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境界与深层亲和力

3-3.人文精神价值落实/人格上、下境界与深层亲和力

长期以来，“人文精神价值落实”问题为人们所关注，海内外现代新儒家对这个问题深有悬念，都表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表明中国文化有着“自知之明”因子。

人文精神的“价值落实”问题，主要是讲人的问题，中国文化设定下的人格或民族性格在现实中的表现问题；人出了问题，民族的性格或人格出了问题，这问题与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相离、相去甚远了。

人文精神的价值落实，存在一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人，比如，21世纪的国人身上，有没有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遗留？或者说，让这些美好的人文精神能够在何处得到落实，还可以说，当今的国人身上有没有与人文精神相衔接的“点”、“亲和力”？我想，要说明白这样的问题，直观和感受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但却是不够的，搞不好会是肤浅的，因为中国文化和她蕴含的人文精神塑造了一个极具特点的民族性格，是很深很厚很重的，有表现出来的，也有深藏不露的，而在不露之处有心底智慧机关，愈是成熟愈深藏不露。这样，我们今天看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时候，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理解和分析的，即民族性格的表现问题和民族性格的深层问题，而对性格表现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又应当重视中国人行为表现上的“极”现象、中国文化对国人人格境界的设定和在实践上对文化设定的自觉履行。

首先，行为表现的“极”现象。在行为表现上，中国人自古就有“极”现象，比如，孔子仁学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颜回模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颜回如此贫困，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志，不移其乐，“贤哉，回也！”⁽¹⁶⁾说这是孔学君子这种“极”现象，是因为难能，就连颜回在孔子眼中也不是完美的。与此种极现象相对应的，是魏晋玄学的竹林七贤，不拘于礼，放荡不羁，到了最后，简直不成体统。从学理渊源看，玄学是汉魏之际儒道兼综思想和清谈雄辩之风的一种承袭，其行为模式植于“以无为本”，与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背道而驰，是对孔学礼仪的一种过激形式，是对“极端”礼仪的一种反束缚；但是，值得重视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不曾做恶与人，反而是才华之辈。这说明，人类文明需要礼仪和教养，但只能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才会是有效果的，也因于此，现实生活中的玄者遗风，豪爽开明、不拘形迹、不修边幅、放任自由，在中国人身上不为鲜见。中国文化要求人们的行为举止有一定“尺度”之规，待人接物以礼揖让，这种教化，培育了中国人的温文儒雅，却同时又产生出反叛礼仪、不讲修养的副品，“物极必反”。这种两极现象相比较，孔子设计的“儒君子”是难以达到的，放荡不拘虽寡却显而易见，格外引起伦理反响与社会注目，这是因为在文化礼教之下，人们自然用文化礼教去衡量，去评价逆行为。民族性格在行为层面的多彩多姿，与“极”现象的排生效应不无关系。

在中国人身上还有另一种“极”现象，就是在自己“生死”、“危难”在即之时，却能“舍己救人”，“拔刀相助”。比如，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里，日本盘驻东北的所谓“关东开垦团”成员（侵华战争预备军）溃散逃跑，将妇人孩童丢弃在冰天雪地，或弃在深沟老林或丢在路旁庙宇，妇幼老小成千上万，最后还是由受尽日本侵杀之苦、陷入艰难困苦之中的中国百姓人家领养，这就是震人心弦的“残留孤儿”领养故事。⁽¹⁷⁾要知道，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助人，而是发生在不寻常场合、不寻常的事件当中的，因为，一方面，被助者是濒于“死亡”的人群，另一方面，助人者是被侵略、被摧残的普通百姓；一些贫困的普通百姓人家领养濒于死亡的人群，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但在研究中发现，我们的国人百姓在那个紧迫的时候，并无什么“计较”与“计算”，结果，一领养就到“残留孤儿”成家立业，不少“孤儿”学有所成。这件事，再与这些“残留孤儿”四十多年后返回日本时的那些情况相比，更让人感到，中国的普通百姓真是了不起！真可以说，他们是“美”的使臣。这个“故事”以直率而不加掩饰的人与事揭开历史的真实，颂扬了那个发生在普通百姓人家的善举，颂扬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以及两国民间的难以忘怀之情。

其次，行为“极”现象背后的人文设定。以上举出的中国人行为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极”现象，是想说明怎样看中国人的行为表现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为中国人设定的行为上限是很高的，很高尚、很美好的，但却是不可到达的理想境界，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就不能不出现“境界相背”的行为，而再进一步追究其背离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难以避免的相切相离关系，这一点，孔子早已看了出来，这就是他在师生对话中表现出的义利关系辨析的问题意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¹⁸⁾“利”为人之所欲，首先是温饱之欲，财富之欲，同时也是地位之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是，前者虽有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后者贫与贱虽为人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¹⁹⁾可见，利是人之欲，人是不能没有利益欲求的，问题是怎么样处理利义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孔子之言，可以说，孔子看到了义利关系的尖锐性，也因此，将这个关系的道理提升为君子、小人之喻。义利之辩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不讳忌利益的存在和利益的分配问题。

