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生态安全意识

二、青年的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而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它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同等重要，不仅是国防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国家安全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始终能维持在使经济和社会永久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安全状态。生态安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要使生态环境不受威胁、生态环境的质量不断改善，就必须改变人们传统思想上的安全定义，树立生态安全意识。而青年生态安全意识的确立，可以在社会上发挥有效辐射影响，带动全社会成员积极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青年的生态安全观是指当代青年在生态安全的保护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认识及指导其生态安全保护行为的思想规范。生态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生态安全意识和生态安全行为两个方面，生态安全意识通过生态安全行为得以体现。生态安全意识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安全问题的一种观念形态，包括意识、心理、道德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生态行为是在一定的生态观和生态意识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活动，包括保护环境、爱护公物以及一切具有生态意义的参与和管理活动，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培育。青年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高涨的环境保护热情，青年的生态安全观的发展往往超前于社会，引领着社会的生态保护行为。同时，青年生态安全观不仅对其自身的思想、道德、人格和生活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多方面影响社会、家庭、学校甚至老师和学生。因此，对当代青年的生态安全观的研究，好比一面镜子，是观察社会、倡导生态文明的重要方式。

（一）对于生态安全问题与自身关系的认识

调查显示，受访青年普遍认为“生态安全问题与当代青年关系十分密切”。有76.9%的上海青年认为生态安全问题和自身很有关系，表示“关系不大”、“没关系”的青年分别占19.6%、3.5%。即有近八成的青年认同生态安全问题和自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与年龄交叉分析后发现，“80后”青年对此最为认同。对“生态安全问题和当代青年很有关系、十分密切”表示认同的“80后”青年占79.7%，高于“70后”的77.5%、“90后”的71.4%；表示“一般，关系不大”的“90后”青年占25.3%，高于“70后”的17.1%、“80后”的16.8%；而表示“没关系”的“70后”青年占5.4%，高于“80后”的3.4%和“90后”的3.3%的占比。反映出“80后”青年在生态安全问题和自身的关系上，更具有担当意识；“90后”青年的生态安全观念还不够清晰；而“70后”青年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安全意识。

表2.1　不同年龄组青年对“生态安全问题与当代青年的关系”的认识（%）

与青年性别作交叉分析后发现，女青年比男青年，中共党员比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等人士更具有生态安全意识。表示生态安全问题与当代青年“关系十分密切”的女青年占81.4%，高于男青年的72.5%；而女青年认为“没关系”的占2.0%，低于男青年5.0%的占比。与青年政治面貌分别作交叉分析后发现，认为“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共党员占84.6%，高于共青团员的77.4%、民主党派的66.7%以及其他政治面貌的66.3%。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不同户籍青年对“生态安全问题与当代青年的关系”认识，也存在些许差异。认为“很有关系、十分密切”的上海户口青年占77.5%，持有上海居住证和外省市城镇户口的青年占比相同，为76.4%，而外省市农村户口青年占比相对较低，为71.0%。由此，可以反映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度、融入度越深的青年，就越对上海的生态安全问题有所关注，同时就越能体会和感悟到当代青年不断加强的生态安全意识对于建设生态型大都市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对于自然环境污染的态度

生态安全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保障生态安全，主要是保持水源、大气、土地等自然环境免受威胁，以保值增值、永续利用；避免因自然资源衰竭、资源生产率下降、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社会生活和生产造成短期灾害和长期不利影响，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被问及“您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时，上海青年对空气污染的关心程度最明显，占71.8%，水污染21.9%，土壤污染2.7%，噪音污染2.0%，光污染1.0%，其他0.6%。与青年性别作交叉分析后发现，女性青年比男性青年更加关心空气污染问题，关心空气污染的女性占73.5%，高于男性70.1%的占比。而关心的水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及其他污染问题中，男性青年则普遍比女性青年占比高。关心水污染的男青年占22.5%，高于女青年的21.3%；关心土壤污染的男、女青年占比持平，为2.7%；关心噪音污染的男青年占2.4%，高于女青年的1.6%；关心光污染的男青年占1.3%，高于女青年的0.6%；关心其他污染问题的男青年占0.9%，高于女青年的0.2%。究其原因可能是，女性青年更加感性，面对近年来以北上广等大城市为典型的日趋突出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PM2.5严重超标等新闻报道宣传，更具有直观的切身感受，从而更加关注空气污染。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在世博会结束后，上海的空气质量就急剧下降，从“优”跌到了“污染”，而现在空气中的悬浮颗粒浓度高于政府规定安全水平的三倍。上海空气污染突然加剧的原因，在于沙尘暴增加和冬天冷空气南下，后者将内陆各省受污染的空气带至上海。但季节性的天气变化并不是全部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空气质量整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汽车数量激增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在经济刺激作用下重工业的大量增加。

