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礼仪的基本步骤

第一节　研究对象

为了清楚地说明本书的研究对象——吉礼，我们需要了解吉礼在中国礼制史上的位置，这样才能对吉礼的概念及其时间有效性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时期，源于风俗习惯的礼仪就已经产生，并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制度化，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国措施。周代便是以礼乐制度著称。^[3]与后世精致的礼制架构相比，先秦的礼制还非常粗陋，两者之间经过了很多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在精神内核上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形式上逐渐精致化，最后建立了五礼体系。

直到西汉末年之前，方术还深刻地影响着帝国礼制的运行。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祭祀礼仪是雍的五帝祭祀、甘泉的太一祭祀和汾阴的后土祭祀，这些都带有明显的方术色彩，这正是西汉末年的礼制改革所要改变的。^[4]在西汉末年，尤其是王莽统治时期，儒家士大夫推动了郊祀和宗庙的改革，在这两项最重要的礼仪制度上确立起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5]新莽政权虽然很快被推翻，但是其政治遗产被东汉继承，礼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更为稳固。

“五礼”一词出现甚早，例如《尚书·舜典》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6]不过，《尚书》没有具体说明五礼的含义。在成书较晚的《周礼》中，五礼的含义开始变得清晰。《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7]

根据彭林的研究，《周礼》成书于西汉时期，^[8]它并不全是西周典章制度的如实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儒生礼制理想的反映。《周礼》中的五礼从一种观念最终变为国家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汉代建立后，学术以今文经学为正统，在礼学领域的表现就是以《仪礼》为经。在《仪礼》中，礼仪有冠、婚、丧、祭、乡和相见六类。《仪礼》的缺陷是它无法囊括汉代的国家礼仪制度，所以有一部分礼制超出了《仪礼》的范围，这在正史中有充分反映：《史记》有《礼书》，也有《封禅书》；《汉书》有《礼乐志》，也有《郊祀志》；《续汉书》有《礼仪志》，也有《祭祀志》。因为《仪礼》在汉代被称为《士礼》，所以梁满仓将汉代的国家礼制称作“超《士礼》礼制”。^[9]

后来，因为古文经学的崛起乃至胜利，《周礼》的地位不断上升，到了魏晋南北朝，已经超越了《仪礼》和《礼记》，具有了礼经的地位。与《仪礼》相比，《周礼》显然更符合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仪礼》记载的是古代士大夫的礼仪，汉朝将这些礼仪推衍应用到皇帝身上，以此来建立国家礼制，难免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周礼》以天子为中心，建构了一套比《仪礼》更为庞大复杂的体系，并且与整个国家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0]随着《周礼》的地位不断凸显，五礼观念逐渐用于国家礼制实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体系取代了“超《士礼》礼制”，成为国家礼制的基本架构，并且最终定型于隋唐时期。^[11]

吉礼是五礼之首，尽管五种礼仪的排列顺序和相对地位发生过变化，^[12]但是吉礼在五礼体系中的首席地位一直不变。在五礼之中，吉礼的内容和篇幅也是最多的，在整部礼典中占了一半左右。例如，在150卷的《大唐开元礼》中，吉礼占了75卷；北宋末年的《政和五礼新仪》共220卷，吉礼有111卷。吉礼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可以说吉礼的主体部分是制度化的祭祀礼仪。在先秦时代，祭祀是社会中的头等大事，《左传》之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13]祭祀的重要性列于武力征讨之前。进入帝制时代后，祭祀活动的重要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维系国家和社会运行的一项关键机制。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礼制是促进天、地、人和谐共处的必要途径。《礼记·礼运》：“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14]到了唐代，传统的儒家宇宙观仍然是礼制存在的首要依据。^[15]与偏重于人伦的宾礼、军礼、嘉礼和凶礼相比，旨在沟通人间与神界的吉礼集中体现了儒家宇宙观。宾礼、军礼、嘉礼和凶礼大多没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像纳后、立太子这样的礼仪几年都不见得举行一次，吉礼之中的这些祭祀礼仪基本上每年都有，要么是在固定的节气举行，要么是在固定的月份通过卜筮确定具体的举行日期。人间的吉礼仪式配合时节的运转而举行，通过祭祀的方式维持生者与天神、地祇、人鬼的和谐关系，并体现皇帝作为人间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权威。