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中国人“境界相背”行为和“义利相背”行为的社会、经济原因。不论从史上玄学兴起的社会背景看，还是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不规行为或不良行为看，都与社会资源占有与其分配的不公平有关系，人格扭曲、行为丑陋，归根结底，是对社会不公平的“负面反抗”。反过来看，我们会相信，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陋表现将随着社会财富及其分配公平程度的增加得到这样或那样的纠正。

第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为中国人设定的行为下限也是高的，也是高尚和美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危难之中“最不应该做什么”这个道德限定，是高尚和美好的。在本能主义的规则里，危难之中保存自己，是一种本能。但在中国文化里，“恻隐之心”是对待患难者“最不应当做什么”的道德要求，最不应置若罔闻，不应落井下石，相反，应当患难与共、同甘共苦。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领养“残留孤儿”这一行为之所以能够出现的人文基础。面对大量被遗弃在冰天雪地里的侵战“孤儿”，冰天雪地里的百姓人家，不但不置若罔闻，相反，却“损己利人”般地用自己的苦难保存“孤儿”的生命。他们在实践上履行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²⁰⁾这一人性规则和道德要求。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国人“骨子里是美的”（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

然而，中国人在常态下“不应做什么”的普通行为下限却是恪守不住的，行为表现却常常反而是比较糟糕的，对于那些“不应该做”的，反而毫无顾忌地做了，随地吐痰、随手乱扔、随处喧哗、随意践踏，长期得不到改正，已经成了老毛病，一种积重难返的“民族病”；现在，在有了“财富”的一些人身上，多了不少的穿戴，甚至手机也双双成对，可是，一种不分场合、以“随便”为“风度”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开会打手机，西装革履不礼貌，公共场所不检点。这种毛病，既缺少个人自省，又缺少抵御这些毛病的社会风气。这些负面行为虽然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文明水平提高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必须是人人负责地对待当下的行为表现。

再次，关于深层境界。一个民族的性格或人格特点，除了看行为层面上的人格境界和各种行为表现，还应当看民族性格的深层境界，即在民族性格深层支配着民族的活力与灵性的潜在境界。

民族性格的深层境界是由文化的核心特质积淀而成，是文化潜意识，但不是文化潜意识的全部而是其核心部分。因此，民族性格深层境界，由于其深层次特性，它的意识功能根深蒂固，人们不但可以自觉地有意识地动员它的作用，而且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照样起作用，在后者情况下的意识功能是作为文化训化的结果、一种文化本能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深层境界，区别只在于潜伏深层的那个文化核心特质之不同。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在于“中和”理念，“中庸之道”构成了民族性格的深层境界，不妨称为“中庸”境界或“中和”境界。关于“中庸之道”对中国人所给予的重要而又不可脱身的规定，笔者在其他场合多有论及。⁽²¹⁾这里着重讲“中和”境界、“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人的独特性，唯有具备中国人的性格才能够比较完好地予以运作，使其显著生效。

前面在讲民族性格形态时曾经说，勤俭、谦让、恭敬、耐劳、克制、孝敬、仁爱、安贫、崇拜、圆滑、自私、欺骗等等人格特质，不为哪个民族所独有，也不为中国人独有，在这一点上，假如允许人们假设的活，我们可以假设“勤俭”特质为民族所属，就不能说唯有中国人具有，日本人也具有，从其勤俭程度看，日本人的勤俭不亚于中国人，M·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曾把勤俭这个特质转换为经济伦理并予以正当化、合理化，用勤俭行为赚钱、累积财富是一种职业观念、“天职观”，从而将勤俭归属于资本主义精神。可见，某一种或某几种的人格特质并不表征某个民族的性格或人格。我们观察和分析民族性格时，还需要从民族性格的诸多构成特质中找出那个起主导作用的核心特质和它的心理功能。基于此，笔者在这个部分，准备提出贯彻民族性格的思考方式、做事方式之“方式”问题。作为民族性格上的“方式”，是模式化了、自成“套路”了的，不管我们自觉与否，都在潜移默化起作用，因此，一旦一种“方式”、一种“模式”、一种“套子”定型之后，就最容易被动员、被激活，尤其在紧迫情境下，最容易被激活、被调用的性格特质是“中和”、“中庸之道”。

