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和印度之间的保安人

第一节　商贸往来

保安人早年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少量的牧业；有的人家自养少量的山羊、牛、驴等牲畜，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早年在保安城内有各种手工业匠人，这些匠人中除少部分汉人外，主要是保安人。他们有制作土枪、弓箭的，有铁匠、木匠、鞋匠和金银匠等。四寨子一带也有制作妇女头饰的，如银盾、耳环、笛子之类的金银制品。他们的手工艺很好，经常为寺院雕像作画，深受当地土族、藏族人民的欢迎，收入较高，又受人们的尊敬。在保安族的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商业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营小本生意是保安人经常的商业活动。有钱人做大生意，贫苦百姓做小买卖，商业几乎与农业一样成为保安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保安人经商的特点是行商，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北各地。早年的行商中最有名的是“藏客”和“松潘客”。保安人在定居大河家以后，商业更加活跃，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北地区、西藏乃至印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按其资本和活动范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为藏客，他们的活动范围广，经商的路途遥远，但是资本多。第二种类型称为松潘客，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甘肃、青海两省的藏区，资本相对来说比较少。第三类是小商小贩，就在附近的一些地方进行交换。保安族人进行大量商品交换的集镇就是大河家和刘家集。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刘家集，县西一百里，居民二百户，三六九为市，产核桃，年出市斗八百余石，花椒万余斤；大河家集，县西一百二十里，居民三百余户，双日为市。”^[1]

一、保安族早期的商贸活动

商贸活动在保安族群众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保安人定居大河家后，商贸活动日趋活跃。

清末的保安地方，随着保安站、堡等行政建制的加强与扩大，不仅成为一条通往西宁和内地的交通要道，而且随着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贸易区。当时，保安堡已有“番”“回”商贾百余家，保安四屯居民共千户以上。村寨相连，各族自成街坊，人来人往，已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

四寨子一带，除资本较大的几家富户既经商又放高利贷外，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仅有几百元。他们从河州、循化或隆务镇集市等地购得一些盐、茶、烟、糖或壶、碗、布匹等，去藏区换得一点酥油、皮毛等畜产品，来往辛苦，本小利微。虽然这些收入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终年长途跋涉，生活极不稳定。

民国17年（1928年），保安族马三十六、马全成、马胡录等10多人第一次经西藏去印度做生意，自此，到印度做生意的保安族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一支经商马队，人数累计前后有500多人次。据“保安三庄”的老人回忆说，过去我们保安人有个讲究，“备好一马三件，不愁走南闯北”，即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一杆好枪。自1928年到1949年的20年间，每年有20至30人从大河家来往于西藏或印度之间。

当时有本钱的人走西藏、印度，本钱小的人走柴达木、宁夏、内蒙古和四川阿坝、松潘做生意，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开始在内地城市如上海、北京与西藏和印度之间做生意。保安商队走的主要线路是藏区和蒙区，因此，被称之为“藏客”和“松潘客”。当时交通工具只有骡马，往返十分艰辛。商队出发前备好食物，约定在一个地点集中，统一出发。每个人要赶上20匹左右的骡马，每4人至5人带一顶帐篷，也有10多人带一顶帐篷的。从4月开始离家，8月到达西藏，到西藏后除留自己的乘骑以外，把其余的骡马卖掉，把银子和白洋换成“印币”，然后骑马越过喜马拉雅山，艰难行走20多天，到达印度边境嘎伦堡地方，把自己乘骑的骡马也卖掉，坐汽车到火车站，又乘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当地买上水獭皮、漆皮、布匹、珊瑚、藏红花、铝制品、琥珀手饰、手表、颜料等货物，于同年腊月返回西藏，把部分货物在西藏售出，又在西藏买些毛毡、耗牛等物品，途经青海藏区时出售一部分货物。因路途遥远，加之牲畜走得又慢，第二年11月才能回家。回到家后把牦牛和剩余的货物在当地全部销售。商队经过青海时，按所赶骡马的多少，给马步芳一定数目的税钱。为防备路途土匪抢劫，商队中的每人都有一支好枪，是从青海官方那里买来的，他们有时同青海官方商队一同走。因保安商队凝聚力很强，具有团结协作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个个机智勇敢，擅长做生意，官方商队称赞为：“保安人一匹马、一杆枪、一件皮袄，西藏印度跑趟子，真厉害。”马步芳还会见过商队代表马六十五等人员，欲聘几位副经理，因他们厌恶马家官僚而婉言谢绝。

193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进藏时，保安商队一直护送他到日喀则，因此，西藏僧俗中有很多保安族的好朋友，他们在路途客栈给保安族商队提供过诸多方便。商队中每年有人结伴而行去麦加朝觐。在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中有一批去过印度的“藏客”和走过四川、内蒙古的“松潘客”，以及来往于上海、北京等内地的“中原客”。保安族商客对促进西北地区的商贸发展，增加经济收入，繁荣经济和推动保安族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保安三庄”所处的大河家镇地处于甘青两省和永靖、民和、循化三县交界处，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在民国初年，大河家镇已初具规模，店铺、饭馆、大小商贩近百户，在大河家经营棉布、杂货的有“永盛茂”“兴盛福”“全盛祥”“永盛祥”四家商号，在刘集经营布匹、杂货、副食的有“积顺昌”“渊发明”“敬信义”三家商号。

二、集市贸易和民间商贸

集市，是积石山县民间物资交流和民族贸易的场所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是保安族商贸活动的主要途径。积石山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早在清初，已形成若干集市。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在民国初年就有居家集、吹麻滩集、刘家集、大河家集。新中国成立后，上述四个集市贸易一度十分活跃。“文化大革命”中取缔了集市，将各集商户、摊贩和居民遣送山区务农，使本来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经济政策，恢复了集市贸易，集市又成为各族人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经营工商业、交流信息的中心。集市增添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短短几年间，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迅速发展，市场扩大，买卖兴旺，成为农工商经济联系的纽带。集市贸易交流的商品除各种棉、麻、丝绸、化纤等纺织品、针织品外，还有日用百货、各类家禽、粮食、油料以及瓜果、药材、皮毛、山货、保安腰刀、小农具等；理发、照相、油漆、木工、缝纫、饮食等各类服务行业也相继出现。癿藏、居集、吹麻滩、刘集、大河家五个集市从临夏至大河家公路沿线，各相距1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其中居集和刘家集是原临夏县有名的五大集市（另三个是韩集、马集、尹集）中的两个集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家集、大河家集仍然十分繁荣，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两个地方成为连结青海、甘肃等地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个体经济十分活跃，如今的保安人做生意大部分都坐着飞机、火车往来于全国各地，并将其他城市的商品带到大河家、刘家集。

赶集途中

大河家集临近黄河渡口，赶集的除保安、撒拉、回、汉等族之外，还有黄河对岸青海省民和县的土族、藏族，以及积石关外的循化撒拉族、藏族，是两省三县物资商贸交流的中心。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民族在这里开展各种交易，传递各种信息，交流生产经验，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繁荣了保安族聚居地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