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

哲学的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¹⁾

李佃来⁽²⁾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每个人都必须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造福社会。谁也没有权利单纯为自己过得舒适而工作，没有权利与自己的同胞隔绝，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正是靠社会的工作才能使自己获得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就是社会产物，社会所有物；如果他不愿由此给社会带来利益，他就是从社会攫取了社会所有物。”⁽³⁾如果说费希特在这里说的文化具有普泛的意义，那么它（指文化）自然将哲学包括于其中。进而论之，如果说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慧的学问可以使人变得聪明，那么它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似乎就更加值得期待了。例如，哲学可以为人们提供方法论和价值论指引，可以养育人文精神，可以赋予人们以信念和理想，如此等等。反过来说，将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支点来理解哲学时，关于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内容应当如何提升、哲学推进的理路应当如何确定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变得清晰明朗。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困顿与争论不休，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社会责任”乃是哲学研究最为根本的依托之一，没有将“社会责任”内在地连接到对哲学的界定、讨论当中。这一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中，就极为明显地存在着。这表现在学术性与现实性、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紧张与冲突中。这样的紧张与冲突，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那些容易被人质疑和诘难的问题呈现出来，但同时也成为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向的重要质点。

一、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紧张隐匿了哲学的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通过教科书体系建构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科书体系所暴露的问题不断被揭示出来。在针对教科书体系的学术反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诉求开始浮出水面。学者们试图通过学术自主性的确立，来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应当说，在学术化的要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发展，总体的逻辑思路被大大推进，一些重要的概念也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返回到其本身的意义上来。然而，不容否认的一点是，完成学术化转向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没有根除之前“体系哲学”遗留的后遗症，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经常惯性地择用原来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在学术性的浪潮中，一系列相互连带且纠缠不清的新问题又悄然而生。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于学术性的刺激，开始撕去单一的面纱，由此罩上花式多样的外衣。先是“重建”、“回归”的呼声和浪潮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继而是在“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五颜六色的学术罩袍下，一个一个不同面孔的马克思被堂而皇之地生产出来，并且相互之间竞相逐鹿，有时甚至捉对厮杀。这种格局，尽管给我们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多观察视角，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发展空间，但由于在概念的迷阵中，言说的话语大都云遮雾罩、晦涩难解，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接受能力，由此导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排斥。即便是许多专业研究人员，也感觉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杂草丛生、界域不明，甚至是视线混乱。⁽⁴⁾例如，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诠释中就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逐渐地把“实践”范畴从传统纯粹的认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并将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进行理解，这自然是关于“实践”之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上的推进，但当人们在“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实践人学”、“实践美学”等名下进行这样那样的学术诠释时，“实践”反倒成为一个极其抽象、极其空洞的范畴。因为人们似乎更加陶醉于对“实践”作一种逻辑上的梳解，而对于“实践”的具体内容，则往往不去具体地说明，由此导致这一看似在任何地方都具有解释力的范畴，却常常因为抽象空洞而任何问题都解释不了。

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意欲何为？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总是被不断提出、不断质疑，显然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者自解不了的惶惑与迷离。进一步推敲，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演绎和以纯粹思辨哲学的坐标来重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问，实质上更多的是重返象牙之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脱离现实的层面，使之蜕变为自言自语的学理公式的铺陈与推导。理论界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追求进行过这样那样的反思与指证，但这样的学理倾向似乎已经被默认为一种潜在的规则，一种思辨逻辑即使悄然离场，另一种思辨逻辑也会被变相地复制出来。极为根本地审视会发现：如此这般的学术话语与研究的定向，并不符合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与指认，进而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然突显出的社会责任的那一度悄然地遮盖起来，甚至直接删除了。为什么这样说？