“中和”、“中庸之道”，作为“方式”，就是执其两端而用中，在两端之间的运筹。从“中和”的“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这个“天道”规则角度看，“致中和”具有方法论意义，具有普遍性，但却不是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任何民族性格都能够背负着的“天道”规则，切实执行它的“方式”、“模式”、“套子”功用，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唯中华文化塑造下的民族性格才有可能背负起这个“致中和”“天道”。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中庸之道”这种“方式”，使中国人聪明，有灵气，当然，这个使人聪慧、有灵性的“方式”、“模式”、“套子”，如若不守规矩地加以运用，就有可能在聪明中玩弄聪明，适得其反。“中庸之道”会让人把事情做得漂亮，也会让人把事情做得丑恶。但是，如同任何民族性格的正负两面都是正面为主导、为民族不灭不亡的自身力量，在中国人的“中和”、“中庸之道”、“方式”、“模式”、“套子”里，使国人聪明，有灵气这个正面力量是主导；我们深信不移的是，悟性、灵性、智慧、发生于两端之间的“左右逢源”。⁽²²⁾拥有这种“方式”、“模式”、“套子”去自觉并比较完好地运筹百般、发育万物，就多少可以说，这是在实践着“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²³⁾在十分需要民族智慧、需要动员智慧资源的今天，我们应当也必须看到“中庸之道”所蕴藏的智慧资源。如今，从小自家庭问题、朋友相处，大到国事大事、天下大事，都贯穿了人间所有形态的“关系”处理。这个文化嘱托，在实际上是潜入民族内心而永不衰落的，是根深蒂固的，最容易、最经常被动员的文化规则与性格特质。

回头谈人文精神的价值落实问题，价值落实的前提，即现实的国人身上，有没有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遗留？当今的国人身上有没有与人文精神相衔接的“点”、“亲和力”？从而，我们这些生存在21世纪的国人，怎样“训化”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才能够自觉而又认真地履行文化嘱托？

从上面讲的行为表层与行为深层的分析看，中国文化人文精神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结合点、亲和力，集中地存在于两个互有联系的领域，一是存在于创造性活动领域中“爆发出来”的人文情操与民族智慧中，一是存在于普通的常人常事所“潜伏着”的人文情操与聪明才智中。

前者创造性活动领域中“爆发出来”的人文精神，是与民族自觉、科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比较清楚、比较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人文的、科学的教养。这种“结合点”、“亲和力”尤其表现在从事科学、技术、管理、决策等前沿领域的人群中，人文情怀与劳动精神共同推动着这样人群的知识创造、财富创造和社会创造。诚然，这里也需要强调，当我们说“结合点”、“亲和力”较多体现在前沿领域创造性活动人群之中的时候，不是说这样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任何时候都体现了这个“结合点”、“亲和力”所闪动的力量，而是说这样的人群在总体上具有“亲和”特性，这是说的概率特征。这种人群的每一个人同时又是普通的常人，做普通的常事。

从普通的常人常事情况看，国人中相当多的人行为表现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去做，不讲究待人礼节，不遵守公共秩序，不爱惜公共环境，不为人师表，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也必须看到在常人常事的行为深层、在文化潜意识中，有人文情怀与人文使命的潜在观念，在社会结构的下层，在普通的民间百姓中，在广大的农村，有着本能般的宽容与善良，有着老成的“中庸”式市场算计，这是在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中屡见不鲜的事实，也是在本书诸章节中揭示的状况。这又表明人文精神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结合点”、“亲和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和在很大的范围里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潜层。

潜层“结合”状态或潜层“亲和”状态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这种潜层“结合”状态或潜层“亲和”状态多是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二是在随意的和不在意的心理状态下表现出来，三是在遇到意外的情况下，心理兴奋水平和心理警觉水平突然提高，习惯性的行为反应常常最先出现，这种习惯性反应包括了对传统道德和文化智慧的不自觉启用，四是在平常的不加修饰的状态下，心理与行为的反应带有比较质朴、比较纯洁的特点。

前面曾对民族性格的深层境界作了分析，表明被根深蒂固地藏在国人民族性格深层的那个“中和”、“中庸之道”之境，唯国人能够比较好地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由此，可以说，人文精神与现代人的“连接点”、“亲和性”更多地存在于民族性格的深层次之中，作为潜在力量起作用。这就表明，国人具有深厚的潜在优势，另一方面这种潜在优势又应当不断地自觉地动员起来，使人文价值贯彻在显出行为之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也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费孝通教授近年在很多场合提倡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文化自觉”。这是费孝通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的结论，又是他对中华文化久远传承的使命性呼唤。费孝通教授在一次以“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为主题的两岸研讨会上说，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在我这个即将谢幕的老人身上，又一次感受到了个人生命的短暂和文化传承的久远，是使我们的短暂生命融会于久远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²⁴⁾我想，费孝通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绪，才尽力呼吁“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我们不懂自己的文化、历史与民族优劣，则很难有名副其实的深刻的文明修养。切莫有负于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