古淡，尤其是上面有铁笛道人、郑元祐、虞集、柯九思、牟等，题诗殆遍。寓目心赏，全盘加以抄录。与此同时，其还结识一些古器物收藏家，其一为迁安籍老收藏家刘鲁一，日记称：“年七十七矣。聪明如少壮人，家藏书画鼎彝之属最富，世号精鉴。”上述称引，显见所记事关书画文物史话，堪资征引。

清代李元度纂《国朝先正事略》，谓渔洋诗文，“融怿荟萃”，其日记七种，确是同样如此。

理学家以著日记见重者，推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历任嘉定、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谥清献。治理学，宗程朱。著《困勉录》《三鱼堂集》《松阳讲义》等。《清史稿》有传。

《三鱼堂日记》二卷，起康熙丁巳（1677），止己巳（1689）。大抵以论理学为主，服膺朱熹居敬穷理之说。丁巳八月初二记云：

讲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觉此章易为良知家所借，盖凿与不凿，其辨在毫厘之间，非居敬穷理，未易明白。

其次商榷经史舆地天文律算。虽酬宴之顷，舟车之中，亦寝馈不废。盖系一部理学家治学生活之日记。

陈康祺曾就日记所载，品评陆稼书为人笃厚。《郎潜纪闻》卷七曰：“《三鱼堂日记》云，始见魏环老，一见如旧识，言及丙辰冬推闽臬之时，皇上问嘉定、无锡两县俱好，朝议方推，而参疏夕至矣。环老言及之，尚怒形于色。余但自谢，至诚不足以感动上台，无足怪也。”

康熙间，以御用文人而有多种日记名世者，推高士奇（1645—1704）。其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人。以国学生就试京闱不利，卖文自给，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凑句书之，偶被康熙玄烨所见，旬日中三试皆第，遂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恪。撰《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清吟堂全集》《江村销夏录》等。事具《清史稿》。

他有日记五种：（1）《松亭行纪》，系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至五月间，随康熙至塞外时记行之作。撰者自北京启行，经遵化城外，至喜峰口，其地古称松亭，故名日记曰：《松亭行纪》。书除考证地理外，余无足观。（2）《扈从东巡日录》，是康熙廿一年（1682）正月至四月间，随康熙赴沈阳东北，谒祭福陵（又名东陵，系清太祖努尔哈赤陵寝），陵在盛京（即沈阳市）城东二十五里。又谒昭陵（一称北陵，为清太宗皇太极陵墓，在盛京北八里许）。所纪有关清初帝皇三大陵寝之二故实。（3）《扈从西巡日录》，是康熙廿二年（1683）二月，至次年三月随行日记。自述如何获宠于康熙，多阿谀之辞。如曰：“上解御服文貍裘及麋鹿裳命臣衣之，顿觉阳和被体，真异数也。”此录内容，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康熙“至山西，驻驿五台山，士奇时以侍讲供奉内廷，扈从往来，因记途中所闻见。……凡山川古迹，人物风土，皆具考源流，颇为详核”。（4）《塞北小钞》，系康熙廿二年（1683）六七月间日记。是时从玄烨由京出塞，记其山川阨塞，道里风俗，及与康熙所问答者，赋诗十余首，均附篇末。（5）《蓬山密记》，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撰人至宜春苑，遍观苑中诸景，及内藏图书、鼎彝古玩、西洋乐器。康熙并与偕入深宫燕寝，登楼见楼梯宛转，凡四曲折。抵东岸，眺山林，皆种塞北所移山枫、婆罗树，隔岸，则红霞万树。频去，将御书《千字文》赠之。在此前后，还屡得满洲桌全席。清例：除出师大将军外，无此先例。玄烨还亲用内造西洋铁弦琴弦一百廿根，为之抚《普唵咒》一曲，堪征作者备获异宠云。

并时学者日记、记录所见文物者，推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号香泉，海宁人。任安南知府。工书及诗，有《皋兰载笔》《金石遗文录》《春霭堂集》等。

