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西北民族发展的新特点

绪论:宋代西北民族发展的新特点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葛逻禄、样磨、仲云、粟特、沙陀、回鹘、党项、吐蕃、契丹等民族曾在这里驰骋活动，生息繁衍，并建立了高昌回鹘、甘州回鹘、西夏、喀喇汗王朝、西辽以及青唐吐蕃政权、凉州吐蕃六谷联盟等政权。这些西北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既反映了时代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一、继承与发展中原政权体制

两宋时，活动在西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深受中原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其官职、机构等政权体制及军事制度，均仿效中原王朝的制度，但又有所发展，各有其变异性，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军事上的显著特点。

(一)政权体制的变异

回鹘在其西迁以前，就深受汉文化影响，西迁以后，回鹘所建立的高昌回鹘国、于阗回鹘、甘州回鹘政权以及喀喇汗王朝，其政权体制与阶级构成，更是深受同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西迁后在甘州建立政权的甘州回鹘，其官制除已有宰相、都督外，还出现左温、枢密使等官名。甘州回鹘的官号基本上沿用突厥名号，但兼采汉制，可汗、狄银即突厥语，而国相号“媚禄都督”则是借用汉语“都督”这一汉语官号。

高昌回鹘与龟兹回鹘因生活在同一王国境内的不同地域，因而政治制度一致，实行双王制。回鹘王称亦都护，是回鹘最高统治者，下属有九宰相、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师、御史大夫等官职。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农民、奴隶、萨里则构成了被统治阶级。

由西迁回鹘的一支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其政治体制也是双王制，即汗国分为东、西两大部，由汗族长幼两支分别管理。这两个最高统治者属下分别有下属官员，其官职有宰相、将军、内侍官、财务官，在河中地区还存在近卫军制。

以耶律大石为首的一支契丹人西迁到中亚地区后，将汉文化影响延续到新的地区。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后，因其经济与民族成分的双重性，政府机构继续实行两部制。西辽的中央官制有北、南面官，见诸文献的南面朝官有中书、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等，北面朝官有六院司大王、护卫、驸马、近侍等，地方官名则有秃鲁、八思哈等。西辽总结辽朝灭亡的教训，吸取当地的统治经验，制定了新的统治政策，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并对其附属国采取保存的羁縻政策。

西北吐蕃的政治体制结构，既受中原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又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西凉府吐蕃政权的政治结构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爵并存，这正是吐蕃民族接受中原封建政权的影响，政权具有双重政治特色。青唐吐蕃政权的基层组织是以地域为基础的部落，但也保留有氏族的残余，散处于河湟地区的众多部落是构成河湟吐蕃政权的统治基础。国主是青唐吐蕃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而协助国主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有“国相议事厅”和“国主亲属议事厅”，这是两个互相平等又相互制约的办事机构，这对防止国相专权，调整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吐蕃政权建设的一大进步。

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建国后，沿袭或采用唐、宋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制度，不仅建立了皇帝、名号、纪年制度，而且也仿效中原王朝体制，在中央建立起中央行政机构。不同时期，中央机构设置有所变化和调整，使西夏中央行政机构与宋朝颇多相同。西夏地方行政体制基本沿用唐、宋中原王朝地方行政建置的府、州(郡)、军、县等制度。

(二)军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的军事制度是建立在政治体制的基础上，与政治制度相适应。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仿照宋朝的制度而施行，全民皆兵制度是党项民族性的体现，但军事上分左、右两厢及监军司兵马均为中央直辖，这是西夏以军立国、集中军权的体现。西夏以法治军以及种种战术，既是党项民族特色的反映，也是汉族军事思想的影响。

吐蕃、回鹘、喀喇汗朝、西辽的军事制度皆与其政治体制相适应。青唐吐蕃政权是以李立遵、温逋奇、唃厮啰集团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三大集团均有自己的部族军，而散居在秦凤、泾原二路以及熙、河、洮、岷、叠州等西北沿边的吐蕃部族则成为宋政府抵御西夏的劲旅，是宋朝四种兵制之一的蕃兵。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各立首领，分领族帐，与此相适应，回鹘军事体制则是领主部落兵制，军队精锐，勇悍善战。喀喇汗王朝军事制度具有宗教特色，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喀喇汗王朝，全军信奉伊斯兰教，以“圣战”为号召，进行征服战争，从而使攻城略地具有了宗教色彩。西辽军事制度深受汉文化影响，接受了中原王朝专制主义制度的影响，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军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总之，西北少数民族政治体制与军事制度既是对中原政权政治体制的继承，又是发展与变异，这正是西北少数民族迅速封建化的反映。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特点

