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社会主义学院招生简章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甘肃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其中经过两个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0年。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但所用教材基本上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1953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后，甘肃学者也曾以极大兴趣力图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研究，写过一些论文在兰州大学等校进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展开讨论，但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后，这种萌芽状态的研究又顿时沉寂了下来。195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各省市突破苏联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阅读苏联教科书所提出的意见，编写适合我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由此掀起了全国编写教材、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高潮。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原西北师范学院）、省委党校、甘肃财经学院等校的部分教师，在当时三年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教材，尽管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这本教材难免有种种缺点，但编写组从我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毅力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此后，一些学者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论文，或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或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界开始呈现出一派活跃气象。赵从显《现阶段我国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1期）、魏永理《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1期）、顾宝孚、应侠君《对于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几点认识》（《甘肃日报》1963年2月8日）等文章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尤其是宋福僧、王维新、权伯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究方法》（《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3期）一文，提出的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容应包括商品价值形成和商品价值实现两个方面”以及应遵循的规律性的论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后来被收集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纲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1961年甘肃学者韩志德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曾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的编写工作，该书概述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文字简练，逻辑严谨，被誉为初学《资本论》的很好的入门书，被全国一些大专院校作为教材选用，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正是在这一学术研究空气日益浓厚的情况下，在我国著名教育家、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支持下，甘肃省经济学会（筹）于1964年成立了，对推动甘肃经济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时隔不久，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1966年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甘肃的经济学研究受到严重影响。

总之，在这一阶段，甘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特点是：第一，不够深入。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的解说、阐述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第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少，发表的论文少，出版的专著少。第三，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时断时续，不够经常。

二、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0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甘肃经济学界获得了新生。1978年11月正式成立了甘肃省经济学会，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空前活跃了起来。主要表现是：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甘肃学者对此无论在范围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在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方面有朱增明、顾哲会编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注意把系统性和专题性结合起来，力图运用《资本论》阐明的原理，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学术界提出的一些争议问题也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此外，在《资本论》第一卷研究方面还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朱增明《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朱增明、余政《〈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辩证形式浅析》（《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常青《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探讨》（《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3期）、张一帆《商吕拜物教的秘密及“一切向前看”剖析》（《兰州学刊》1984年增刊），都能明辨是非，自成一家。

在《资本论》第二卷方面，有徐炳文、寇银章、罗跃辉、朱增明、王廷湘《〈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浅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王廷湘、延涛、李西林、段德元《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通俗讲座》（《理论学习》1982年第3期）、陆立军《试论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社会科学》（甘肃）1979年第4期）、齐经民《关于再生产时间的几个问题》（《兰州学刊》1984年6期）、袁林《论社会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相互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3期），这些论文都能从不同的侧面究源竟委，执经问难，阐明自己有益的见解。尤其可喜的是一些同志的论文运用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基本原理，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如寇银章《〈资本论〉中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论述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2期）等文章。

在《资本论》第三卷研究方面，武文军《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与我国当前土地的合理利用》（《兰州学刊》1983年3期）一文认为，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抛开所反映的特定社会形式，就土地级差会产生不同劳动生产率这一原理来说，对分析社会主义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的使用都是适用的。文章分析了我国农业中背离马克思级差地租原理的各种表现，提出了调查土地资源，建立土地等级档案；合理安排土地专业化生产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改革土地的经营管理制度，防止耕地乱占乱用；合理调节人口分布，加快落后地区的土地治理等措施。

在《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谢鹏在《兰州学刊》1984年增刊发表的《关于〈资本论〉创作史分期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论》的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1843—1847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和对经济学研究的开始时期；1848—1856年是马克思革命实践时期；1857—1865年是《资本论》主要思想的形成时期；1866—1895年是《资本论》出版及内容不断完善时期。这一分期法与国内学术界传统的分期法不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张一帆《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年表》（《兰州学刊》1984年6期）一文，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过程，为研究《资本论》创作史提供了途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文军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不仅发表了《马克思是怎样解剖英国的——《资本论》创作史研究笔记》（《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4期），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版了《〈资本论〉创作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过程作了比较通俗和详尽的介绍，这在全国尚无前例，对《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甘肃学者和外地学者在研究《资本论》方面进行了横向联合。周元吉与复旦大学联合，参加了由洪远朋主编的《资本论教程》一书的编写，朱增明、周元吉还与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合作，共同编写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为高等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教材。