其《益州于役志》，系康熙廿一年壬戌（1682）日记。时作者“奉山西布政司，调安邑丞，转饷廿五万赴四川”。取道湖北襄陵、陕西汉中而抵成都，共水陆四千八百余里。

作者所见古代文物，逐一详录。如在汉中得观汉石。记云：“九月廿一日。观汉石于郡堂，高二尺六寸，围八尺。志云：围长如鼓，相传汉时物。余按其形，不类于鼓。其制仿佛于罍脰间，作四兽面，口平有刀痕，身径抚摩间，生光泽，细辨之，乃碧玉也。志谓具苍玉色，殊未究矣。汉高祖拜将台，在郡署内。”此用一百字左右，叙述汉石所在地、高度、广度、形状、雕饰、色彩及其他。又如过陕西武功县后，在雍原发现唐碑，记曰：“八月二十九日。……有《唐司空苏瓌墓碑》，在道南野中。卢藏用序，并八分书。张说铭，景龙元年十一月，前两行书撰姓氏，今已模糊不可辨，余尚完好，如此石迹，恨不能抚榻藏之，唐碑不可得矣。”类似文物史料，不失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往往路经一地，作实地观察，从而诠解某些诗句确切含义。如经四川盐亭县西八十里，望见“紫荆河南流即鹅溪，溪水漂绢最白”。爰断谓苏轼“爱煞鹅溪白茧光”诗句指此。陈香泉还从实地勘察，作前人集外诗的辑佚工作。如至陕西扶风县，出城渡水，上南山，谒马援祠，祠有苏轼《题天和寺诗》，其诗东坡本集未收。旬为“远望若可爱，朱栏碧瓦沟。聊为一驻足，且慰百年头。水落见山石，尘高昏市楼。临风莫长啸，遗响浩难收”。日记除录此佚诗外，且述有关创作背景，暨碑刻轮廓。其言曰：“碑在南墙下，掩没尘埃，拂而观之，笔法俊丽，公少年时书，具平原风骨，当是会判凤翔以后，挈家来游，而有此作。其诗本集已失，碑系宋刻，精微可宝也。”

清代经学家惠栋（定宇）尝谓此记具有学术价值，在著述时曾多次加以引用，事见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赌棋山庄笔记·稗贩杂录卷二》。

戴名世以《南山集》招致大狱，为清初最惨酷文字狱之一。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褐夫，安徽桐城人。晚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才思萌发，长于史传，尤因考访明史著称。撰《南山集》，多采方孝标语，用明永历年号，遭杀身之祸，株连竟达数百人。事具《清史稿》。

褐夫从康熙廿五年（1686）后，写日记，凡十五年，惜多散佚。今存四种：一曰《乙卯北行日记》，康熙卅四年作。二曰《庚辰浙行日记》。三曰《辛巳浙行日记》，系康熙卅九年、四十年两度应浙江学使姜之聘时所撰。四曰《丙戌南还日记》，康熙四十五年所记。综览残稿，重点有五：

1.叙交游　戴氏好友百辈，多耿介之士。莫逆交之一允推方苞，苞以《南山集序》牵连入狱，两人同籍桐城，同客江宁，常怀愤郁，志同道合。苞每当稿成，常请褐夫为之点定。岁庚辰，褐夫年将五十，子息尚虚，差可告慰的，获交朱字绿，字绿有《杜溪稿》数十万言，戴替他写序，两人滁州相遇，携手徒行，纵谈道旁，备征深情。

2.记生活　自述幼时，赖裴妪鞠育，及妪病故，时系梦寐，痛悔重恩未报，深感愧疚。及年近五十，记中时时流露世不我与，枨触神伤之感。

3.揭时弊　清初关卡勒索，百般刁难，虽燕都亦在所难免，康熙卅四年秋，作者抵京师，“执途者横索金钱，稍不称意，虽襆被俱欲取其税”，目睹情景，发出祸端将起细微之叹。渡淮以后，目击洪水泛滥，桥操皆断，陆行数十里，才能登舟。对此慨叹清政废弛，安得明代左光斗而兴北方水利耶？距此十年后，日记屡载北方灾情严重，草木枯槁，颗粒无收，弥望灾民枕地而卧，风尘蔽体。信手勾勒出一幅哀鸿遍野图，干旱、歉收、饿荒，令人领略到其谁之过欤！类似载述，揭露了二百九十多年前封建统治下的阴暗一角，堪供治清史者所考镜。