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繁荣阶段，与宋朝同时并存的西北各民族政权，均不同程度地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农牧共举，全面发展，是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共同特点。

党项内迁以后，获得较为有利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阶段向阶级社会过渡，向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发展，其所占有的银夏兴灵地区，生产力虽然落后于中原地区，但亦早已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对党项社会发展，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虽然西夏自立国后，党项“社会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经济关系，在党项社会内部是纠结在一起”^[1]。学术界对何时为西夏社会奴隶制终结与封建制开端进入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虽有种种不同观点与认识，但不可否认，此时党项社会形态毕竟已进入封建制，形成了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并存、具有党项民族鲜明烙印的社会形态特征。

封建制社会发展阶段为党项族社会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建立西夏国的党项羌原以畜牧为业，不知稼穑。内迁后，在汉族先进的农业文明的影响下，党项人逐渐学会耕作，但由于地域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还没有形成规模。建国后，其统治地域扩大，在封建化的进程中，党项人已认识到土地的使用价值，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农作物品种繁多，公私储粮骤增，农业逐渐成为西夏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畜牧业是党项族传统经济部门，历唐末五代至宋初，除一部分党项人学会农耕外，大部分仍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以及不定居的游牧生活。西夏建国前，疆域的狭小，使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立国后，疆域的扩展，畜牧业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在社会生产中仍居有重要地位。农业和畜牧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夏手工业有了一定规模，分工更加细致，门类众多，生产水平和制作技艺有所提高。西夏的商品经济虽远不如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但其内部交换以及与中原地区及各族之间的交换相对比较兴盛，随着农业、畜牧、手工业的发展，其商业贸易也有长足的进步。总之，西夏社会经济呈现出农牧并举、全面发展的良好局势。

西北吐蕃所居的河湟、河西地区与汉族农业区毗邻，广为散布的吐蕃部族与汉人错居杂处，深受封建制社会影响，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传入，使吐蕃人“重牧轻农”的观念开始转变，农业生产逐渐受到重视。公元10世纪以后，吐蕃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产量提高，私人储粮增多，但由于吐蕃人传统的“重农轻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农业经济在吐蕃人整体经济结构中始终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吐蕃人居地具有从事畜牧的优越条件，及其自身就是牧业民族，这就决定了吐蕃以牧业为主，畜牧业是西北吐蕃主要的经济部门。根据其所居地域的不同，畜牧经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部落为单位不定居的游牧经济，另一种则以家庭为单位定居的半农半牧经济。两宋时期，西北吐蕃以当地的农牧业产品以及丰富的矿藏为原料，因地制宜地发展了诸如采矿、金属加工制造、皮毛加工、酿酒、建筑、制陶等民族传统手工业，其门类众多，水平不一，但均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吐蕃的手工业生产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民间性的特点，同时也深受周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影响。散居的西北吐蕃与各地区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共同市场，但其商业贸易水平与规模处于不平衡状态。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用下，西北吐蕃地区成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商业贸易区。

这一时期，迁徙到西北地区并建立政权的回鹘族已进入封建制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经济以灌溉农业为主，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趋势。

回鹘人在进入高昌之前，主要从事游牧业生产，迁徙至高昌后，逐渐适应了当地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逐步走向定居，从事灌溉农业，而畜牧业是其重要的经济部门。甘州回鹘则根据本民族的特点，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同时又充分利用河西走廊地区宜于农耕的良好自然条件，兼营农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产品和产量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狩猎则成为高昌回鹘、甘州回鹘人经济生活的另一补充形式。甘州回鹘、高昌回鹘的手工业均有较高水平，门类众多。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中西商路的畅通，这就为善于经商的回鹘民族创造了经商的优越条件，使回鹘人商业贸易活动，既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交流，也使西北地区封闭局面有所松动，并逐渐趋于开放。

迁徙到中亚地区、并建立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的一支回鹘人与契丹人，均逐渐适应了西域和中亚地区生态环境与自然条件，其社会经济在原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喀喇汗王朝的农业经济在原从事农业生产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畜牧业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捕鱼狩猎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补充作用。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重视手工业生产，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使手工业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且有矿冶、金属制造、制陶、纺织、造纸等众多门类。喀喇汗王朝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中西交通的枢纽之地，因而与中原宋朝，北方辽朝，南方、西方的印度、伊朗、阿富汗以及西亚、北非、东南欧都有贸易关系，货币经济发达。