因为吉礼的重要性，学界对吉礼之下多种重要祭祀礼仪进行了研究，不过，讨论主要是在国家祭祀而非吉礼的范畴内进行。本书之所以一反通行做法，不用国家祭祀的概念，而是用“吉礼”来涵盖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与“国家祭祀”等同的概念，所以国家祭祀的内涵、外延需要研究者进行界定。研究者对哪些祭祀礼仪属于国家祭祀的判断各有不同，例如，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以礼典是否有记载为依据，^[16]吴丽娱以祭祀功能为标准，^[17]雷闻强调了祭祀执行机构的公共性，认为国家祭祀是由各级政府主持的一切祭祀活动。^[18]如何界定国家祭祀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讨论的范围有多宽，哪些祭祀可以成为讨论的内容。正因为这样，国家祭祀研究的范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尽管吉礼与国家祭祀有很多重合之处，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并非所有的国家祭祀礼仪都在吉礼的范畴内，例如军礼和嘉礼中也有祭祀内容，还有一些官方祭祀行为甚至不在国家礼制的范围内。在中国古代，吉礼是一个内涵、外延都很明确的概念，哪些祭祀礼仪属于吉礼，是当朝制度明确规定的，而且更具系统性。本书将这些祭祀礼仪放在吉礼体系的框架下研究，既是出于方便操作的考虑，也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用当时的术语、概念来讨论问题。

从时间范围来看，我们的研究横跨唐代、五代和宋代。尽管学界对唐宋时期的社会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都同意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大转折。以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为例，京都学派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以文化形态为原则，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中国在唐宋时期从中世社会进入近世前期社会；东京学派的历史分期看重生产关系，在他们看来，唐宋时期经历了古代社会向中世社会的转变。^[19]从世界范围看，京都学派的看法得到了更多的共鸣，朝向现代性的唐宋社会变迁成为一个极受关注的话题。唐宋变革论的叙述模式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现代性的探讨逐渐退出，^[20]但是唐宋社会转型的话题仍然经久不衰。

针对唐宋诸多历史现象，除了断代性的专题研究，不少学者们还尝试跨越朝代限制，来进行某个历史主题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1]尽管我们的唐宋吉礼研究不以回应唐宋变革论为主要目标，但是唐宋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吉礼承继和兴替的历史舞台。礼仪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时代的变迁也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之产生互动效应。

在时间上，本书并不打算覆盖整个唐宋时代，而是以唐朝建立至北宋灭亡为界。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唐至北宋时期的礼仪制度具有很强的承接性。宋太祖时期颁布的《开宝通礼》就是“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而成的。^[22]我们再看北宋中期的重要礼书《太常因革礼》的成书过程：“至嘉祐中，欧阳修纂集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23]既然《太常因革礼》是“主《通礼》而记其变”，而《开宝通礼》又是以《开元礼》为基准的，可见《太常因革礼》受《开元礼》的影响不小。北宋末年编修的《政和五礼新仪》有纠正北宋长期以来遵循唐代礼制的意图：“遭秦变古，书缺简脱，远则开元所纪多袭隋余，近则开宝之传间存唐旧。在昔神考，跻时极治，新美宪章，是正郊庙，缉熙先猷，实在今日。”^[24]但是，《政和五礼新仪》在很大程度上又继承了唐代礼制的精神。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唐代礼制在北宋持久的影响力，以及唐朝和北宋的礼仪制度之间紧密的正向和反向的关联。

唐和北宋吉礼制度的关系更是密切。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吉礼制度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北宋建立后制定的各项吉礼制度主要承袭自中晚唐和五代，此后又沿着中晚唐以来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从宋神宗统治时期到北宋末年，礼仪制度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北宋后期的吉礼制度既有延续、放大中晚唐以来吉礼演化趋势的一面，同时又在某些方面设法改变乃至逆转这些趋势。这既使北宋后期的吉礼制度呈现出非常多元的面貌，也充分说明唐朝与北宋的吉礼制度的深刻联系。到了南宋，程朱理学的介入使吉礼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礼制史的角度看，唐至北宋时期的吉礼变迁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因此本文的时间范围限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