4.谈治安　康熙四十五年戴名世从燕山来吴门，途经河北省，见治安失控，盗匪横行，有所谓老爪的，佯装商人或官宦，狡诈多端，往往诱致行客，掘坎缢杀，然后洗劫而去。褐夫亲遇车夫行踪诡秘，知系老爪党羽，由于警觉提防，幸免毒手。对此，作了惊心动魄的描绘。

5.载风物　按其搜访胜迹，着眼于世人所未经意的，如赴杭州，西湖十景则一笔带过。对菱湖一角，刻划其烟水茫茫的风致。往绍兴，详考行署的历史，垂意遗留文物。综观诸记，赖以考见撰者的行止，友朋的聚散，愤世嫉俗的绪思，鲁殿灵光，应加珍视。

清初日记涉及自然科学内容者，应推《采硫日记》。作者郁永河，浙江仁和人。康熙卅五年，福州军库烧毁，损失火药甚多，作者奉命前往台湾采硫，以补充损失。此行由福建经厦门而至台湾鸡笼，时在卅六年二月。

所著《采硫日记》三卷，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全书除了记述采硫经过外，对于三百年前台湾省山川形势、民情风俗、生物特产，记载至详。是一部有关科学内容的古籍。

郁永河叙写产硫地区、采硫奥秘、炼硫土法至详。从他关于地热区的许多描述看来，有它独具的科学意义，已见本书第七章，此不赘述。

《采硫日记》一书，就整体看来，的确极富于文学色彩，兹节录五月初五日日记如下：

余问番人硫土所产，指茅庐后山麓间，明日拉顾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儿操楫缘溪入，溪尽为内北社，呼社人为导，转东行半里，入茅棘中，劲茅高丈余……。复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复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广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间，与石皆作蓝靛色，导人谓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指试之，犹热甚。扶杖蹑巉石渡，更进二三里，林木忽断，始见前山。又陟一小颠，觉履底渐热，视黄色萎黄无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气缕缕，如山云乍吐，摇曳青嶂间，导人指曰：“是硫穴也。”风至，硫气甚恶。更进半里，草木不生，地热如炙，左右两山多巨石，为硫气所蚀，剥蚀如粉，白气五十余道，皆从地底腾激而出，沸珠喷溅，出地尺许。余揽衣即穴旁视之，闻怒雷震荡地底，而惊涛与沸鼎声间之，地复岌岌欲动，令人心悸。盖周广百亩间，实一大沸镬，余身乃行镬盖上，所赖以不陷者，热气鼓之耳。右旁巨石间一穴独大，思巨石无陷理，乃即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焰扑人，目不能视，触脑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声如倒峡，即沸泉所出源也。还就深林小憩，循旧路返，衣染硫气，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峡崩崖，轰耳不辍者，是硫穴中沸声也。自赋二律：

造化钟奇构，崇岗涌沸泉。怒电翻地轴，声雾撼崖巅。碧涧松长槁，丹山草欲燧。蓬瀛遥在望，煮石还神仙。

五月行人少，西陲有火山。孰知泉沸处，逐使履行难。落粉销危石，流黄渍篆斑。轰声传十里，不是响潺湲。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

基上节引，郁永河以优美文笔，抒写走进地热区的种种感受，诸如沸泉的声响、色彩和异味，硫穴周围的奇观险景，均经如实刻画，跃然于楮墨间，确是不失为绝妙篇章。

《佩文韵府》编纂者之日记，应数查慎行钞本日记两种。慎行（1650—1727），字悔馀，号初白，海宁人。工诗，有《敬业堂集》，黄宗羲比为陆游。又著《经史正讹》、《江南通志》，事具《国朝先正事略》。