西辽所在的中亚地区，灌溉农业与非灌溉农业成为西辽主要经济部门，畜牧业在西辽境内仍占有重要地位，成为西辽国势强盛的物质基础。玻璃制造、制陶、采矿、兵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长足的发展。在疆域辽阔的西辽帝国境内，阻碍经济发展的关卡壁垒减少，促进了货币流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加强。

三、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

这一时期，由于深入广泛的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西北和中亚各族人民在继承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原汉族思想文化，中西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诞生了“合成式文明”即“综合性的新文化”。

产生于中原地区、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学，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至北宋时，一种新的儒学形态——理学在中原地区兴起，并盛行一时，儒学成为中原王朝的统治思想。以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具有稳定、和谐、整体化的发展模式与强烈的辐射渗透力，这对由单纯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西北少数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汉文化传播与发展中，使他们逐渐向汉文化认同。

在党项族兴起与立国的数百年间，儒家思想文化渗透到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融入西夏文化之中，儒学成为西夏治国的思想武器与精神支柱。元昊称帝立国的形式，明显地表现出向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接续道统之意，而且国名、帝号均渗透着儒家文化的色彩。西夏在典章制度上的“汉化”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吸纳，这为西夏封建化提供了政策与制度上的保证。西夏崇儒尚文，建立国学，传授儒家之道，以帝号尊崇儒学先师孔子为“文宣帝”，首先突破了历代汉族统治者对孔子的封谥规格，抬高了孔子的儒学地位。西夏文字的创制更是“合成式文明”的具体表现，是对汉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典型。西夏文字从形体上看与汉字相象，有学者称为“汉式文字”，但又不同于汉字的特点，正如张澍所言:“乍视，字皆可视;熟视，无一字可识。”西夏文字的创制是按照汉字的“六书”理论，制定会意、形声、形意的三大法则，并率先创造了一些字作为基础，演绎繁衍出更多的西夏文字。显然，西夏文字的诞生是合成式文明即综合性新文化的结果。

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学对吐蕃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位于宋朝西北沿边的吐蕃部族与吐蕃政权，随着与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往，也必然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宋朝统治者对吐蕃用“中国法教驭之”，即施以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设立蕃学，赐以国子监书，以儒家经典作为蕃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致使吐蕃也“渐行中国法教”，渐习汉法，渐有华风，学习汉字，向往汉族封建文明。南宋时，吐蕃首领益麻党征更是深受儒家君臣道义的影响，抵拒金朝的诱降，“备见忠节”。显然，吐蕃人也以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信仰标准和价值取向，儒家文化逐渐渗透到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西州回鹘与中原各地联系紧密，中原汉文化予其深刻的影响。宋太平兴国七年(982)，王延德出使至高昌时，看到西州回鹘仍使用唐朝开元七年历，有敕书楼，珍藏有唐太宗、玄宗御札诏敕。而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于阗回鹘可汗李圣天自称是唐宗属，其服饰如中国，其殿皆向东，称为金册殿、七凤楼等。

喀喇汗王朝、西辽等亦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作为喀喇汗王朝统治民族的回鹘人，西迁以前就受到中原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已有相当发展的文化，西迁后，喀喇汗王朝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综合性的新文化即伊斯兰——突厥文化。《福乐智慧》作者玉素甫的思想自成体系，独具一格，即吸收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又接受了儒家思想文化，形成了一种综合性思想文化体系。儒家传统的大一统的观念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将喀喇汗王朝与中原视为一体。中国古代哲学对其伦理思想的影响则更为深刻。

契丹辽朝是深受汉文化影响，进入封建化的一个民族政权，辽朝灭亡后，契丹族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是辽朝在西域的延续，也是中原汉族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陈垣先生认为西辽五主，凡80年，皆有汉文年号，可知其在西域曾行施汉文。《辽史》卷30中所保留的耶律大石的一些汉文诏谕，这均说明汉文曾是西辽政府的官方文字。

总之，这一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既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又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合成式文明或综合性新文化的出现，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四、佛教的传播与伊斯兰教的东渐

这一时期，西域中亚及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各具特色，西夏、吐蕃、回鹘、西辽均以佛教信仰为主，喀喇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基督教、道教、景教、萨满教等其他宗教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充分反映了西北民族的多种类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一)佛教在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

当中原地区佛教渐趋衰微之时，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却尊崇佛教。随着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党项统治者要用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因此对佛教大力提倡。西夏佛教中心开始由兴庆贺兰地区向西扩展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也成为新的佛教中心，西夏境内形成了以甘凉、敦煌安西、兴庆贺兰及黑水城为中心的新的佛教分布格局。这就使佛教在西北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西夏国教。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政权，西夏统治者不仅大力提倡、尊崇佛教，而且对密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其他宗教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但其势力与规模远不及佛教。