除了对《资本论》分卷进行研究外，甘肃学者还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分专题作了综合研究。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学术界曾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指消费资料，二是认为指劳动力和消费资料，三是认为指生产资料。寇银章在《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本意》（《兰州学刊》1984年增刊）一文中，认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本意决非建立个人私有制，而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联合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它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消费资料。苏润余《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形成》（《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1期），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按劳分配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形成过程。王世才《〈资本论〉与按劳分配》（《兰州学刊》1984年增刊），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分为按劳分配的依据、范围、尺度、实现方式、原则及发展趋势等六个方面。何昌明在《〈资本论〉关于生产力论述中的系统思想》（《理论学习》，198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未明确提出过系统论，也不是有意识地以系统方法研究生产力的，但《资本论》中包含着的系统思想仍然是丰富而深刻的。史柳宝《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一文，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提出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内涵的新见解，认为从狭义来看，它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认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社会的本质；从广义来看，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这样看，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一个社会形态及其成熟程度。

甘肃学者还积极投入了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争论，发表了陆立军《马克思研究生产劳动问题刍议》（《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4期）、左中海《马克思生产劳动学说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2期）、张之义《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观点指导意义探讨》（《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4期）等论文。此外，赵丛显《学习马克思论国际贸易、国际价格、垄断价格的体会》（《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2期），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指导作用。武文军《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美国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1期）、《（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兰州学刊》1981年2期）、《论社会主义时期〈资本论〉的普及工作》（《理论学习》1983年2期）等系列论文，对宣传《资本论》，推动《资本论》学习都起了积极作用。

（二）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材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兰州大学经济系的部分教师罗跃辉、王廷湘、张照珂、寇银章等，为了适应高校和社会上学习经济理论的需要，编写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了比较通俗而浅显的阐释。随后，兰州大学的史柳宝、张照珂、张忠修、徐创风、夏永祥等先后参加了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谷树堂、宋则行等主编的北方十三所高校共同编写的《政治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章节的撰写工作，西北师范大学的宋福僧也曾参加了该书第二版的审稿。这些同志在撰稿中都能潜心钻研，有所创新，例如张忠修在该书资本主义部分中，在其撰写的《借贷资本和信用》一章中，不同意以往教科书中关于银行资本参与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观点，认为银行资本并不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为银行资本家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已经参与了利润率的平均化。甘肃学者刘家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是一本很有特色的著作，该书勇于面对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既大胆探索，又力求严谨，或提出了创新意见，或补充了原来提法的不足，在体系结构及某些内容的安排上也作了新的尝试。西北师范大学的杨守业还先后主编或参加编写了多种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中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简明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地出版社，1989年）。兰州大学的成学真还与我国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魏杰、洪银兴等共同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些教材无论在体系上、方法上、内容上都很有特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经济学界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方面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认真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呈现出了一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一大热点。传统的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甘肃学者张照珂、王廷湘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生产力》（《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3期）一文，认为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中，得不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把生产力排除在外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把生产力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具体考察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才能正确认识和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真正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也不同意那种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生产力的观点，但要在研究生产关系时联系生产力的意见。他们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来，我们工作上失误很多，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片面理解，不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该文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除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外，还被《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若干问题争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纲要》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年》等书作为一家之言，摘要转载。与此相反，李国杰在《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生产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1期）一文中，则仍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同时认为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研究。但他也不完全同意斯大林给生产关系所下的定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关系或所有制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他也否认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更不同意把所有制看成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认为所有制是通过生产关系表现出来，或生产关系是所有制的体现。李国杰的这一观点对于深刻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张永东《经济科学中三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6期），则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作了新的理解，认为把经济科学的对象限定为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被解释成“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把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精神关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精神关系），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他还认为经济科学是由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方法学构成的。