日记钞本两种：（1）《庐山纪游》。为康熙壬申至癸酉（1692—1693）间事。涉及所见文物，尤垂意壁间碑刻，不失为书史资料。壬申七月辛未记云：“出九江作庐山之游。访濂溪先生（周敦颐）祠遗址，祠废，石坊犹存。逾蛇岗岭，访太平宫，唐时钟鼓二楼，犹岿然对峙。入东林寺，入神运殿，古碣寥寥。西壁嵌《虞伯生碑》，尚完好，刻于元至元间。李北海碑在东壁，亦元时重摹，已中裂。……游西林寺，尚存断碑三：大抵皆景德间免粮牒文。”（2）《陪猎笔记》二册，吴骞钞本。起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止四十四年（1705）九月。盖查初白系癸未入翰林，夏随康熙至口外，与汪灏、蒋廷锡、钱名世等同行，途见珍异，及与康熙承对之事，辄笔录之。次年，参加纂修《佩文韵府》工作，因此所载纂修情况，较为详尽。

或称十三元韵部分，为慎行所纂，康熙对条目出处先后，确也提出过中肯意见。如曰：“乙酉五月二十四日。黎明驾发畅春苑，同直八人俱随行。时方分纂《佩文韵府》，奉旨携带书籍以往。惟蔡方麓前辈以阁务留京。余与杨玉符前辈，钱亮功、蒋扬孙两同年，派在揆院长处，一切衣食马匹，俱以相累。”“六月十八日。奉旨，问盘根错节四字出处。廷等查《后汉书·虞诩传》回奏。再查《韵府群玉》诸书，亦止引此条。上复谕云：此语《后汉书》以前，当别有所出，可查明增入韵书。因十三元韵，系慎行所纂，随奉旨命臣作字，寄武英殿纂修孙学士，将此段详考增注。”

或谈纂修《韵府》时增删经过。七月初十日记云：“午后京报至，发下下半先字韵府廿二页，又松坪前辈回字，查得盘根错节出处，东汉以前《邹阳传》蟠木根柢一则。又《北魏书·甄琛传》，唐萧颖士《伐樱桃赋》二条，皆东汉以后事，应否增入韵府，嘱转清旨相复。”“十三日。前武英殿查覆盘根两字各条，今日臣慎行启奏，奉旨着将蟠木根柢一则增入一屋韵。将后二则增入十三元韵下。即写字复竹坪前辈，从宫报附去。”类似资料尚多，不失为中国辞书史之确凿资料。

清初遣戍者之有日记，推吴振臣《闽游偶记》一卷。振臣字南荣，隶籍吴江，其父吴兆骞因事被戍宁古塔，穷居塞外二十年，卒因顾贞观谱写《金缕曲》，缓颊乞援于纳兰性德，才得赎归。振臣生于兆骞戍所，兆骞遇赦，便从入关，终身不仕，著有《宁古塔纪略》。

此记起康熙四十七年（1708），止康熙五十二年（1713），自谓冯协一出任福建汀州郡守，邀其同行，得便遍访父执。综览所叙，可分赴闽前后，转至台湾两大部分。戊子二月，振臣偕冯同抵吴门，往杭州，请李颂将任案牍诸务。随后乘舟循钱塘江，过富阳，登钓台，记及“杜鹃花盛开，山谷如锦绣，画眉鸟声啭不绝，若互相应答”。最后由南丰越黄竹岭，而抵汀州府治。寄情山水，意不在仕宦。及入闽，对风物特产，有见必录。或述写芭蕉之特征，或载述榕树的用途，或叙雕琢树根之艺术，或记交通工具的竹兜，或神往于武彝茶的韵味，或赞叹泉州纱灯之精巧，曰：