唐末五代时期，散居于河西、陇右、河湟地区的吐蕃虽然已与青藏高原的吐蕃脱离了联系，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仍炽热虔诚。宋代西北吐蕃佛教深受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双重影响而独具特色，其诵经与坐禅方式受汉地禅宗北宗的影响。西北吐蕃的崇佛与重僧，不仅是吐蕃“佞佛”之俗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回鹘人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由萨满教转信摩尼教，佛教也有所传播，但不占统治地位。9世纪中叶，西迁的一支回鹘来到西域地区，这里佛教盛行，这就为以后高昌回鹘汗国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受其影响，高昌回鹘后期，佛教势力开始在王国中取得绝对优势，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9至10世纪，是高昌回鹘佛教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高昌、龟兹、北庭成为佛教中心。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佛教主要是大乘教，但小乘教派也有所传播。龟兹地区有深厚的佛教基础，龟兹回鹘的佛教也很发达，并与中原王朝有密切的宗教联系，佛教活动一直持续到11世纪末。另一支回鹘人由漠北迁到今河西走廊地区，这里久盛不衰的佛教文明对回鹘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摩尼教转而信奉佛教。

高昌回鹘、甘州回鹘以及沙州回鹘等都奉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不仅尊崇佛教，也对佛教之外的任何宗教都不排斥，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均有流行。

12世纪中期后，东来的契丹人占据了喀喇汗王朝，西辽开始统治天山南北地区。西辽奄有喀喇汗王朝后，改变了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及对其他宗教加以限制的政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信仰自由，因此西辽境内各种宗教异常活跃。建立西辽的契丹人原先信奉的是原始的萨满教，以后随着王权的确立及阶级结构、封建关系的发展，原始宗教信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辽国建立前后，佛教开始传入契丹，以后历代统治者皆尊崇佛教。辽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部西迁来到中亚地区，他们对佛教的信仰在这里得以延续，佛教在西辽王朝的直辖领地得到传播与发展。

(二)伊斯兰教的东向传播与发展

在佛教传播的同时，伊斯兰教东渐，越过葱岭，渐至龟兹、于阗一带，致使西域佛教盛行的不少地区，改信伊斯兰教，这不仅对当时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也影响深远。

伊斯兰教东渐与喀喇汗王朝有密切关系，喀喇汗王朝的回鹘人成为伊斯兰教东渐的重要媒介。在喀喇汗王朝初期，波斯曾被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传入波斯，布哈拉、撒马尔罕曾是传播伊斯兰教的中心城市。随着喀喇汗王朝不断与波斯诸王朝的征战，伊斯兰教逐渐传入喀喇汗王朝，最终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

7世纪下半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亚地区，但当时发展缓慢。萨曼王朝东侵，使伊斯兰教习俗在喀喇汗朝滋生蔓延，而喀喇汗王朝王室成员萨图克主动、自发地信奉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的传播推向高潮，从而确立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但此时，伊斯兰教并没有在全国普及。显然，萨图克皈依伊斯兰教，实质上是相对落后的畜牧经济与相对先进的农业经济的较量，是从事游牧的萨图克向往较为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当伊斯兰教演变成喀喇汗王朝国教，成为统治阶级工具时，也就是伊斯兰教强制、武力传播方式的开始。萨图克以“圣战”的名义进行征服战争，用武力将伊斯兰教推向喀什噶尔、八拉沙衮，强迫喀喇汗王朝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又同于阗展开宗教“圣战”，用武力将伊斯兰教传入于阗，最终实现喀喇汗王朝伊斯兰教化，这种伊斯兰化实质上是“突厥化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东渐丰富了这一时期西北民族的文化交流内涵，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辽、宋、西夏、金时期，西北各民族及其政权在政治制度上的继承与变异，经济上的全面发展，合成式文明的诞生，佛教的传播发展与伊斯兰教的东渐，是这一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充分说明这一时期是西北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同化时期，也是与中原王朝相互依存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充分证明西北各民族及其政权均不同程度地进入封建社会发展阶段。

该书是对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简略论述，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对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简略概述;下编是对有关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研究状况的综述。是书概括地勾勒出宋代西北民族的生存空间与历史发展脉略。书后附有这一时期的四幅形势图及参考文献。

由于时间、精力、学识及篇幅的局限，是书有不尽完善之处，有待今后继续探索。

【注释】

[1]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