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拉列一书的评论是否存在问题？

四、相关评论

中国穆斯林社群，传统上多不为外界所知晓，更不为西人所了解。英文文献中最早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以书的形式出现的，当属英国传教士海恩波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 in China：a Neglected Problem）一书（Broomhall 1997/1910）。但自海恩波之后，直至以斯拉列的研究出版之前，英文文献中几无以书的形式出现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因此，以斯拉列的书，是自1910年以来，西方学界首次以一本书的形式，试图理解中国穆斯林社群的一种尝试。另外，英文文献中，以斯拉列此书，恐怕是用社会学族群理论框架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唯一专著。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以斯拉列及其研究是值得赞扬的。

但是，正如白培莉（Barbara Pillsbury）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读者想凭此书寻求对中国穆斯林及其与汉人关系的了解，恐怕是不能遂愿的（Pillsbury，1982）。以斯拉列此书自出版以来，履受诟病，特别是许多对中国穆斯林有所研究的学者，对之多不以为然。至今为止，据笔者所见，西文文献中有4篇有关此书的书评，作者分别是H.D.R.B.（1981）、白培莉（1982）、罗志豪（Erhard Rosner）（1982），以及Eden Naby（1988）。除德国汉学家罗志豪的书评外，其余3篇均为英文文献。四位评论者中，仅有白培莉是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专家。H.D.R.B.的评论仅是对内容的大致介绍，Eden Naby的评论将以斯拉列研究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当时研究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的限制。

诸多评论者中，唯有白培莉的评论最具深度，白培莉认为，以斯拉列此书众多缺点当中，最严重的是他不断地将一些可疑的论断和宏大的概括当做事实来陈述，但却没有为这些论断与概括提供多少相关的可靠证据。虽然以斯拉列将此书视为一项社会历史的分析，但却没有提供多少经验的社会学材料和历史细节。以斯拉列此书所呈现的，更像一种心理学所描绘的民族特征，而这种描绘的基础则是来自对伊斯兰法律和教义的简单推断，以及西方观察者的描述。此书主要论断的错误也正好在此，以斯拉列宣称，伊斯兰和儒教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疏离，汉人开始带着一种永远不变的、根深蒂固的憎恨来对待穆斯林，而穆斯林则以轻蔑和自我加强的隔离来反击，因为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的特性，穆斯林总想把“敌占领土”（Dar-al-Harb）变成“伊斯兰家园（Dar-al-Islam）”，所以，长期的共存（co-existence）是不能令他们满意的。因此，以斯拉列宣称，穆斯林身处两方面的压力之中，即来自外在的主文化不断增强的压迫，以及穆斯林自身内部文化对进行“圣战”的要求（Pillsbury，1982），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变成汉人，要么进行“圣战”。而这一切论述，却没有多少经验材料的支撑，某种程度上，只是身处西方的犹太人对中国汉人与穆斯林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想象。

大陆学界对以斯拉列一书的评论，最早见于房建昌1988年发表的《国外研究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概况》一文。房建昌评论说：“该书征引了大量的西方资料，由此所作立论分析有一定价值。但作者也使用了一些中文和日文资料，错误百出，立论就不可靠了。作者曾在台湾学过汉文，但显然功夫不到家。他的治学方法是可取的，所作题目也很有价值，但这是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又缺乏与中国回族的实际接触，所以十分隔膜。外行人会被他唬住，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所以一些新中国成立前研究过回族的来华学者及传教士对他颇有微词……伊氏这几年俨然成了西方研究中国回族史的头面人物，他还主持了一些会议，并出版会议论集，他又发表了一些文章，但资料陈旧，价值一般。”（房建昌，1988）今天来看，房建昌的评论虽然简单，但较为中肯。

继房建昌之后，周传斌有专文评论以斯拉列的研究（周传斌，2000；2005）。周传斌的评论将以斯拉列的研究定位于“回族研究”的框架内，从“对回族史的新反思”、“对回族文化的结构性矛盾的揭示”、“对回民起义的文化解释”等三个方面赞扬了以斯拉列的研究，同时也从“不能解释回族的现代发展问题”、“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遭遇的解释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过于强调回族的整体性，忽视回族文化的内部差异”等三个方面批评了以斯拉列的研究（周传斌，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