戊子四月十六日。泉州街市中所出纱灯，工制甚巧，款式颇多，名为洋灯，漳州出；乌缎及剪毧，漳浦镇出，桃核素珠，每粒镂空，镌刻罗汉三四尊，须眉毕肖，亦绝技也。

类似笔录，无异是闽中风物掌故谈。特别是汀州府署位于山林蔚郁的胜地，具园林亭堂之佳筑，四时不同之美景，作者赏心悦目，欣然濡墨曰：

府署在卧龙山之麓，城垣延矗。山岭松柏蓊郁，烟云缭绕，颇有山林幽趣。署后有园甚旷，东边梅亭三间，绕亭老梅数十树，冬至前花即大放。亭之西为射圃，有观射堂，两旁木芙蓉、乌桕树，约百余本。秋则芙蓉娇艳，冬则枫叶成丹。其余阴晴晦冥，紫绿万状，莫可殚纪。

即此一则，使人领略到撰者信手拈来，自然成文，堪称克绍箕裘。

岁癸巳（1713）四月，闽抚以台湾疆土新辟，荐冯协一调任该省郡守，从行者仅振臣及李颂将，十七日取道厦门，见海防严密，“艨艟桅橹，森罗星布”，随着渡海进台，风浪颠簸。按当地迷信习俗，上舟前作好种种无谓的准备。二十七日舟近鹿耳门，“浪高如山”，“又忽飓风大作，天气昏黑，无从下椗”。终于在事实面前，始恍悟迷信之不可信。

抵台以后，列叙台省简史、官府设置，从府治县治，一直到寺庙概况、风俗人情，以及各种物产。特别是讴歌物产富饶，着墨最多。略如：“二十九日。有渔人进活龙虾二只，每只重有觔余。其头逼肖龙形，命厨人取肉作羹甚美，而以其壳为灯，点火其中，鳞鬣须足俱明。”总之，日记名为闽游，实质上留存了不少台地掌故，颇具史料价值。

雍正十三年间，在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的残酷统治下，一变康熙时所采用的笼络政策，而边搞宫廷斗争，边兴多次文字狱，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镇压，因此，日记作者相形锐减，敢于触及议论当朝时政的，更是寥若晨星。堪称有代表性的作者，为李绂、丁士一、允礼、牛运震。

李绂（1673—1750）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康熙进士。授编修，充会试副考官，累官广西巡抚。著《穆堂初稿》，附《穆堂别稿》各五十卷，事具《清史稿》。

他的《漕行日记》四卷，系雍正元年（1723）赴山东催漕时日记。是岁五月廿九，户部以漕艘过淮逾限，漕务多积弊，从前催漕官有因缘为奸者，撰人时署吏部侍郎，赴山东催漕，六月初六出京，详所见间，畅论当时漕运之弊，并改定济宁漕规。记至次年（1724）四月十二日止。在一定程度上侧面反映出地方官场的贪污现象，但未触及雍正王朝的腐败根源。有些叙写，仍有参考价值，不失为雍正时漕运史料。

先此李绂尚有《云南驿程记》二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出使云南时作。时值云贵乡试，绂任云南正考官，四月廿五出都，详叙清例翰林出使，骑马匹数、随者人数，视授官大小而异，有关故实，表襮出封建制度等级森严。他从真定，经直隶、河南、湖北，饱览山川壮丽，必笔之于书，至八月初六，抵达云南省城，记遂戛然而止。

丁士一，山东日照人。雍正初，任监察御史，简授闽臬。著以《此游计日》为名的日记，二卷一册，书名系取宋苏轼泛舟时语，谓此游甚壮，可冠平生意。计日指无一日的遗漏。日记起雍正二年（1724）正月，止次年二月底。撰者凭监察御史资历，巡视台湾省，道经五大省，程历九千里，凡有见闻，及时备载。

丁氏出都后，返山东，挈儿南行，取道福州、厦门，而达台湾。据载，其地民间疾苦，一是徭役繁重，“官弁兵役，动拨夫车，番民苦累”。二是米价昂贵，“台地缺雨水，又值青黄不接，米价日昂，贫民苦之”。三是吸毒成风，因拟《禁约四则》，之一即禁开鸦片馆。此外还记及台省兵制、赋税徭役制、考试制等。