党国印、夏永祥在《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特征——兼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1期）一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涉及经济领域中的一般问题，它应是一门经济领域中的综合性基础科学，但不是对各种经济现象的简单堆砌，而是把各种决定全部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并用决定经济增长的主导范畴贯穿前后。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早在1981年甘肃学者伏耀祖就发表了《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样化模式》（《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3期）一文，明确提出了我国所有制结构应有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起主导作用，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观点；二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上不搞一个模式，而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出发实行多样化。后来，伏耀祖又在其主编的《中国工业责任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进一步提出了不同所有制的联合体或复合体的主张，认为这是部分所有权与联合所有权的统一，新旧质并存，适应力强，分层管理，现存各种所有制形式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的所有制形式。王大昌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上也从畜牧业的方面提出了建立集体与个体联合所有制的构想。这一时期，在本省刊物上发表的探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的论文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李国杰和李震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企业联合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3期）、李震寰《论横向经济联合》（《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陈荣跃《所有权关系的权变原理与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2期）等。不少同志还著文探讨了各种经济成分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主要有李晓帆《我国现阶段合作经济刍议》（《兰州学刊》，1983年1期）、王杰《关于个体经济的性质问题》（《兰州学刊》1981年2期）、徐创风《论我国现阶段私人经济的性质与作用》（《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2期）。这些论文对促进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改革都起了积极作用。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形式，如何进行全民所有制改革，甘肃学者进行了广泛探索，刘爱芝、贾福海、顾宝孚《试论改革完善国家所有制形式》（《社会科学》（甘肃）1982年4期）一文，认为国家所有制改革的标准，概言之，要在有利于责、权、利的结合上给企业和劳动者以充分的自主权，改革的形式可提“国家委托制”，即国家代表全民，把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委托给企业和部分劳动者去经营管理，使企业和劳动者享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这就使生产资料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归全民所有。他们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讲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见地的。由李国杰主编，高新才、马壮昌等人参加编写的《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探讨》（宁夏人民出版1990年）一书，突破了把股份制与资本主义画等号的传统观念，将其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一种基本形式。该书对股份制在国外的产生和发展，我国股份制的产生和现状，我国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必然性和意义，我国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和评估、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经营和管理、资本结构和利益分配、扩展和破产、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市场环境和法律保证以及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的实现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肃经济学界争论最热烈的课题。早在1979年宋福僧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的原因及其发展前途》（《社会科学》（甘肃）1979年1期）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并存来说明，而在于：第一，社会生产的分工，由此而引起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需要以交换作为二者的媒介。第二，交换必须是等量劳动进行交换，因而必须将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具体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并以价值来实现。第三，为了对生产进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或实行经济核算，也需要用价值这一范畴。由于这一切，使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成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也即具有了商品的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属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前途，宋福僧认为生产的社会分工，因而产品的互相交换，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对生产的计算和监督随着生产越是按社会规模进行就越是必要。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论是两种形式的公有制还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将随着发展而不是相反。这些观点，对于传统的“两种所有制”决定商品生产存在论和社会主义的商品消亡论，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起到了启迪作用。党国英、夏永祥在《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应归结为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经济学专集）中，则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分工和私有权作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而不是分析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分析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唯一出路在于研究生产力状况，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使私有权赋予了商品生产者独立经营地位，而生产力的发展也才使社会分工有了充分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前提。他们还认为生产力状况也决定着特殊商品形式（简单商品生产、典型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被产品经济否定也将由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产生，而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商品经济的过渡性和复杂性。这对认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1980年以来，杨守业等学者相继发表了许多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的文章，主要有《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是计划商品生产》（《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1期）、《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与经济改革》（《经济问题探索》1980年3期）、《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计划调节》（《复旦大学学报》1981年2期）等文，提出将计划生产、计划经济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不完全的，计划性反映了社会生产运动形式上的特点，但它未说明社会生产自身的内容和特性。应该说，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是计划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计划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生产，是有多层次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生产，它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创造出自我否定的全部物质条件时，才能归于消亡。上述观点是在商品生产问题认识上的一大进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能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决定之前三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是计划商品生产”这一命题，表明了他在科学研究上的预见性、创造性以及他的理论勇气。