马克思的哲学是接着黑格尔讲的，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实际上在马克思下述指认中得到了折射：“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⁵⁾，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⁶⁾。马克思指认的潜台词是这样的：黑格尔虽然总是绞尽脑汁地将他所叙述的事物置放于无所不包的绝对逻辑之中，但他对历史和时代问题的感嗅和把捉却是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无法与之比肩的。卢卡奇以及当今众多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解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黑格尔哲学背后的思想场境延伸到了马克思这里，黑格尔以哲学来捕捉现实的理论特质被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自然也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方式）延续了下来。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解构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世界化”即“哲学的现实化”指认为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路，马克思哲学由此成为直指人的生活世界、直指历史与现实、直指社会之改造的思想智慧。马克思对纯粹哲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阐发，皆表明这一思想智慧的现实性定位⁽⁷⁾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人类解放”这样一种绝对价值理念的承诺。所以归根结底，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将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注入于其中的价值哲学。正是由于将社会责任注入到自己的思想结构中，马克思才能够在揭穿了“人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后再去揭穿“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真正实现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如若将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内在理论品格隔离在我们的学术视野之外，对马克思理论话语之实质的“还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径的“厘定”，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本来的意义上实现。这就是学术化浪潮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来的问题，因为在纯粹思辨哲学的概念结构中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隐性地预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结果，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历史语境、当代性意义的屏蔽以及由此而致的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删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祛魅”之后又重新“返魅”，其内涵当可在此种意义上去审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一指认既是对他们自己的哲学的一种精准概括，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理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将历史与时代的内容接入于其中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问题，一定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为关切的问题，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在理论的制高点上把握住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其社会责任才可能彰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学术化之外不绝于耳的另一种呼声无疑是十分合理的，这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联系起来，主张不仅要“回到马克思”，更要“迎接马克思”、“让马克思走进当代”。不过，我们需要澄明的是：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关照的现实，不可能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只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中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明和指导、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说明和指导的事件。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大包大揽、能够为万世开太平的想法，其实不是在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能力，而是对它进行了降格。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关怀，不能仅仅停留于现实事件的层面，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解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作用，还是要通过精深的理论创构并付之以形而上意义上的价值论的诉求来实现，否则，只能使之降低为实证科学和经验主义的理论。柯尔施在20世纪初提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精神，就是要求不能根据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主张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式在实质上只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蔽而不显，理论对于社会、对于现实、对于人的存在的作用自然就会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些年被指证的“自我放逐”，大概也是在这个问题上而言的。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社会责任的意义上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理路，首先应当对玩弄逻辑游戏的学术化追求进行根本性的质疑，祛除包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抽象性的外衣；其次也要对非学术化的实证研究加以省思，让具有乌托邦意义的价值论的思想酶素还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这样的理论定位，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获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最根本性内驱力。

二、政治哲学突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责任

要突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责任，在一般的意义上来反思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紧张与相互挤压，似乎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当下多重的理论与现实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会面对多重的路径选择，如果不去具体地诠证什么样的理论路向是适恰的，以及这样的路向应当如何开拓等，问题还是没有真正地浮出水面、走上前台。就此而论，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主张从政治哲学的路向来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认为政治哲学乃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明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条根本性的理论逻辑。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一方面这是符合马克思所开发出的哲学路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或者与社会政治现象相关的问题的观察和把捉。

首先，我们强烈质疑那些认为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实质上是以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主流政治哲学为范本来评判马克思哲学，其标准的错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马克思哲学的质性推进，正是在政治哲学的问题式中完成的。我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指认在一般的意义上并无不可，但深层透析会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由于有了政治哲学的理论底蕴方才获得其实质性内涵的，否则它只会形成一种因果论、决定论的科学公式，这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上文指证的关于“实践”的抽象研究，如果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支点上，就会变得豁然开朗。马克思论述“实践”，主要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行的。《提纲》第1～9条（特别是第1、2、3、4、5、8、9条）集中论述“实践”概念之后，马克思接着就在第10条和第11条中谈到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区别。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提纲》之前的理论思路中可以发现，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正是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论式中得到意义开发的。因为当马克思从“政治解放”推进到“人类解放”，从而提出共产主义理念的时候，他是在接续并超越近代政治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线路上进行的。从这些关系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性范畴，它的实体性内容就是由政治哲学的论式给出的。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尤其是《资本论》的研究，其实也是由于注入了政治哲学的思想材料才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他对阶级、对革命的阐述是直接粘连在一起的，并且政治哲学所假定的关于人的解放的价值承诺也内在支撑着他的经济学理论，这些都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未曾呈现的内容。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然可以说，通过现实关怀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责任，在马克思那里主要还是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表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然也就获得了最为真实的理解马克思哲学之实质的支点，也获得了在新的境遇中助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依托。