他在台时，还录存治多痰、治痢疾、治齿痛等大量丹方，还大量载录如槟榔、文旦、落花生等物产，突出描绘的，之一是绿珊瑚。记云：“甲辰八月戊寅。海声如雷，午集斐亭，亭前一树，高丈余，碧色，多桠枝，无叶，如鹿角，名曰绿珊瑚。”

书前李兰序，认为诗歌赋序，都可发风土草木虫鱼鸟兽之奇，但皆不及此一日记的详悉。从资料角度来说，二百六十五年前台省的物产、风土、丹方，赖以保存。

距丁士一后十年，有《西藏日记》之作。撰者允礼是清圣祖玄烨的第十七子。康熙时，常从行塞外。雍正初，进亲王。擅诗文，工书画，撰《春和堂诗集》《静远斋诗集》《奉使纪行诗》等。

日记二卷，起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冬十月，止十三年乙卯（1735）夏四月，允礼奉命使泰宁经管达赖喇嘛归藏之事。按其时准噶尔拟将侵藏，清王朝于雍正八年移达赖于泰宁，直至十二年准噶尔请和，诏允礼送达赖由泰宁返藏。允礼此行共六月，从燕晋以历秦蜀。驰驱一万二千里。考山川的原委，审风景之异同，记人物的动态，藏俗之礼数，出之以诗情画笔，随意轻抹，具见行文自如。

允礼雅善书法，沿途题诗刻石，抵四川邛州，住鹤山书院，曾题石书扁，继而在行途中，刻石于潼关城楼，过三峡，复书扁曰：“河山在望。”及取道山西，宿正定府治，既题诗勒石，又著录古碑刻。允礼复工点染，每涉胜迹，往往就眼前景物，与印象中前代名画加以联想。例如他到了华岳庙，登阁上，神往于“三峰削成，翠落天半”，即事摹写，并浮想明代画家黄鹤山樵、陈汝言随着雪景而写生的故事。记称：

因思昔时王蒙知泰安州，张绢素厅壁，日对泰山，兴到辄一举笔，图成示陈汝言。值大雪，汝言张小弓，夹粉笔弹之，遂为雪景，一时推为神笔。王陈以绘事擅艺千古，然必临摹真景，才肖天然之趣，余今亦同此意耳。

由此可见，自古画家早已力主即景写生，是必须遵循的传统，允礼同样有深切的体会。

其次，凡是蜀中珍异特产，允礼必定记录。如绘叙四川名山县出产的蒙顶茶，并援引《禹贡》《水经注》《寰宇记》《茶谱》等书，作出茶名的考证。

综观所记，允礼叙写重点盖在和达赖喇嘛的接触，双方宴饮规模的盛大，作者午宴达赖及僧徒、酋长人数达二千之多。而达赖设饯宴于都冈楼，尤加隆重，日记笔触到楼筑结构、彩旗林立，迎者鼓吹、座次仪式、乐舞阵容的千姿百态，使“观者目为愕眙，心神震荡”。事具雍正十三年二月朔日日记，文长不引录。

在此前后，还有八种短篇日记作者牛运震。运震（1706—1758）字阶平，山东滋阳人。雍正时进士。任甘肃秦安知县，重视农业水利。嗣又设立并讲学陇川书院、皋兰书院。罢官后，搜考金石文史，世称空山先生。有《空山堂全集》一百〇一卷。

日记八种，除《九日记》，《乙卯春游记》系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作。他如《筮仕秦安纪程》《游五泉记》《兰省东归记》《太原纪程》《晋阳东归记》《蒲州东归记》，均乾隆时（1738—1755）所写。

按《九日记》系乙卯三月和友人汤皋问，高允持上泗堤，坐林石间，静观远山烟云。《春游记》则系同月到武田城，出访桃林，眺望东北徂徕诸山，堪见牛运震寄情于大自然中，大有忘怀一切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