关于计划和价值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大、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但是，由于受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只是在商品流通中起调节者的作用，在生产中则不起调节作用，只起影响作用，在生产中起调节作用的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的观点的影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长期忽视和轻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否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的调节作用，将计划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把“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甘肃学者刘家声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率先对此原则提出了质疑，发表了《对“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提法的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1979年31期），认为这个原则在理论上含义不清，自相矛盾，在实践中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恶果。文章明确提出：为引起广大干部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取消“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提法。此文发表后，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理论界的重视，商业部《调研资料》加按语转载，为价格改革方案的制订提供了理论依据。专家（卫兴华教授）评论：该文“是在我国经济学界最早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进行分析与评论并否定‘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提法的优秀论文”。此文荣获“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计划和价值规律关系的论文还有：宋福僧《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的地位》（《兰州学刊》1984年4期）、王凤显《试论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统一性》（《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4期）。夏永祥还在《中国农村经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经济问题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约10篇文章，对计划调节与价值规律调节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宋福僧的《从物资流通领域劳动的性质看物资流通体制的改革》（《兰州学刊》1985年2期）、《自觉运用商品经济规律，改革物资流通体制》（《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等文，一再提出了物资流通应该商业化，以及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出来的几个规律性改革物资流通体制的观点。

关于价格和价格体制改革问题。价格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焦点，甘肃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刘家声先后在《农业经济问题》、《光明日报》、《经济学文摘》、《价格理论与实践》、《价格论文选集》、《福建论坛》、《兰州大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成本与价格资料》等报刊上发表了约10篇论文，提出了制定农产品价格必须考虑级差地租因素，制定农产品价格应以劣等地合理经营成本为主要依据，并对我国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以中等地平均生产成本作为衡量农产品价格合理与否的标准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粮食收购价格水平必须逐步提高，对当时我国粮食实行的“倒三七”固定比例价格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以浮动价格为主、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价格模式。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物价部门的重视。杨大明在《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和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提出了以社会主义生产价格等基础进行价格改革的观点。刘可元在《对价格体系改革的认识》（《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1期）一文中，论证了价格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还对如何解决价格体系中同类商品的质量差、不同商品的不合理比价、农产品的购销差价倒挂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李含琳在《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兰州学刊》1986年4期）一文中，对市场价格模式、计划价格模式的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后，提出了我国应以浮动价格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的主张。左中海对价格改革问题也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价格形成基础新探》（《人文杂志》1987年1期）、《社会主义市场价格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5期）、《十年价格改革的理论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1期）等文，提出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市场成为定价主体，在国家指导下以供给者为一方，需求者为一方双向决策，以及现行价格双轨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是一个渐进的、由量到质变的过程，决不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魏兆熏《对价格体系改革中的两个问题的认识》（《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3期）也从不同方面对价格改革发表了有益的意见。

关于按劳分配和工资体制改革问题。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学只是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分工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解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存在的原因。周冰《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按劳分配的决定作用》（《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2期）一文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生产力状况是一切经济现象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无疑也是按劳分配的前提，但它不是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是按劳分配的一个直接原因，对按劳分配具有决定作用。林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要不要按劳分配》（《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5期）一文中，探讨了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仍然是适用的，只不过企业要首先将产品在社会上经过等价交换，然后再在企业内劳动者之间进行“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为此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必须适当分开。王敬村在《试论按劳分配的多层次性和非纯粹性》（《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1期）一文中，还就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充分和非单一性，按劳分配原则也必然表现为分配形式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非纯粹性等一系列特点。并提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理论阶段虽不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原则，但仍不失为主要的分配原则，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党国印、夏永祥在《社会主义劳动力的商品性质与我国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2期）一文中则认为，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仍然是商品，仍然是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因此，劳动力要进行价值补偿，且与企业必须建立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劳动者的工资是依据劳动力价值付给的，依然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赵吉庆在《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条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5期）中，除了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按劳分配并论述了它的物质前提条件的特征外，还特别指出我们对于按劳分配及前提条件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结论，而必须从现实经济运行的客观条件出发，具体把握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物质前提的多层次，分析按劳分配与所有制之间的内在机制，明确所有制内部的财产关系，根除所有制理论上的单一制观点。左中海《试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2期）、成学真《略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2期）、常青《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按劳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从不同方面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作了探讨。李文斌《关于浮动工资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雷定安《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应从何着手》（《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6期）等论文，对如何在工资改革中贯彻按劳分配，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意见。

以上是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较集中的研究情况作了一些概述。此外，还有一些同志著文研究了其他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来耀勤在其参与主编的《国家经济职能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中，探讨了国家如何履行管理经济职能的具体形式和途径问题。王勋铭在《经济科学》1989年1期发表了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原始积累问题文章。张振立、党国英在《殷都学刊》1987年1期发表文章，探讨了必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统一问题。杨大明也发表多篇论文对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和对策、理论房租的耕赋、城镇住宅房租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这一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学者研究出版了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由李国杰主编的《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探讨》外，主要有：杨大明任副主编的（主编为中央党校教授吴振坤）《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理论难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研究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全民所有制与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营者与生产者在全民资产营运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的历史地位，计划与市场，我国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的性质和劳动组合，按劳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制约的引导机制，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等问题。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由高新才主编，成学真、梁积江、郑东生等几位青年学者共同编写的《改革实践与选择》（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对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企业所有制等多种改造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近期模式和目标模式，是一本颇有独到见解的专著。来耀勤参与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所有制结构、市场问题、企业经营机制、分配结构及其调节、宏观调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和探讨。

总之，在这一阶段，甘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空前活跃，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主要特点是：第一，科研论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一些论文及其观点，被全国有影响的报刊转载或转摘，一些专著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我国学术界关注或被实际工作部门采纳。第二，研究队伍有了壮大，不仅老一辈专家、学者仍在勤奋笔耕，而且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崭露头角，有些在全国经济学界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第三，突破了经院式研究的框框，面向实际，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大理论的实践问题的研究。对马列经典著作，也不单纯是进行诠释和解说，而是力图运用其观点、立场和方法，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