表2.2　不同性别青年“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人多、车多、交通拥挤，生态环境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生态城市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称，上海规划了生态安全体系，以平衡土地的使用，保证空气和水源质量等生态安全。建设生态城市是一个过程，上海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这其中既有自然生态，还有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郑时龄认为，近30年以来，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逐渐形成了多核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黄浦江沿岸滨水空间、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有序发展，则加速了黄浦江两岸由工业岸线向公共开放空间的转型。但上海仍然存在各地区之间环境资源、交通资源、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不平衡的现象。“对于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而言，应更注重发展中的平衡问题，不仅要满足精英阶层的居住、生活需求，同时还应该让大众宜居。”郑时龄坦言，直至目前，上海还存在“上只角”、“下只角”的地区差异，要让公众更公平地使用各种城市设施。眼下城市汽车保有量不断上升，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明显影响。相信，随着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环保意识的增强，上海会限制汽车的拥有量，同时不断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上海目前规划的轨道交通网络已达1 051公里，已建成的有11条线，在建的有5条线（段），这方面也有助于减少车辆的增长。现行的私车额度拍卖仅作为对汽车保有量进行控制的手段，未来或许还可以通过限流、限行等措施缓解交通紧张的难题，比如像意大利米兰等城市对进入中心城的汽车收费等。”注重土地二次开发对于人多地少的矛盾，郑时龄认为将来上海应更注重土地的二次开发。“因为上海不像其他城市，动辄有几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面积可以用于新城建设，因此像世博会那样，把原先的工业用地作为世博园区，这种二次开发是上海将来的（用地）趋势。”^[1]在自然生态建设上，上海也在不断推进。郑时龄表示，外环沿线规划了500米宽的绿带，目前已建成了100米绿带。建设生态安全体系的目标之一是，让上海市民出门500米就有绿地、小型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每个区都要有一所公园。同时，要对上海的整个水系进行有效保护，保证水源安全。

（三）对于近一年内周围生态环境的看法

在此次对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过去一年，您周围的生态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时，认为“更加恶化”的青年占比最高，为38.5%；感到“没有任何变化”的青年占35.3%；表示“有所改善”的青年仅占26.2%。也就是说，大于7成的上海青年对于2012年以来上海的生态环境状况并不满意。

与性别作交叉分析后，认为“更加恶化”的女性青年占40.2%，高于男性青年的36.6%；而感到“有所改善”的女性青年占24.6%，低于男性青年的27.9%。由此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女性青年对于周围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明显比男性青年要低，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女青年相较于男青年更加感性、细腻，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从事不同职业的青年对近一年以来周围生态环境的看法存在差异。行政领导层、自雇佣者、在校中学生中认为“有所改善”的占比最高，分别为36.2%、40.6%、44.7%；政府机构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或公务员以及经理、厂长、总监等在内的管理层、技术人员、三资企业（或私企）公司普通职员（包括业务员、基层主管）中认为“更加恶化”的占比最高，分别为48.9%、43.7%、40.1%、43.0%；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以及体力劳动者、在校大学生、家庭主妇、未就业或无业青年中认为“没有任何变化”的占比最高，分别为45.5%、40.0%、41.6%、54.5%、41.0%。这些分析数据说明，对周围生态环境最为不满意的青年多为从事一线业务技术或管理工作的职业人群，他们具有更直接的接触周围生态环境的机会；而未直接参与社会企业生产、制造等具体环节的青年如学生、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行政领导层对于上海近一年来周围生态环境的感知没有前者敏锐，存在盲目乐观的现象。

表2.3　不同职业青年对于“近一年来周围生态环境变化”的看法（%）

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需要自然生态系统强大服务功能的支持，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同程度陷入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缺乏、交通阻塞等困境。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我国城市的物种数量比以前有明显减少，以上海市的佘山为例，佘山是上海市近郊唯一的山林地带，也是保存较好的自然地段。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始，人们就发现这个茂密的森林公园中，生物种类在减少。调查表明，有119种（包括变种）被子植物，已在佘山消失或濒临灭绝。^[2]在一些地质结构比较复杂的城市，滑坡、泥石流、塌陷等现象出现的频率提高了很多。地区地面沉降和地下水位降低不仅使城市面临着建筑环境的受损，而且也使地下水资源的使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时也增加了城市内涝、城市防汛的风险和压力，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影响。据统计，上海40年来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2 900亿元。^[3]

城市生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城市人口的剧增是众多城市生态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不仅打破了城市人口的结构，降低了城市人口的平均居住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平均文化水平和平均经济收入等并消耗了更多的能量、资源。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大，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城市生态安全问题。（2）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不断地侵占周围的农田、森林、草地等，使城市向周围扩张而使城市受到自然的保护越来越少。一些城市占地面积扩大了，占据了流经河流的更多的流域，降低了河流的自净能力，给下游的城市带来额外的污染压力，严重的会直接影响到下游城市的用水。（3）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建筑高度的不断增加，人为物质流的不断增大，使城市基质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平衡。^[4]另外还有一些城市的建筑规划没有充分研究城市的地质结构，而造成了不合理的建筑。（4）一些城市目前还是粗放型的工业城市，不注重资源的利用率，科技含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产业单一化。产业单一化的城市经济系统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其主要产业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城市经济系统的瘫痪，甚至整个城市系统的混乱。（5）目前我国城市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城市法律都还处于试行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系统。^[5]针对城市中的一些环境破坏、噪音污染，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等问题的立法还不完善，一些未表现出来和刚出现的问题还来不及写入法律，就形成了一些给不法分子留下的空子，造成社会秩序法律空白和经济秩序的混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