其次，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向度，与一系列现实政治哲学现象与问题的凸显直接相关，例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权力、公共行政、公共理性、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个体权利意识、个体尊严，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凡此种种。当这些现象与问题不断凸显出来之后，淡化传统本体论、认识论等理论范式而进入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应当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具体而论，这一理论思路的现实意义在下述诸方面可以得到直接彰明（这自然也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责任的维度呈现出来）：

第一，对于当今中国现代化、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变革的深层次审视。例如，在传统中国，由于市民社会的缺失，个体意识也十分缺乏，个人并未真正地成为一个主体，公共性也无从谈起。这不利于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也难以促成个人权利意识。在当代中国，以契约关系为主导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取代了传统的经济体系，由此市民社会开始萌生，个人开始成为真正的主体，个人权利意识也在逐渐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与国家，个人与群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等关系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它们也不可能按照理解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去理解。这样一些由社会经济变革所牵引出的政治生活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将之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架构中加以思考，无疑能够为中国个体的现代化之路、为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公共性提供具有引导意义的价值论指引。

第二，对于在资源、收入、就业、医疗、教育以及司法等方面存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深入认识和反思。这些涉及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在当今中国正日益凸显出来，也正日益引起理论界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理由不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当中，因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整体论域中，完全可以开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理论参照和价值引导。

第三，对于以人为本之和谐社会真实内涵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之上的，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诉求，是他的政治哲学最为根本的价值指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都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生活常态的一种追求。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为“以人为本”之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哲学理念的。

第四，对于还将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会连带地关涉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全球共和主义等在近些年流行于西方社会，甚至在中国也有一定市场的政治哲学形态和意识形态。通过对所有这些政治哲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比对与衡论，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适切性和思想的建构性，也可以由此甄别、批判那些打着“宗教”旗号去宣扬和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观念，从而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第五，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问题以及与政治问题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的透析和审视。西方学者近些年在政治哲学，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明显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对全球政治治理的考量和论析中，所以，发展问题、贫穷问题、科技成果运用引发的国际政治问题、多元文化中政治认同问题以及全球平等和全球正义问题等都无一例外地进入到他们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框架之中。将这些问题接入到理论视域之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说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会加深我们对全球化运动之趋势和内在规律的认识，其现实意义自然可以直接彰显。

实际上，在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实践中，政治哲学的专题研究已经脱颖而出，并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学者们从不同方向、角度和层面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探索，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见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打开了政治哲学的理论空间，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智慧。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却暴露出一些需要深入省思和需要不断审问的问题。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出场与在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刺激所致，由此出现用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来嫁接和框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象。这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际的失真和本身的失语，而且又重蹈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之覆辙，因为许多研究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回应西方政治哲学的刺激中退缩到抽象思辨的学理公式之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需要迫切出场的现实背景（我们前面分析的几点）以及它应当拓展的空间几乎不做任何说明，政治哲学这一本应关照和反映现实的理论领域被抽空，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问题在本应出现的领域中被删除。在这样的状况下，形成对中国现代性走向具有引导意义的政治哲学价值论的证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接生于政治哲学中的社会责任的维度，自然也就不可能显现出来了。由此论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是一个完全现成的、可直接上手的理论区域，毋宁说，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多个环节的“去弊”，尤其是要将其放置到实际的场境中（包括现代化、市场经济、科技革命、全球化等多个场境）去开发它的意义空间，只有这样，它才可能从一个被裹住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并由此获致其本然的理论形态。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就彰示了社会责任的回归，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实践的张力关系会得到精当的处理，而不至于由于外在范式的干预遮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涵。

总之，从社会责任的向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路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视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制造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紧张与冲突，因而社会责任的维度总是难以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场域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是可以将社会责任的那一度解放出来的，这源于政治哲学对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紧张与冲突的可能性消解，不过，这也是一个学术自省的过程，因为现下的政治哲学研究并没有将这种可能性完全释放出来，这自然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一个并不轻松的理论课题。

【注释】

(1)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本文为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研究成果。

(3)［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页。

(4)关于学术性带来的凡此种种的后果，穆南珂在《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比较早地作出过分析。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7)李佃来：《逻辑优先还是历史优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检讨》，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